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于书院:一种“中间状态”的出处选择——以元末徽州士人赵汸和郑玉为中心

元末朝廷和地方势力对士人的征召,多少存在竞争和笼络人才的意味。士人的出处机遇,从庙堂与山林的二元区分,转向元廷、地方势力和山林的多元格局。面对各方征召,徽州士人赵汸和郑玉抱以“旁观者”的不合作心态。随着徽州路脱离元廷控制,二人对于政治的疏离态度有所淡化,而“忠元”情结渐趋加深。志在山林却又难以与政治完全绝缘,兼具官方和民间双重性质的书院,成为士人安身立命的绝佳之所。隐于书院,是一种“中间状态”的出处选择。赵汸和郑玉的处境、心态和归宿,是观察古代尤其是易代之际士人生存境遇的一个窗口。

交往的情趣:元末明初江南诗人的风雅之好

元末明初诗歌创作呈现丰富、多面的色彩,江南诗人的题画唱和即为其中之一。在社会乱离背景下,江南诗人以题画表达时代之思、离别之情和隐逸之趣,体现出不同一般题画诗的创作趣味和文化内涵。他们以题画送别、交往唱和、共赏题诗等方式,共同促成了这一时期江南诗坛的兴盛景象。元末明初江南诗人在文学交往过程中展现的风雅之好,是构成该时期诗歌创作景观的重要面向。今人建构元末明初诗史图像,江南诗人的题画唱和之作应进入关注视野。

论公安派之“真”的四个层面

在公安派的诗文理论中,“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前人对于“真”这一概念虽颇有研究,但对于“真”的意义层面划分仍不够细致。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将公安派之“真”区分为人格、情感、文体、表达四个层面,并由此探讨“性灵”与“真”之间的关系问题,认为“性灵”和“真”其实是“体”和“用”的关系。以“真”为核心来建立公安派的文学体系,一方面颠倒了二者之间的因果位置,另一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淡化了其他审美风格在公安派文学中的地位和价值。公安派对于“真”的追求,树立了独立自主的人格类型,实现了个人情感的自由书写,促进了晚明非正式文体的勃兴,也代表了晚明“重一己而轻外物”的时代文化精神。

晚唐至元初绘画作品中“单肩包”的样式、功能及其发展的社会因素

在中国服饰史上,与腰间悬挂系结的荷包、荷囊等小型包具相比,可供肩挎的、现代意义上的包则出现得较晚,元代之前几乎没有实物发现。文章基于晚唐至元初的绘画作品,从使用者身份的角度,探讨了这一时期的“单肩包”,具体又包括“单肩挎包”及“斜挎包”的样式及功能。在此基础上,我们分析了促使其发展的社会因素,认为其发展与传教之需求密切相关,同时也是丝路之宗教文化、胡汉文化交流的产物;除此,亦受到蒙元游牧民族服饰文化的影响。

末代武解元任作梅考

文章采用访谈法、文献法、田园考察法等方法,对清光绪二十三年丁酉科贵州武科乡试解元任作梅的生卒年、籍贯属地、武举乡试情况,以及任氏庄园景观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任作梅其人史书有载,三十五岁由文科改试武科乡试中式,成为贵州科举史上最后一位武解元。他见证了清末武科走向消亡的历史,其主持修建的任氏庄园成为研究古代武举制度的“活化石”。

元明之际浙东文人的文学史观与复古旨归

元明之际,浙东文人的文学复古与立身志意融合统一。首先,浙东文人以体、法浑融的三代之文为起点,建构起宗经、尊古而审时的文学史观,“文”的历时叙述与“时”的现实关切紧密结合。其次,浙东文人聚焦古律之变,提倡诗歌音调的尚古。尊尚古体诗的创作风气与讲求协和音调、反对诗歌律化的理论旨趣相辅相成,寄寓了浙东文人的政治理想。再次,浙东文人的立身志意与文学正变观念相互交织,君子之志彰显文学师古的主体价值,形成“人”与“文”的精神同构。最后,“流而为文人”、正变诗风、复古气象等论说,关涉明代文学复古路径的意、辞分衍。元明之际,浙东文人的文学复古与明中后期转向审美化、精细化的文学复古存在显著差异。

秩序重建:元末明初徽州防卫力量的变动

元末明初,徽州防卫力量经历了从宗族义兵到卫所军的变动。在此过程中,徽州义兵先被收编,继而被改造为卫所军;本地兵员被大量外调,外籍兵员调入补充。同时,朱元璋集团凭借不断聚集的政治军事资源,强化对徽州地方的控制,从而使双方由最初的合作关系转变为中央对地方的管辖关系。在朱元璋集团“化家为国”过程中,徽州防卫力量从“本地化”的宗族武装被改造为“国家化”的卫所军队,体现了中央集权的重构;徽州地方势力从防卫力量的主导者重归于公共事务的参与者,则体现了新旧政权交替后地方秩序的重建。

元末明初文人危素行实探赜

危素是元明鼎革时期的一位重要政治人物,参与过元末许多重要政治事件。1368年大都被攻下后,危素向明军投降,这一举动被视为屈节辱命。然而,他降明后不仅没有受到明太祖的重用,反遭流放并最终客死和州,更加引起后世文人对其“贰臣”身份的讥讽。不过,也有部分学者以危素“护史不死”为其降明失节一事进行开脱。通过爬梳史料发现,危素选择仕明或许另有原因,有关他护史入明以及被流贬至和州看守余阙庙等事迹,是后世文人受到传统儒家忠义观念影响的一种历史书写。

晚清修律期间袁世凯与法理派关系探赜

在清末变法修律的过程中,法理派和礼教派就《大清新刑律》的制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法理派主张司法独立、实体法与程序法分离并剔除封建礼教,礼教派认为应当维护地方督抚的裁判权、实体法为体诉讼法为用以及“因伦制礼,准理制刑”。袁世凯在此次礼法之争中对法理派给予强有力的支持,法理派在人数远少于礼教派的情况下取得了胜利。袁世凯法制改革思想与沈家本相通之处颇多,支持法理派与其对“西学”“西法”的认同密不可分。但是,袁世凯成为法理派的同盟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他担心慈禧去世后对其不满的满洲贵族会借机报复,支持法理派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皇权。

论袁宏道《潇碧堂集》对苏轼的接受

在明代轻视宋诗的大背景下,袁宏道推崇苏轼是一个十分值得关注的现象。袁宏道《瓶花斋集》《潇碧堂集》等文集都可以反映出袁宏道对苏轼的接受。《潇碧堂集》作于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至万历三十四年(1606),是袁宏道柳浪乡居时期的诗文结集。柳浪乡居期间,袁宏道与苏轼产生了更深的精神联系,这段时间也是袁宏道接纳和学习苏轼最重要的时期。袁宏道对苏轼的接受影响到了苏轼诗文在晚明文坛的流行,进一步又影响到了明末清初宋诗风气的兴起。

和抄本《园冶》图式与明末版画中的园林建筑——基于循证设计视角的个案研究

本文从循证设计研究的视角出发,将和抄本《园冶》图式与明末版画中的园林建筑进行个案式一一比对研究,并明确提出《园冶》中的图式(即具有范式意义的“设计图样”)是指计成在其造园时所绘制的“施工详图”,经过系统整理和逻辑汇编而形成,具有极强的实践指导性。同时,将明末郑元勋的《影园自记》与《园冶》图式进行“文图互证”,旨在将同一时期的建造说明与建造图纸进行比对,并将《影园自记》视作中国古代园林建筑“小木作”营造的技艺文献。通过验证与比对的研究路径,以呼应阚铎所提及的从“园冶图式”到“建筑图像”的循证设计研究方法。

《明兴野记》与明初河州史事考论

《明兴野记》是近年发现的与明初河洮岷地区历史有关的重要文献,可与《明实录》、《明史》及地方志等资料相互补充稽考,对河州史事记载尤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河洮岷地区重要的战略地位及明朝的民族政策,为研究元明两朝在河州地区的统治等问题提供了新的历史资料。

黑水城元代文献中的“安定王”及其部队

本文对黑水城元代文献中出现的"安定王朵立只巴"的世系、驻地以及在元代末期的活动进行了研究,指出黑水城文献中出现的"朵立只罕翼军人"是安定王在亦集乃路总管府的驻军,这支部队的给养由总管府负责提供。反映了元代宗王戍守部队给养缺乏一定的独立性。

元末士大夫组织“义兵”问题探析

元末农民战争期间,许多士大夫出于"卫身"、"保乡"、"勤王"之目的,纷纷组织"义兵",为挽救元朝做最后的努力。其间,"义兵"组织主要分布在南方地区,组织者主要是在野的汉族士人及一些在任的官员、致仕的旧僚和少数进士。由于"义兵"依托于地方宗族社会和民众力量,且分布较广,故在一定时期内确乎成为抵抗农民起义军的重要力量,短期内实现了"保乡"的目的,收复了一些失陷的地方,支援了元军的军事行动;但从长远来看,它只能在短期内延缓元朝的灭亡时间,却无法阻挡元明更迭的历史步伐。

元代后期欧阳玄的文学批评观

在元代"举世宗唐"理论主张之下,随着理学浸染百余年之下的南方文士政治和文坛地位的提高,元代诗文名家们开始有意识地扭转盲目复古的潮流。作为元代后期文坛领袖,深受理学浸染的欧阳玄,在诗文批评理论方面,把诚意正心作为文学创作第一要求,诗歌创作要求自然和真诚,合乎性情,语言崇尚雅正。欧阳玄的文学主张代表了元代后期文坛的趋势,既有理学主张的实行,又有盛世心态下对前一时期诗文风尚的一贯坚持,同时又有对盲目复古论的批评和性情自然论的主张。他的批评观念对元代后期的诗文创作和明代文学复古产生了深远影响。

宋濂与戴良友谊变异探微

宋濂与戴良是同乡同门好友,在元末明初的文坛上,他们都有很高的声誉。然而,由于政治立场的不同,他们在元末的社会大动乱中,分别走上了不同的政治道路。由于种种原因,戴良与宋濂的友谊很难维持下去。探讨元末明初同门朋友友谊的变化,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当时文人的心态和严酷的生存环境。

乡豪、盐官与地方政治：《庐江郡何氏家记》所见元末明初的广东社会

元末明初的广东是一个乡豪所支配的社会。乡豪势力所支配的格局与社会经济、文化资源的分布密不可分。《庐江郡何氏家记》以何真家族的事迹为线索,详细地再现了元末明初广东乡豪势力崛起直至衰落的历史过程。元末广东群雄竞起,东莞境内势力最强的乡豪们占据了四大盐场和盐栅,他们不仅控制食盐生产和运销,也控制这些地区的盐民。何真的崛起,与控制东莞、惠州地区的盐场密不可分。宋元时期乡豪控制盐场社会的现象,提示我们需要谨慎对待中国历史上王朝统治下的食盐专卖制度。就广东而言,宋元食盐专卖制度似与明代以后的食盐专卖制度有所不同,无论是盐民的管理,还是食盐的运销,宋元时期官府力量显然并没有完全渗透到盐场社会,乡豪势力是盐场社会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元末明初移民与明清桐城文化的兴盛

元末明初,由于战乱等原因,许多徽州、江西等地移民纷纷卜居桐城。经过数代人的努力,通过科举入仕,这些移民逐渐由普通的耕读之家发展成为声势显赫的著姓望族。这些望族的形成,为明清时期桐城文学的发展、文化的繁荣,以及文献之邦的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积蓄了更为持久的力量。

论元末士大夫忠义观念与国家意识

元明鼎革之际,一大批士大夫高扬儒家道论旗帜,恪守忠义观念,坚决与农民起义军为敌,并通过"死节"这一极端方式践履了忠义观念与国家意识,为拯救元王朝的历史命运进行了最后的努力。然而,他们的忠义精神和死难行为并不能阻止元王朝的覆亡之势,元明嬗替的历史洪流最终淹没了他们"我元进士,有死无二"、"虽非进士,但亦忠魂"的生命呐喊与道德呼唤。

晚清变局中的“类桃源”现象及其诗歌书写

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因其塑造的理想世界之境,自萧梁时即成为一固定意象。自唐至宋,人们对桃花源的接受主要体现在桃源的虚、实两个方面。迨至晚清,人们在探讨桃源虚实基础上,因时代的风云际会尤其是在太平天国与清政府对垒局势下,渐多“类桃源”之地的记载和诗意书写。诗人因兵燹而有桃源之思,亦因战乱而知桃源之不可恃,这一情感结构形成了晚清诗人的出处观。晚清变局中对桃花源的书写,既展现出陶渊明所塑造的桃源意象的生命力,显示出传统士人在战乱之际求自怡安适的深层心理,同时也表现出一种调适自我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