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刑事诉讼法治现代化的进程与展望

作为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重要维度,刑事诉讼法治在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引领下实现了现代化的理念更新。以人民群众的新期盼为目标,中国刑事诉讼法治在司法体制改革中推进现代化,通过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取得了影响深远的实践成就。在改革进程中,刑事诉讼的社会治理功能进一步发挥,人权保障作用更加凸显,国内法治、涉外法治得以统筹推进,执法司法中的顽瘴痼疾得到全面整治。但刑事诉讼法治仍然面临理论供给不足、诉讼资源分配制度不尽合理、权力监督制约架构相对薄弱、社会治理功能有待考察等现实困境。在未来需要从科学理论、知识增量、公正司法、能动司法等多个维度回应刑事诉讼法治现代化的需求。

地方综合执法改革的“内卷化”风险及整体性韧性治理研究

推进综合执法改革是实现行政执法体制创新、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是建设法治政府的重要一环。在当前深化综合执法改革阶段,依循政策推进的地方综合执法改革实践受制于诸多主客观因素,地方政府所处的改革生态发生了革命性变化,暴露出其所不能以及乏力的“非韧性”症状,出现了“有改革无变革”的叠变性“内卷化”风险。研究发现刚性过度扩张的环境中改革预期动力消解,“内卷化”风险在改革过程、结果效能、改革效率、边际效益等层面上显现,改革原有政策设计成效不显著。从生成逻辑看,科层制与属地压力叠加生成改革约束、治理机制缺位引发改革结构分散、非常规治理工具依赖演化脆弱系统、地方行为主体异质等共同形塑了“内卷化”风险。由此,在复杂多变环境中实现对综合执法改革“内卷化”风险的因应治理,需在适应地方改革情境张力的基础上,着眼于整体性和注重包容调适的推进路径,系统构建集治理主体、制度框架、运作机制、治理技术、结构功能于一体的整体性韧性治理策略,推进地方政府组织结构的多层次、立体式构造,增强其承载改革的组织韧性,进而实现对综合执法改革“内卷化”风险的治理与规避。

油气体制机制改革十周年:成效与展望

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上,提出了推动能源消费革命、能源供给革命、能源技术革命、能源体制革命和全方位加强国际合作,以及积极推进能源体制改革、抓紧制定电力体制改革和石油天然气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启动能源领域法律法规立改废工作的要求,这为中国油气领域深化改革、全面绿色转型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为全面把握新时代能源安全新战略的总体要求、油气体制机制改革的重点工作与取得的主要成效,系统整理了2014年至今油气体制机制改革的重点法律、政策、标准等文件,定性定量概括总结了主要成效,认为10年来中国坚持推进石油天然气体制机制改革,开展了油气领域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建设、加快转变油气行业政府管理职能、引导和构建油气市场体系、推进改革油气价格机制等一系列改革举措,有力支撑了油气增储上产和行业加快发展。展望未来,随着中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油气行业将健全石油天然气行业法律法规体系、建立起有为政府和有效监管体系、全面建成“X+1+X”油气市场格局、形成“管住中间、放开两头”的油气价格机制,全面保障油气行业高质量发展。

金融强国的实现路径与建设重点

建设金融强国是未来中国金融改革、开放和发展的核心目标。基于国际经验和中国国情,金融强国的实现必须走市场化、法治化和国际化的道路。建设金融强国既要走中国之路,又要体现国际社会所认可的一般共性。因此,在迈向金融强国的过程中,重点是如何把中国资本市场建设成透明、流动性强、有成长性的财富管理市场,并且在市场化、法治化的基础上有序推进金融市场的开放与国际化。

CPTPP背景下越南工会制度改革及其借鉴启示

为顺利加入CPTPP,越南对其《劳动法》及工会制度进行了改革,使之符合CPTPP关于劳工制度的标准和要求。其改革举措主要体现为建立多元化的基层劳工代表组织与完善集体谈判制度。中国的劳动法及工会制度在工会组织结构、批准设立等方面与越南具有相似性。因此,在CPTPP背景下,如何借鉴越南改革的经验教训,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完善符合中国国情的劳动及工会法律制度是我国劳动领域亟须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廉洁合规的理论溯源与范畴界定

廉洁合规作为企业刑事合规的新生事物,廉洁合规的理论基础可通过“政治德性”的理论原点、“特别权力关系”的理论依托以及“软硬共治”的理论进路来寻根溯源。廉洁合规在履职行为层面涵盖了“为民”“务实”“清廉”的政治本色导向,在政治德性的内在要求层面涵盖了“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导向。通过营商环境和政治生态间的互动关系,判断企业廉洁合规的实施效度需围绕国家法律、党内法规来建构企业章程以及内部规章制度。廉洁合规的基本范畴有别于刑事合规、前置于反腐败合规,融贯于行政合规,其强调单位“出责”的全过程性,还应明确个人“担责”的阶段性。

监察官任职条件适用中政治身份偏好问题及其疏解

监察官选用时的任职条件和《监察官法》中规定的监察官任职条件有所区别。监察官选用时的任职条件是从一般性要求到特殊性要求逐步拔高的结果,而《监察官法》中规定的任职条件则是一种基本的资格性条件。《监察官法》规定中与监察官选用实践中任职条件的差异,体现了规范与实践的张力。这实际上是通过立法赋予了监察机关有限的用人自主权。监察官选用实践是将“书本上的法”转化为“行动中的法”的过程,在法定资格条件之上选拔更具优势和竞争力的合适人选。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后,监察官的选用倾向于政治条件较好的中共党员,这一考量有其现实合理性,但也面临着合法性质疑,需要客观、辩证地看待。根据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要求,监察官选任需正确把握任职条件的开放性,兼顾合法性、合理性和适当性要求,选拔具有良好政治素养的人才担任监察官,进而实现监察官队伍建设的专业化、规范化。

宁夏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改革后农村公路质量监管情况分析

根据宁夏回族自治区“十三五”时期农村公路建设过程中暴露出的工程质量监管问题,以及对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改革后农村公路建设工程质量监管情况的调研,从农村公路事权管理与工程质量监督机构三定方案角度出发,分析对比5个地级市、22个县级市(区)成立事务性机构、执法机构、质量安全部门,撤销县级质量监督机构由市级机构代管四种改革现状,归纳总结“只建不监“”全建半监“”边建边监”三种监管模式,针对不同监管模式存在的优缺点,从体制机制、建设、施工、监理、检测等方面归纳农村公路监管目前主要问题现状,从完善质量监管体制机制、实现“建“”管”分离、引进实力强信誉好施工单位、突出监理履约重要抓手,建设合规试验检测环境五个方面提出强化农村公路工程质量监管的方向和策略。

深化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挑战与应对--基于浙江的考察

浙江“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国家试点取得阶段性重要进展。通过率先出台综合行政执法地方性法规,坚持“整体政府”理念与数字化赋能,赋权镇街综合执法,重构了“综合执法+专业执法+联合执法”体系。当前该项改革进入深水区,正面临着来自理论体系、立法体系、改革方式、行政体制等方面的严峻挑战。为此提出了四方面的应对建议。理论上科学界定综合行政执法权责,立法上加强综合行政执法的法律制度供给,方式上注重推进“放管服”改革,体制上加强国家层面对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统一指导协调。

中国共产党执纪效益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执纪成本的分析框架

严格执纪是中国共产党将纪律文本转变为纪律约束效果的重要方式。执纪效益受到多重因素影响,但既有研究始终未能形成系统解释该问题的分析框架。基于新制度主义的成本分析理论,可以构建执纪成本的分析框架。党的执纪成本是指将纪律建设基础投入充分转化为纪律约束效果的过程所耗费的资源,由信息搜集成本、法规适用成本、组织协调成本、纠错救济成本和抵制投机成本组成。新时代纪检体制改革经验表明,执纪成本过高会降低纪律约束的实际效果。因而要推动党在职权配置、组织调整、建章立制方面的改革,实现执纪成本和执纪效益新的动态平衡,最终提升执纪工作的效率。执纪成本框架为观察党的纪律建设提供了有益的中观机制。

统计行政处罚现存问题研究

统计行政处罚作为强化统计监督、依法治统的有力抓手,对深化统计管理体制改革、防范惩治统计造假具有威慑力和良性引导作用。但现时统计行政处罚过程中存在处罚种类单一、处罚缺乏监管、程序违法等现象,由此引发的一系列问题有待探索。通过制度建设完善和系统体制改革推动统计行政处罚,是现存问题解决的重要路径。完善统计行政处罚制度并非一朝一夕之事,如何在情与法、人与统计之间建立良好沟通的桥梁,仍是统计事业与法治工作的研究所向。

习近平法治思想之监察理论研究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完善国家监督体系,加强国家监察和反腐败体制机制改革,提出一系列新理论、新观点、新要求,作出了新部署,形成了内容丰富、内涵深刻、逻辑严密、系统完备、政治与法律密切交融嵌合的科学监察理论。以依规依纪依法为多元依据的相对独立支系统,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理论向度看,该支系统是通过对“公权力监督全覆盖”理论和实践经验提炼总结而形成的认识论范畴,其特定内涵和思想要义具有深刻的理论渊源和文化基石。从实践向度看,监察体制改革属于我国政治体制的重大变革,在宪法上确立监察权,重塑了我国政权组织形式;在机构设置上,国家监察机关与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合署办公,实现了党内监督与国家监督、党的纪律检查与国家监察、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有机统一。监察法的颁行,更是推动了多元法律、法规之间的有效衔接与整合。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监察理论的重要论述不仅丰富了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内容构成,也成为国家监察法治实践迈向新高度的指引,还将推动以“对人监督”为核心的公权力监督理念日益国际化,推动对监察权的再监督体系逐步从以自体监督为主转向以异体监督为主,确保监察权行使的规范化、法治化,最终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宏观目标提供内生动力。

法治视野下的城管综合执法体制研究

通过分析现行城管综合执法体制的现状,找出城管面临的现实困境与城管综合执法体制存在的主要问题,并以行政法治为视角进一步分析城管综合执法体制的混乱局面,剖析城管症结的核心。在此基础上,从法治视野对城管综合执法体制的改革路径和思维进行深入反思,揭示城管执法体制改革与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存在的共通误区;并结合现代法治精神所要求的行政执法理念和先进的现代城市管理理念,对原城管工作理念进行重塑,并探索城管体制改革的新思路。

完善卫生监管体系 保障“医改”目标达成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目标的达成需要完善卫生监管体系。目前的卫生监管体系存在诸如监管缺位、越位和监管效率低下等问题。完善卫生监管体系应以完善卫生法制建设为前提,加快医疗服务信息化建设,强调过程管理,转变政府职能,加强行业监管,并完善社会监督制度。

试论我国学生体育权利制度与不足

我国现有的学生体育权利的制度中,宣言性、原则性、概括性的条款内容占很大的比例,我们只能从其法律原则和精神理念上理解,而可操作性不强,尤其是许多有关学生体育权利的法律、法规中,对侵犯了学生体育权利的法律责任不具体、不明确。保障学生体育权利的实现,要加强学校体育立法工作,加强对学校体育法制的宣传和科学研究工作,加强法律监督,提高全社会对学生体育权利问题的认识。

中国企业所得税制改革与立法问题思考

我国现行企业所得税制存在不少问题及缺陷。比较国外企业所得税制的不同模式,中国企业所得税改革应合并两税,选择统一、公平、规范与简明的法人所得税制模式。中国法人所得税立法应在纳税人范围的确定、税率的设计、应税所得的确定、税收优惠等方面加以改进。

中国出入境管理体制的抉择

近年来,出入中国边境口岸的人员和货物陡增,与国际社会出入境管理体制相比较,中国的出入境管理体制还欠完善。具体表现为专属中央管理的出入境事务由各级公安部门代为管理,公安部门的属地管辖、多层管理导致区域化壁垒、政令不畅;同时,公安、外交部门在护照管理上信息不通,多头执法,易产生管理漏洞。为与国际移民法接轨构建科学的出入境管理体制,中国应尽早出台《出入境法》;改革现有的多头管理体制,争取在北京奥运会前,逐步将全国出入境管理统一置于中央政府监管之下;利用《护照法》刚刚出台之契机,统一出入境证件种类和发放程序,增加并细化签证类别,简化出入境手续;重视人员素质提升,实现从管理职能向服务职能的目标转变。

税制改革背景下《税法》课程“四阶段案例教学法”的应用研究

近年来,我国税制改革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各税种的改革政策层出不穷,给《税法》课程的教学和学习带来新的挑战。本文通过介绍“四阶段案例教学法”的基本原则、基本内容以及在《税法》课程中的应用,探讨如何在税制改革的背景下,充分发挥案例教学的优势,提高《税法》课程的教学质量。

我国反垄断执法10年:成就与挑战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催生了反垄断法,反垄断法的实施则进一步推动和深化了经济体制改革,完善了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反垄断法的任务是维护自由和公平的市场秩序,在这个方面反垄断执法机关和人民法院的成就举世瞩目。反垄断法还催生了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这个制度有助于推进政企分开,实现各类市场主体的权利平等和机会平等。我国反垄断法和反垄断执法尚有不尽人意之处,法律本身尚待完善,打破行政垄断任重道远,执法的独立性有望提高。为了使反垄断法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为了更好地为企业营造公平和自由的竞争环境,完善反垄断法和做强反垄断执法队伍是广大企业和消费者的殷切期盼。

中国农村金融的法律控制体系构建

在农业发展面临转型与升级、农村经济增长进入新阶段的关键时期,农村金融体系中仍存在许多不利因素,成为制约"三农"问题的瓶颈之一,建立农村信用社为主,农业发展银行、农业银行为辅,完善农村保险制度,建立集合作性、政策性与商业性"三维"特征的农村金融体系,完善农村金融法制建设以引导和规范农村金融改革显得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