晚清小说中的文明话语——基于世界文明新秩序的思考

在晚清文化语境中,“文明”一词被赋予“进步”之义,主要指向西方现代物质文明。以“文明”为关键词,从人物形象塑造、情节设置、主题旨意三个层面,分析《文明小史》《新石头记》《黄绣球》等晚清小说中的文明话语,探讨晚清作家如何在文学文本中展现文明与野蛮的冲突,探索世界文明新秩序。研究发现:作品主要塑造官员、维新人士、留学生等人物形象,赋予人名以丰富的隐喻含义;以文明与野蛮的冲突推动情节发展;对未来国家展开文明想象,表达重返世界文明中心的美好愿望。

晚清学堂报刊小说的爱国思想及变革主题探究

晚清学堂报刊刊载了由学生群体创作的为数不少的小说作品,抒发了其时青年一辈忧国爱国的理想抱负与积极投身国家变革、振兴的精神与勇气。在保种救国的时代背景与中西文化激荡的社会环境中,作品多取径外来的思想观念,对于国内存在的保守落后思想,力图通过以西律中、中西结合的方式予以变革,体现出晚清青年学子深受外来思想观念的深刻影响,并自觉通过自身所学,挽救将倾之国的爱国热情。

新名词、外来语与清末的“新小说”--以《新中国未来记》《东欧女豪杰》《自由结婚》为例

清末具有革新倾向的小说,在词汇方面,大胆创造、引进和使用了很多表现新事物、新思想、新行为的新名词与外来语。这些新词汇,无论是在思想内容层面,还是在语言形式层面,都改变了旧文学的主题与文体。通过对三部清末“新小说”文本中使用新名词、外来语的统计分析,发现这些“新小说”在思想内容与语言形式两个方面逐渐显露出现代特征。这从一个侧面可以说明清末的文学在新词汇的创造和使用方面为后来的“五四”文学革命在语言层面作出了开拓性、奠基性贡献。

想象的“禁忌”:神怪小说在晚清的中落、续衍及转换

发源于本土的神怪小说传衍至晚清却迎来了它的“终结期”,一方面是书评家们对其犀利而直接的猛然批判,另一方面则是创作者们的“集体噤声”与刻意规避,由此形成了想象的“禁忌”。神怪小说中落的原因与科学话语的传入、义和团事件的爆发以及小说界革命的倡导有关,但其自身的叙事特点与审美特性,以及中国本土巨大的接受惯性,又使得它从“彻底的终结”转向了“可能的再生”,并召唤小说家们开启重新利用传统神怪资源进行创作的新尝试。在通过“有意误读”或“故事新编”等方式重新获得接受的同时,晚清神怪小说亦在向新类型渗透转换的过程中,呈现出颇具现代意义的新面貌。

论西方侦探小说在晚清中国的翻译与传播

运用多元系统论,从社会文化语境、译者主体性、读者视野、出版商等维度整体考察西方侦探小说在晚清中国的翻译与传播情况。结果表明:受到多因素的影响和作用,西方侦探小说的翻译数量多、速度快,传播范围广,占据了该时期中国翻译小说的主流地位,成为中国文学发展与创新的重要推手。同时,也反映出当时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与传播状况,以及中国社会对西方侦探小说的文化认同及其嬗变过程。

明末清初拟话本小说中袭旧诗词的特征及成因

明末清初的9部代表性拟话本小说掺入了大量的古代诗词,其中诗歌275首、词作82首。拟话本小说中的袭旧诗词,以唐诗、宋词为主,是唐诗、宋词经典化的一种表现;以小众诗词为主,较少选用名家名作;以通俗诗词为主,较少选用典雅含蓄的诗词;大部分诗词带有劝诫意义,承载着作者的教化意图。这些特点的形成,缘于明末清初“轶宋窥唐”的文学主张、通俗诗词受明人追捧及书商青睐、小说对道德劝诫的重视、儒家的“诗教”传统等。

清代小说戏曲禁毁问题研究的拓展和深化——评张天星《晚清小说戏曲禁毁问题研究》

张天星《晚清小说戏曲禁毁问题研究》以新禁毁史料的发掘和利用为基础,从社会转型、文艺管理等视角,以禁毁主体、原因效果、法律制度为主体,梳理了晚清小说戏曲禁毁活动在社会文化转型中,如何承袭传统、发生新变;揭示了晚清禁毁小说戏曲的管理制度和活动相较于清代前中期发生变革的主要表现及其动因。全书文献资料翔实,研究视角精当,研究内容深入,问题意识突出,“承袭—新变—当下”的研究思路一以贯之,探索出清代小说戏曲禁毁问题研究的新途径,拓宽了近代文化研究的学术视野。

晚清报刊文言小说发展述论

进入晚清之后,由于报刊的兴起和发展对我国文言小说传统的结集出版模式形成挑战,也对正处在衰落期的文言小说起到了促进和刺激作用,小说创作语体的文白消长也在报刊上表现得更为直观和明显。通过对晚清报刊上八百余篇文言小说的统计和梳理,可以了解这一时期报刊文言小说的总体发展态势和我国文言小说的总体走向。

晚清新小说的伦理叙事与观念转型

晚清新小说关注现实社会问题,反映民众的思想和精神,不仅批判君主专制体制的弊端和戕害个体独立人格的礼教伦理,还实现了从忠君到爱国的思想转向和从臣民到国民的身份转变,具有强烈的时代色彩,表现出救亡图存的政治诉求。晚清新小说君臣伦理叙事和伦理变革思潮交汇互动,在推动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成长与蜕变:论晚清小说中的女学生形象

女性是晚清知识者们主要的“新民”对象之一。在知识者们的倡导之下,一些女性大胆地走出闺阁,去学堂学习,并使自己成为拥有现代知识结构的女学生,从而在晚清的舞台上演绎了一段令人敬佩的成长与蜕变的故事。这些女学生求学的道路并不顺利,基于传统观念的束缚,她们往往需要经过更多的磨砺或某种契机的激发,才能获得思想上的启悟。她们在掌握知识的同时也汲取新思想,并能自觉地将其运用于实践之中,呈现出对女权思想的拥护和追求。一些更优秀的女学生能主动地肩负起救国责任,并以炽热的爱国热情,展示出可贵的牺牲精神。晚清小说中女学生形象的出现,是对古代白话小说中女性形象传统的纠正和变革,也是晚清小说的现代转变中比较重要的要素之一。

《新石头记》连载情实考论——兼及近代报载创作小说初刊文字核勘的意义

吴趼人重要科幻小说《新石头记》在《南方报》初刊至少至第二十一回,并非过往认知的十三回或二十回,而且曾连载完结的可能性极大。《南方报·新石头记》底稿应是四十回成品,是传统章回小说写作方式和晚清报载小说方式的融合,不同于常见报载小说的随写随刊,最符合梁启超“俟全书卒业,始公诸世”的新小说写作期待。吴趼人选择报章连载该小说成品,除前此小说连载的习惯,或也受了反美华工禁约运动的刺激。比勘《南方报·新石头记》与单行本《新石头记》文字,变化之处甚少,更佐证了吴趼人是写定小说交付连载的情实。但两者间也有若干比较明显的文字损益,能令读者管窥从报载本到单行本,吴趼人在文本内外的斟酌考量。

文学史视域下晚清通俗小说的接受困境与价值转向——以狭邪小说为例

近百年来学界对狭邪小说的研究,本质上回应的是晚清通俗小说是否具备文学史“经典”价值的问题。出于文学功利性的要求和精英文化的主导,20世纪上半叶的文学史书写并未给予狭邪小说整体以正面评价,而《海上花列传》却凭借学界积淀已久的“雅俗”观念脱颖而出,开启经典化进程。新时期以后,在多重因素的合力下,研究者展开对狭邪小说文学史价值的重新审视和二次发掘,并由此拓展晚清通俗文学更为广阔的研究视野,从中既能看到近百年来狭邪小说研究的接受困境与价值转向,也可以进一步思考晚清通俗文学未得到充分研究的症结所在。

向心与离心的二重奏:文学地理视阈中晚清新小说的发展面向

晚清文学场域出现了空间位移的新向度,这不仅是社会文化场域变化的必然反映,也是晚清文学基于传统文学的持守与偏移所体现出来的独特意蕴。晚清新小说作为晚清文学场域中的“弄潮儿”,一方面,以自己独有的空间分布在价值引领与小说变革的历史洪流中,印证着“小说时代的到来”,并且以向心聚合的总体路径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学区”。另一方面,在传统帝国的文化文学中心北京遭遇了文学资本的流转以及价值衍化后,晚清新小说形成了以帝都北京为发散中心的“文学区”,表现出创作地理空间的外溢,以及价值上的回溯复古、政治改良和现代批判,在形下和形上层面凸显出与传统小说文类异质的发展模式。双向矛盾运动的“文学区”二元生成在彰显特殊历史文化视阈中文学抉择的同时,仍然具有深层的意义表征和价值指向。

晚清民初“新小说”与新知识的生产

晚清民初“新小说”源于小说界革命,是以“小说”为利器以“新国新民”的启蒙运动的产物。“新小说”宣传“新思想”,传播“新知识”,并借助于文学期刊和民营书局来生产“新知识”。其倡导者与著译者的读者定位主要是中下层社会读者群和新式学堂学生群。这种读者定位具有代际知识结构之变的重要意义。正因如此“,新小说”形成了迥异于五四话语的晚清民初“话语”,形成了迥异于五四新文学现代性的晚清民初文学现代性。

晚清科学小说中的“光学”叙事及其现代性意义

晚清科学小说中存在着不少有关“光学”的叙述。光学叙事的出现建基于西学东渐的历史大背景,尤与西方光学知识及相关器具的传播关系紧密,其在科学小说中主要以两种形态呈现:一种是作为知识展演,为晚清小说家的光学书写奠定相应的理论基础;另一种是具象化为一系列功能各异的光学奇镜,生动构成源自西方的现代视觉技术在本土语境中的回环映现。前一“知识”形态,反映了西方光学在晚清输入中国的既定历史事实,也由此发挥一定意义的科学启蒙功效,而后一“器物”形态,不仅蕴含着创作者对于象征科学力量的西方视觉技术的真诚信服,更是他们参与现代视觉文化的想象性表达与建构的方法论表征,二者具有同等重要的现代性意义。

清末小说翻译中的伪译现象研究

为探究清末小说家的伪译方式及其成因,根据波波维奇和图里等对伪译的定义及罗丹对伪译的分类,结合勒费弗尔的操纵理论,对当时翻译中的伪译现象进行了系统性分析。研究发现:清末小说家通过对文本外及文本内因素的操纵实现伪译,具体方式包括虚构原本、原作者及译者信息,借助外国知名作家的名气,描写异国文化及使用异国语言表达方式等;清末大规模的伪译现象受到了当时诗学变化、意识形态及经济因素等方面的影响。该研究通过探讨清末小说翻译中的伪译现象,深化了对伪译这一特殊翻译现象的认识,为解读清末小说翻译史注入新活力。

“新”出传统:晚清新小说的叙事转变

晚清时代的小说家始终坚定不移保持着传统文化的“本位主义”立场,对于叙事角度、叙事立场以及价值观念的选择保留着文学以往叙事小说的维度以及宏观价值的旨意与趣味,且采取想象的思维逻辑来对民族形象、国家形象进行构建。叙事主题的“道统”色彩、小说人物形象的固化与类型化、章回体叙事框架模式的使用、史传传统和历史叙事的侧重,均表现出晚清新小说浓郁的常规叙事特征。晚清新小说家在文本叙事方面中表现出对常规叙事的冲破与偏向,在叙事思维逻辑层面表现出对常规叙事方法的态度与多元选择。晚清新小说在叙述模式上延续了大量的叙事规则,尽管熟练度较低,不足之处较多,但其在“传统”基础上所衍生的“新”方向具备一定的文化史价值与文论史意义。

晚清商务印书馆在近代小说发展中的典范意义

晚清商务印书馆的小说事业实绩卓著,不仅小说产销量第一,还创办了多种小说杂志,聚合了大批小说著译名家;其义利兼顾的小说经营理念,既策应了"小说界革命"的发展,也直接推动了小说市场的繁荣;而其精明灵活的小说营销模式,更是成为近代小说出版机构的成功典范。该馆留下的文化遗产,并不局限于出版众多的小说精品,其在小说稿酬、版权立法等现代制度建设方面的探索实践,对推动近代出版业的发展同样具有现实意义。

晚清小说创作中的自我禁抑现象——以禁抑诲淫和迷信为中心的考察

自觉遏制诲淫和迷信是晚清小说创作中的普遍现象。狭邪小说作家采用避而不写、简洁含蓄两种方式处理性描写;改良小说作家要求儿女之情关乎国家社会,在创作中采取有情无欲的方式摒弃性欲描写;清末反迷信潮流兴起,作家普遍采取拒绝迷信素材和涉及迷信立即解释这两种方式禁抑迷信描写。晚清小说家自我禁抑淫秽和迷信是作家的创作目的、审美追求、禁毁活动、禁毁舆论等交织作用的产物,这种自我禁抑现象从深层次折射出晚清小说与时代风气、官方和民间规诫碰撞和融合的发展历史。

清末新小说中的“新中国”想象

从具有互文关系而政治倾向迥异的四篇清末新小说可以见出,其时知识精英对中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共同信念,从中可以复现当时知识精英对未来中国的道路设计、实现途径及远景规划的全景。清末新小说对于"新中国"的想象,具有政治启蒙目的,以实现"小说"救国的宗旨。但这些小说文本仅仅停留于"民族国家"想象,尚未完成国家理论的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