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往的情趣:元末明初江南诗人的风雅之好

元末明初诗歌创作呈现丰富、多面的色彩,江南诗人的题画唱和即为其中之一。在社会乱离背景下,江南诗人以题画表达时代之思、离别之情和隐逸之趣,体现出不同一般题画诗的创作趣味和文化内涵。他们以题画送别、交往唱和、共赏题诗等方式,共同促成了这一时期江南诗坛的兴盛景象。元末明初江南诗人在文学交往过程中展现的风雅之好,是构成该时期诗歌创作景观的重要面向。今人建构元末明初诗史图像,江南诗人的题画唱和之作应进入关注视野。

秩序重建:元末明初徽州防卫力量的变动

元末明初,徽州防卫力量经历了从宗族义兵到卫所军的变动。在此过程中,徽州义兵先被收编,继而被改造为卫所军;本地兵员被大量外调,外籍兵员调入补充。同时,朱元璋集团凭借不断聚集的政治军事资源,强化对徽州地方的控制,从而使双方由最初的合作关系转变为中央对地方的管辖关系。在朱元璋集团“化家为国”过程中,徽州防卫力量从“本地化”的宗族武装被改造为“国家化”的卫所军队,体现了中央集权的重构;徽州地方势力从防卫力量的主导者重归于公共事务的参与者,则体现了新旧政权交替后地方秩序的重建。

元明口语中的“判断句+‘(的)便是’”结构

本文分析了《元曲选》和《水浒传》中的154个例句。从来源看，该句型是“N1是N2”与“N2是N1”两个句子的糅杂。从结果看，该句型已是当时常用语，且表达特殊的逻辑意义：主谓项是同一关系。句末的“的便是”已经虚化，相当于助词。

元末明初水浒戏创作模式及其心态的嬗变

元末及由元入明的水浒戏作家处于元代统治政策的第二个大转变时期。仁宗继位后,再一次确定了兴汉法、重文治的统治政策,并抛出了科举选士这根橄榄枝,激活了元朝南北统一后实行钳制汉人政策所带来的文化冷漠气氛,使文人们看到了梦寐以求的积极进仕的希望,在整体上增强了汉族文人的认同感和社会向心趋势。原来致力于运用杂剧这一世俗模式进行文化斗争的汉族文人在一定程度上向传统复归;而理学正统思想的确立,又使得他们的创作内容呈现出迥异于元代的阶段性特质。元代前期水浒戏创作中"替天行道救生民"的市民视角在元末明初的水浒戏创作中已经基本不可见,戏中充斥了儒家伦理道德中的"三纲五常"之道,强调要以正直和尽忠之心来辅佐皇上,"替天行道显忠良"。

韩国学界有关元末明初中朝关系研究综述

14世纪后半叶,东亚格局发生巨变,中原王朝正值元明朝代更替,朝鲜半岛也经历了从高丽到朝鲜的政权更迭交接。之前维系百年的元帝国秩序崩塌,取而代之的是以明帝国为中心的新的东亚国际秩序。在东亚局势的变化与新秩序的建构过程中,各方关系错综复杂,这一历史时期的中朝关系也被中韩两国学界所关注。本文通过系统梳理韩国学界有关元末明初时期的元、明、女真、高丽、朝鲜关系方面的前期研究,对韩国学界的关注倾向进行深入剖析,以期为我国学界继续深入研究这段历史提供有益参考。

元末明初鄂西地区土司归降策略——以施南、唐崖、金峒等土司为例

元末明初朝代政权更迭之际,施南、唐崖、金峒等鄂西地区土司在中央王朝与周边大小反抗势力的斡旋中,其政治态度往往显得"叛服不常"。在不同形势下,众土司使用的归降策略不同,主要表现为其自身利益与血缘姻亲纽带下的见利倒戈、同叛同降策略,投降新主时的上缴旧印策略,以及归降后重赢话语权以便继续进行合法统治需求下的更易名称洗去劣迹策略。

元末明初(1333-1398)僧侣参与的书画鉴藏活动初探

元末明初,多种原因导致文士涌入梵林,僧团势力庞大,僧侣进一步参与到书画鉴藏活动中来。频次尤以大都与江浙一带为显。在鉴藏过程中,僧侣通过多种方式与文士产生互动,赋予古代与新创作的书画作品以“用智”的功能——从中引发正信,进而参悟佛理,起到了传播佛教的意义。最终,僧侣通过书画鉴藏活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自身传教的社会功能。

《澹游集》清丽冲淡诗风的成因及其在元末明初的价值

《澹游集》是元末重要的诗文总集,编者释来复。所录为元代中后期官员、释子、隐士等与释来复唱和之诗文,共两卷,上卷为诗,下卷为文。在“铁崖体”秾丽奇诡诗风席卷元末东南诗坛的背景下,《澹游集》清丽冲淡诗风的成因值得探究:得益于山水寺宇、远离尘氛的吟咏环境;部分继承元延祐、天历诗坛的“清和”诗风,且受元末江浙地区清逸艺术审美的濡染;酬倡之人优游不迫、澹泊清雅的性情;诗人尚自然、倡妙悟的诗学思想。此外,应当认识到《澹游集》清丽冲淡之诗风在元末明初的价值:《澹游集》是元末东南诗文总集的代表之作;于元末“铁崖体”之外别具一格;影响明初部分主情性、尚自然的诗歌。

《明兴野记》与明初河州史事考论

《明兴野记》是近年发现的与明初河洮岷地区历史有关的重要文献,可与《明实录》、《明史》及地方志等资料相互补充稽考,对河州史事记载尤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河洮岷地区重要的战略地位及明朝的民族政策,为研究元明两朝在河州地区的统治等问题提供了新的历史资料。

易代之际作家的时代归属与断代文学史书写——以“明初”诗人为中心

在断代文学史书写中,易代之际作家的时代归属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以往的划分往往是以各人的政治选择作为依据,由此造成对某些文学现象的理解与文学历史实际之间出现偏差。考察元末明初诗人的类型,可以看出,历代文苑传、诗文评、诗选在所列"明初"诗人时,多以其政治归属作为基本准则,而往往忽略其作为易代之际诗人的特殊性,由此在文学史认识上出现误识。文章通过对明初诗分五派等看法予以辨析,试图为理解文学历史的演进和重写中国文学史提供新的视角。

明初苏伯衡《空同子·瞽说》发覆

明初苏伯衡《空同子》与刘基《郁离子》、宋濂《龙门子凝道记》《燕书》并称于时,同为元明之际浙东子书的翘楚,都具秦汉之风。不仅为明代子书开启新端,而且奏起明代前后七子复古派"文必秦汉"的先声。基于此,对后世几乏问津的苏伯衡《空同子》28首发微探幽,还其本相,可补遗珠之憾。

明末清初山东方言并列连词考察——以《醒世姻缘传》为例

《醒世姻缘传》是研究明末清初语言的重要语料。考察该书的并列连词使用情况即可窥视出明末清初山东方言中并列连词的历史风貌。此期山东方言的并列连词没有明确的分工,仍处于大量涌现的时期,"和"、"合"并存。

明末清初实学教育思潮研究综述

不同时期的学者对明末清初的实学教育思想有不同的研究状况。1983年-1990年的研究是从简单的、零碎的研究走向正规化、系统化;1990年-2004年的研究步入了正规的、系统的研究和大范围的比较;2004年至今集中于对颜元思想的研究。每个阶段对清末明初实学思潮的研究也都存在着优缺点,而对颜元的研究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明末清初遗民士人对屈原精神的诠释——以王夫之、钱澄之、屈大均为例

在明清易代的背景下,屈原精神被赋予了新的意义。遗民士人面对天崩地坼的社会大变局,纷纷举起了屈原精神的大旗,其中尤以王夫之、钱澄之、屈大均为最力。三人的经历各不相同,因而对屈原精神的阐释也具有不同的特点。王夫之探讨了君臣关系和屈原精神的实际作用两个经典论题;钱澄之秉承“庄屈无二论”,理顺了庄屈连通的内在逻辑;屈大均作为屈原的后人,在“诗”“骚”关系、君臣关系、庄屈关系上提出了新的见解。三人不约而同地在儒家话语体系内评价屈原,其实质是对复归儒家伦理价值观的呼唤。

埋心不死留春色 径取庄骚慰平生——明清之际学者庄骚兼治现象刍议

明末清初许多士人致力于注解《庄》《骚》,从学术史来看,是明清之际学术界讲究考经证史,提倡经世致用之学的体现;从思想内涵来看,意在借屈原以抒泄内心之隐忧并从庄生之术中寻求自我解脱之道;从他们的处世哲学上来看,他们多数选择了在庄屈思想行为间的折中,这是中国文化中儒道互补精神在行为方式上的一种典型范式。

元末明初浙东诗学与《诗经》传统

元末明初浙东文人推崇《诗经》的价值,借助《诗经》文本及其相关理论,建立了一套标榜风雅的诗学思想,唤醒了《诗经》的理论活力。其标志有四:首先,他们以《诗经》为最高标准评价历代诗歌,将汉魏诗和唐诗树立为《诗经》的“代言人”,却在师其意与师其辞之间出现了纠缠;其次,他们以《毛诗》“正变说”为框架,或以时代政治盛衰解释诗歌变化,或将个人道德修养融入时代政治盛衰之中,或将政治盛衰偷换为文体变迁,从而实现对“正变说”的遵循、突破与背离;再次,他们发扬了《毛诗序》中的“讽谏说”,借诗歌批判现实,表现下位者诉求,并与水嘉事功之学和吴中文学传统相连按;最后,他们受“发乎情,止乎礼义”之说的启发,由明道﹑言情二途追求朴质诗风。

从《韵会定正》看元末明初通语韵母的几项发展

《韵会定正》是元末明初江西人孙吾与所著的一部以反映官话音为宗旨的韵书。与宋元语音比较,该韵书反映出元末明初通语韵母的一些重要发展,且都与近代官话语音演变方向一致。在对这些音变的记录上《韵会定正》起着重要的桥梁作用,它能沟通宋元通语到明清通语的演变脉络。《韵会定正》对于近代汉语语音史的研究有着重要的价值。

《四贤记》剧中人物考评

本文通过对明初南戏《四贤记》剧中人物的考评，指出此剧系由元入明文人依托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采用移花接木、牵合虚构手法敷演成剧，在对正反两方面人物的刻划中透露了作者仰慕前贤、眷恋前朝之情及对政敌的梗梗私愤。本文并对此剧的创作主脑、人物描写、关目构思、艺术价值做了辨析。并判断此剧作者可能是生活在齐鲁一带的文人，推测此剧可能为作者所写四本《四贤记》中的一种。

屈骚精神的历史演变

在中国历史上,屈原及其作品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历代学者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对屈原及作品进行了多层次的评价。在这些评价中,我们发现其间存着许多分歧,每位学者对屈原及其作品的褒扬和贬责各有不同。认真寻求他们的相同点与不同点,分析出产生这些问题的缘由,对进一步研究屈原及作品会有极大的帮助。

南京城营造理念管窥——从《洪武京城图志》与《金陵古今图考》中所见

朱元璋定都南京的原因以及有关明朝南京城的城市建设虽然已有较多的研究与论述,但通过《洪武京城图志》与《金陵古今图考》两部古籍的视角来认识南京城的营造理念仍然较为缺乏。通过对两书的评述与对比认为明初南京城的布局在整体上继承了因地制宜的实用思想,但在象征皇权区域的规划上又恪守儒家的礼制思想。因此虽然明南京城真正作为首善之都的时间并不长,但其在两种思想的合力影响下不失为中国大古都的典范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