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事全要素水上“大交管”建设的法治进路

推进全要素水上“大交管”建设,是落实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抓手之一,要践行执法为民理念,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趋势,找准海上重要执法力量的职能定位,厚植海上监管资源和能力优势,不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利用科技手段提升履职能力,并重点在坚持效率优先、优化执法模式、向构建综合监管机制和发挥服务职能等法治角度推进,不断促进海事治理能力的提升。

基于TOGAF的农业综合行政执法信息化架构研究

为了克服农业综合行政执法人员执法手段单一,智能化、规范化执法手段缺乏,统计数据多头填报等问题,研究一种基于TOGAF的农业综合行政执法信息化架构。通过探讨各架构的功能设计和技术实现,构建业务、数据、应用、技术模型。该项研究为执法流程规范化、辅助执法智能化的农业综合行政执法信息化系统提供科学方法与技术思路。

综合行政执法改革过程中的多维结构变迁与能动者策略

推动执法权属地化与综合化是夯实基层政权建设的重要一环,但在政策实践中,并不必然带来治理效能的提升。事权下放后,基层治理结构的实质性变革如何形塑执法主体的行为策略,以提升事权承接的有效性,是亟待回答的重要议题。文章从“结构—过程—功能”的视角出发,对一个街道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进行系统考察,构建理解多维结构变迁中能动者策略生成的分析框架。研究发现,在改革过程中,综合执法部门所嵌入的横向结构在权力、责任和资源维度发生系统性变迁。执法主体在基层治理结构所设定的规则约束与行动空间中,基于复杂性和概率性两个维度,划分四种类型的执法任务,并能动地创设动员式、裁剪式、扩容式等执法策略,衔接再配置的结构性要素与复杂外部事务治理环节,从而有效回应“块块”运作规则和事权下放的内在要求。

治理吸纳执法:乡镇行政执法何以运行——基于中部多个乡镇综合执法改革的经验考察

近年来国家不断强调治理重心下移,行政执法权下沉是其重要表现。以执法下沉为目标的行政执法改革旨在通过行政执法权的属地化配置缓解乡镇治理权责失衡的困境,促进基层治理规范化。但实践中,乡镇行政执法形成“治理吸纳执法”的运行特征,即行政执法作为“条条”体制下的一种专业化事权呈现出“块块”主导的属地化运作,这源于乡村社会的弱执法需求以及伴随多中心工作而来的乡镇治权弱化。行政执法下沉客观上为乡镇提供了新的治理工具,但并未带来预期的执法效益,也没有根本改变乡镇治权不足的结构性困境。乡镇治理权力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基于乡镇治理情景,具体分析行政执法权的性质,才能正确理解行政执法权在乡村治理中的功能定位以及行政执法改革对乡镇治理的意义。

整体智治理念下县域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逻辑基础与规制路径——基于对龙港市“一支队伍管执法”的观察

在全国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实践中,“一支队伍管执法”主要集中在乡镇(街道)层级,县域“一支队伍管执法”是龙港市推进新型城镇化综合改革探索的创新实践。龙港市综合行政执法改革遵循“不建机构建机制,不增层级增协同”的原则,遵循条块协同、整体智治理念,将专业化、数字化、科学化嵌入改革全过程,使法治、协同、效能、服务为民等价值属性统一于县域行政执法领域,形成独具特色的“市直管社区”综合行政执法地方实践。整体智治作为政府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基层治理模式的创新实践,其核心逻辑表现为将制度和技术嵌入治理过程,重置治理结构、重整治理资源、提升治理质效。构建综合行政执法整体智治的治理机制,通过“执法队伍—执法手段—执法程序—执法监督”全过程闭环、多维度规制路径,能够有效破解当前县域“一支队伍管执法”在执法理念、体系构建、体制重整、规范配套及队伍能力尚存短板的难题,保障县域综合行政执法改革成效。

地方综合执法改革的“内卷化”风险及整体性韧性治理研究

推进综合执法改革是实现行政执法体制创新、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是建设法治政府的重要一环。在当前深化综合执法改革阶段,依循政策推进的地方综合执法改革实践受制于诸多主客观因素,地方政府所处的改革生态发生了革命性变化,暴露出其所不能以及乏力的“非韧性”症状,出现了“有改革无变革”的叠变性“内卷化”风险。研究发现刚性过度扩张的环境中改革预期动力消解,“内卷化”风险在改革过程、结果效能、改革效率、边际效益等层面上显现,改革原有政策设计成效不显著。从生成逻辑看,科层制与属地压力叠加生成改革约束、治理机制缺位引发改革结构分散、非常规治理工具依赖演化脆弱系统、地方行为主体异质等共同形塑了“内卷化”风险。由此,在复杂多变环境中实现对综合执法改革“内卷化”风险的因应治理,需在适应地方改革情境张力的基础上,着眼于整体性和注重包容调适的推进路径,系统构建集治理主体、制度框架、运作机制、治理技术、结构功能于一体的整体性韧性治理策略,推进地方政府组织结构的多层次、立体式构造,增强其承载改革的组织韧性,进而实现对综合执法改革“内卷化”风险的治理与规避。

新时代“枫桥经验”视域下基层综合执法改革的结构张力与路径建构

基层综合执法改革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环节。近年来,执法重心下移和执法权下沉有效缓解了基层繁重治理任务与有限执法权力之间的实践困境。然而,执法权下沉并不必然转化为执法效能,二者中间存在复杂权变因素。破解基层执法难题可以从“枫桥经验”中寻找答案。“枫桥经验”随着时代变迁不断丰富发展,体现了中国特色的基层治理智慧。将新时代“枫桥经验”推广到基层综合执法改革中,就是要在自上而下的党政统合、由内而外的价值引导、从外到里的数字技术支持、全面兜底的制度支撑下构建边界清晰、结构稳固的“执法共同体”,建立健全系统性、一体化的基层执法体制机制。

条块互动视角下基层职能整合的实现逻辑——基于S市G街道“三整合”改革的实证分析

在基层治理领域,条线属事与街镇属地之间的权责不对等,制约着基层治理效能的提升。面对基于专业化分工带来的职能碎片化问题,基层治权在职能部门与基层政府间寻求平衡、推进条块部门联合行动,是推进基层职能有效整合、提升基层治理能力的有益探索。从S市G街道“三整合”改革案例切入,梳理当地在行政审批、综合执法、城市管理三个重点领域的改革措施,探究基层治理中条块联合的实现机制。研究发现,基层条块互动并非简单的“条条带动块块”或“块块调动条条”的联动模式,而是在信息机制、压力机制和权责机制共同调节下形成了一种动态化、长效化的条块配合机制。在基层职能整合场域探索条块互动新机制,为深化条块关系提供了更广阔的视野。

北京市街道综合执法改革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以J街道为例

在管理重心下移和给予基层更多权力的背景下,北京市实施了将执法权力下沉基层的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取得成绩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本文以J街道为研究对象,对其在改革中出现的职权使用率较低、缺乏强制性手段和人员积极性有限等问题,提出健全职权动态调整机制,提升基层业务能力,完善相关工作机制和建立保障激励机制的对策建议。

我国国家公园执法机制研究

在缺乏中央立法对执法机制进行规定前提下,我国首批国家公园自建立以来结合自身实际情况,积极探索行之有效的执法机制。从目前各国家公园执法实践情况来看,执法机制可归纳总结分为三类,一是国家公园管理机构综合行政执法模式,二是森林公安执法+属地综合执法模式,三是国家公园与属地相关部门的联合执法模式,这三个执法模式各有优势和弊端。建立以国家公园管理机构为主体的综合行政执法机制是国家公园综合执法改革方向之一,但当前并不适用于所有的国家公园。分析各国家公园当前执法机制和执法状况,主要存在执法队伍力量薄弱,跨省域执法有效性衔接不高,以及执法过程中案件查处困难等问题。针对上述问题,在构建有效国家公园执法机制过程中,应当进一步明确国家公园执法职责,加强执法队伍和保障能力建设,多方面推动跨区域国家公园的执法协同,并在执法过程中规范案件的查处工作。

国家公园综合行政执法改革

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核心要务是整合统领相近的执法职能,实行执法队伍综合设置。这一改革举措在其它领域的成功应用可为改良国家公园行政执法模式贡献思路。通过梳理发现,我国首批国家公园行政执法呈现执法主体多元独立、执法职能整合不一、执法地位保障不同等外在特征,影响了统一规范高效的国家公园体制建立,为此,设计了“强综合行政执法”和“弱综合行政执法”等2种具有不同适用场景的执法模式。其中,“强综合行政执法”的执法主体为属地政府,要求地方政府与国家公园的发展目标易于匹配;“弱综合行政执法”的执法主体为国家公园管理机构(承担资源保护类执法)+属地政府(承担多种社会职能执法),要求国家公园管理机构自身具有较强的资源保护综合执法能力。未来,要真正实现国家公园综合行政执法落地,还需从政策、立法、体制等层面给予充足保障。

基层综合执法一并下放职权的适用困境及其理论纾解

一并下放行政处罚权以外的行政职权是基层综合执法一项核心举措,推进一并下放职权实施的法治化是基层综合执法法治化改革阶段的重要任务。考察现行立法发现,以立法形式规定一并下放职权的地方数量与规定下放的职权种类均较为有限,由此给一并下放职权的实施带来规范依据不足与适用范围过窄的困境。一并下放职权的必要性反映于其服务行政功能方面,具体表现为满足民众生活需求,提升基层执法效能和转变政府管制行政观念。默示权力理论的引入,为一并下放职权提供理论依据,有助于阐明其合法性来源和划定适当的适用范围,彰显出服务行政功能取向。根据默示权力理论,一并下放职权的适用须遵循合法性原则、目的性原则、合理性原则与符合性原则。

乡镇(街道)综合行政执法改革队伍建设问题研究——以山西省J市为例

乡镇(街道)综合行政执法改革是当前全国基层社会治理改革的重要内容,其中队伍建设问题是改革的重点工作。在厘清相关概念的基础上,以山西省J市为例,分析认为,其乡镇(街道)执法队伍建设取得一定成效,但仍存在专业化、专职化、构成稳定性和装备规范性等方面的不足。乡镇(街道)执法队伍建设的经验与启示:(一)创新帮扶指导机制,提升执法队伍人员专业化程度;(二)完善激励机制以增强执法队伍人员动力信心;(三)加大执法人员下沉力度以提高执法队伍专职化与稳定性;(四)统一综合行政执法制式服装和车辆标志以彰显执法规范性与权威性。

以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提升水行政执法质量效能的思考

水行政执法是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履行政府职能、管理水行政事务的主要方式,作为行政执法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与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的总体历程同步。系统梳理了我国水行政执法体制从无到有(1978—1994年)、由分散到相对集中(1995—2002年)、由相对集中到综合执法(2003—2012年)、再到执法职能回归机关(2013年至今)的改革历程。在综合执法体制改革大背景下,水行政执法工作重心从强调执法队伍数量规模向提升质量效能转变。围绕执法力量不足、部分地区委托执法存在障碍、部分事业单位人员难以考证、职责边界不清等4方面剖析了水行政执法体制改革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基于改革现状和问题分析,针对水行政执法体系重构,提出提高思想认识、压实监管主体责任、整合全系统力量、衔接综合执法机构、深化跨领域跨部门协作、完善公众参与机制等对策建议,为深入推进水行政执法体制改革、提升执法质量和效能、保障我国水安全提供参考。

一起生产销售病死牛获刑案件的查处、分析和思考

畜禽屠宰行业监管事关食品安全和公共卫生安全。本文介绍了一起非法生产、加工、销售病死牛(肉)导致人感染炭疽的刑事案件,通过还原事发地农业综合执法机构对案件的查处过程,指出了当前牛羊屠宰以及动物卫生日常监管与行政执法中存在的问题,继而从加强牛羊等非定点屠宰动物检疫监管、提高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水平、健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双向衔接机制3个方面提出建议,供业内同行参考。

关于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有关问题的思考

在我国,行政处罚权相对集中模式是一种新兴的处罚权配置方式,其通过将原本分散于各个部门的行政处罚权进行整合,从而实现权力的科学配置和高效运行。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是顺应我国法治化进程的必然选择,有助于解决“权责不一、多头执法”等问题,实现行政处罚权的规范化和专业化。我国的法治建设为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提供制度支撑,改革实践为其积累了经验,社会诉求是其改革动力。在推进过程中,仍面临法律依据不完善、部门利益难以协调、执法机构职能重叠、执法能力仍不足的困境。需加快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合理划分部门职责、统筹推进体制改革、加强队伍能力建设,集中行政处罚权才能真正落到实处。

未成年人校外培训安全保障的探索与实践——基于X市检察机关的实证样本分析

“双减”政策下,校外培训“地下”办学、违规经营现象多发,给未成年人带来安全隐患。文章基于X市办理的相关案件梳理出违规违法办学存在的性侵犯罪、消防和治安隐患、家庭财产损失和个人信息安全等问题,通过深入分析问题背后的原因,立足“两法”确立的未成年人保护机制和原则,提出从落实入职查询和从业禁止制度、构建多部门合作的综合执法机制、引导行业自律、提升家庭和个人的安全保护意识能力等方面,加强未成年人校外培训的安全保障,促进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

破解“一针穿千线”新矛盾——基层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研究回顾与展望

各地基层综合行政执法改革涌现出多种实践模式,但也出现了权责能失配、行为偏差及权力协调困境等与制度设计初衷相悖离的现象。在执法权的配置上,存在授权主体不适格、决定程序单向度、授权内容不适配等问题。而在授权程序上忽略基层意见表达,授权内容上未能契合基层实际情况、执法需求及执法能力,往往是点燃实践困境的导火索。在结构维度上,改革致力于通过纵向层级间事权调整来提高政府回应社会矛盾的能力和效率,但事权下沉也引发了条块矛盾下沉,使条块矛盾从县域层级的横向碎片化矛盾向基层“一对多”逆向协调难题转向。基层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在结构维度即为横向执法权力或机构的综合集中与纵向下沉,核心是条块关系调整。未来仍需从条块关系入手,从一体化执法界面与专业化分工后台的条块互动关系,解释分流程(界面与后台)、分环节(审批、监管与执法)与分专业(职能部门)交叉的组织形态变化,及其引发的一针穿千线矛盾的新形态、新内容与新行为表现,探索化解机制。

深化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挑战与应对--基于浙江的考察

浙江“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国家试点取得阶段性重要进展。通过率先出台综合行政执法地方性法规,坚持“整体政府”理念与数字化赋能,赋权镇街综合执法,重构了“综合执法+专业执法+联合执法”体系。当前该项改革进入深水区,正面临着来自理论体系、立法体系、改革方式、行政体制等方面的严峻挑战。为此提出了四方面的应对建议。理论上科学界定综合行政执法权责,立法上加强综合行政执法的法律制度供给,方式上注重推进“放管服”改革,体制上加强国家层面对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统一指导协调。

主动作为、权威借助和制度监管:地方政府应对基层执法困境的实践逻辑——以安徽省池州市为例

以池州市为例,探讨在长江禁捕和农业领域行政执法改革背景下基层渔政执法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应对。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在面对自上而下压力时会主动通过内部动员、政策创新来积极主动作为;由于受到执法改革“尴尬期”的影响,在面对执法相对人的信任危机时,会借助强势执法部门来重塑自身权威;非正式执法力量由于管理机制的原因,存在失控的风险,地方政府则通过制度化保障来规范非正式执法人员的工作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