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产权刑法保护模式的构建

数据产权是一种具有财产权属性的新型权利,该权利与虚拟财产权和知识产权具有明显差异。数据产权属于刑法保护的公法益范畴,其应归属于市场经济秩序法益之中。现行刑法有关财产犯罪、知识产权犯罪和数据犯罪的规定均无法实现对数据产权的全面保护。刑法对数据产权的保护应以促进数据流通为主要目标,且应当覆盖数据处理的各流程阶段。对侵犯数据产权行为进行刑法规制时,应对“未经同意”获取数据行为审慎入罪。应增设妨害数据流通管理秩序罪,对“情节严重的”妨害数据流通管理秩序行为予以刑法规制。

法域协调视角下生成式人工智能产物涉知识产权问题研究——以ChatGPT为例

人类情感的表达是人类器官独有的自然反应,而并非是某种规则的产物。作品的认定应当包含作者的情感表达。现阶段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并不具备情感表达能力,只是智能化程度更高的弱人工智能产品。其自身无法承担侵权责任,其生成物并不属于作品。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带有情感的生成式强人工智能产品终有一天会被设计并投入使用,应对相关法律提前进行完善,以满足生成式强人工智能自身能够承担责任的需要。为了保证法律完善的顺利进行,应当坚持政策导向,并遵守法秩序统一性原则。具体完善路径包括:第一,肯定生成式强人工智能作为作者与被侵权人的主体地位;第二,应当明确生成式强人工智能在刑法上的地位,肯定其既可能成为刑法的犯罪主体,也能成为刑法中的被害人;第三,为生成式强人工智能设置专属的处罚方式。

数字化时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保护:基础、困境及应对

步入数字时代,随着技术与经济的进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良性传承与发展对知识产权保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知识产权保护,既回应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创新发展的现实需要,又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与传承的利益平衡需求相契合。现阶段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知识产权保护存在权利主体模糊、权利客体形态复杂、权利内容不清及权利交易不畅的现实困境。对此,为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传承与发展,可以从明晰相关权利主体、构建分层保护体系、廓清相关权利主体的利益边界及建设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交易平台入手,破解当前的保护困境。

类型化视角下非遗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研究

非遗知识产权保护的类型化梳理是非遗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构建的前提,类型化思维和传统概念化思维的有效互补可以化解非遗知识产权保护的规则冲突。以促进文化传承和推动区域经济发展为价值标准规划出非遗知识产权保护的具体路径,通过利益平衡原则指导下的非遗“权利主体”和惠益原则指导下的非遗“保护客体”类型化分析,解构非遗的传统类型,厘清非遗知识产权保护的内容和样态,合理重构非遗知识产权保护类型,为非遗知识产权保护提出有效配置方案,实现非遗知识产权保护的良性循环。

公物法视域下国家文化公园的法治化运行

建设国家文化公园是当前我国文化建设中的重要工作,也是丰富公民文化生活,提升公民文化权利保障程度的关键一环。国家文化公园在建设过程中遇到定位不清、主体不明确、运行规则不健全等难题,集中表现为法治理论资源供给不充分。公物制度作为行政组织法的重要制度内容,与国家文化公园在公益性、国家性和复合性三个层面具有内在共通性,同时能够克服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的主体地位不清、基本属性不明确、管理体制不健全等诸多难题。公物制度的先天优势为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主体与管理体制的厘定提供依据,明确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程序和治理模式,同时为国家文化公园的运行理念、运行方式、运行界限、纠纷解决方式等运行规则的建构提供理论支撑。

私有文物建筑产权问题及其解决路径研究

产权的排他性、经济性特征和产权制度的保障使得产权人对文物建筑的保护行为可以转化为自身利益,产权对私有文物建筑的保护激励作用由此体现。中国私有文物建筑具有公私权利竞合、产权流转的“房地一体”要求、产权量较大的特征,导致产权并未对私人和集体对私有文物建筑的保护行为起到高效的激励作用,具体表现为:公私权利主体行为的负外部性、“房地一体”背景下对私有文物建筑的抛弃、较大的产权量对文物建筑保护的不利影响。针对以上特征和问题,建议通过政府收购和产权置换的方式探索发展权转移制度,建立健全文物行政执法和社会监管制度,完善绩效考核制度,集中合并产权,建立建筑认养制度,从而有效解决产权问题对私有文物建筑的阻碍。

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资源版权问题探析

文物数字资源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重要资源,但产权界定不清、归属不明、保护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制约着文物数字资源的开放利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敦煌研究院丰富的文物数字资源可被划分为九大类,在具有独创性的前提下,均受著作权法保护。目前,敦煌研究院已在文物数字资源版权的界定与保护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并形成有效机制,同时也发现,还需出台相应法律法规、管理办法,文博机构自身加强文物数字资源管理,方能更快更好地推动构建文物数字资源有效管理利用体系,为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贡献研究力量。

电商平台“建立知识产权保护规则”的内涵及判定

《电子商务法》规定了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的“建立知识产权保护规则”义务,但是较为简略的表述导致在理解时出现了不同认识,容易引起法律适用上的不同结果。对此,需要结合电子商务的特点以及相关条文的立法考量来加以把握。“建立知识产权保护规则”义务代表了我国在电子商务活动中开展知识产权保护的最新探索,反映出了《电子商务法》希望促成和确保电子商务平台通过平台自治防控知识产权侵权。因此,建立保护规则需要以现有规定为基础,并以主动治理为方向。具体判定保护规则的建立是否符合要求时,一是分析是否对法律规定加以细化以及是否违背或者降低法定要求,二是分析是否有包含现有法律规定之外的主动防控侵权措施,但是并不强制要求这些措施属于原创或者达到一定程度,三是分析所建立的规则有没有实际执行、有没有流于形式。这样的把握思路既能保证可操作性,也能减少对市场的潜在不利影响。

从RCEP到CPTPP:浅析两大协定对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启示

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和《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为代表的区域性自由贸易协定对知识产权保护提出更高要求,特别在全球数字变革的风口下要注重数字变革与知识产权协同保护。通过对比RCEP、CPTPP两个协定中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规定,找到两个协定在著作权和相关权利、商标和地理标志、专利和关于知识产权权利实施的执法程序等方面有相同点,但在版权和相关权、技术保护措施和权利管理信息等方面不相同;基于此分析两个协定对中国知识产权保护规则的影响与挑战,预测国际知识产权的变化趋势,提出对标国际知识产权新规则的中国方案,包括全面加强数字环境的知识产权保护、构建良好的数字产权发展环境、提升知识产权转化效益、推动国内产业创新发展、推进数字知识产权保护国际合作与交流等。强调中国应积极参与知识产权国际事务,提高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为日后参与制定知识产权国际规则打下基础。

新时代陕西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现状与对策研究

陕西省作为延安精神的起源之处,有众多的革命文物类型和数量,文物的等级也都比较高。文章采用比较分析法和规范分析法,对新时代陕西省的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现状与成效展开研究,发现目前存在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的地方性法规体系化不强、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的管理手段尚存短板和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的公众参与度低等问题。结合全国各地经验和相关理论研究,提出进一步完善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的地方性法规建设、优化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的管理手段、多措并举加强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的公众参与度等举措,以期完善新时代陕西革命文物保护利用质效。

数据财产权益应采用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模式

我国民事立法对数据财产权益保护的规定尚处于空白状态。以我国首例非法调用服务器API接口数据贩卖牟利案为切入点,探讨对数据财产权益保护究竟应采用财产权保护模式还是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模式这一争议。从数据财产权保护模式存在的理论困境、采用数据财产权保护模式无法获得审判实务证成、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处理数据侵权纠纷案的司法实务经验及立法规制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明确在立法上应采用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模式对数据利益分配和侵权司法救济进行规制,无需创设复杂的、具有较强排他性的数据财产权,构建既能较好保护数据持有人的合法权益,又能有效促进数据流通和使用的数据保护制度。

风景名胜资源的刑法保护路径:一个三阶的分析框架

最高人民法院第147号指导性案例开辟了以《刑法》第324条第2款故意损毁名胜古迹罪保护风景名胜资源的先河,其意义不仅在于裁判思路上的创新,更在于对风景名胜资源刑法保护的再次确认。为了进一步厘定第147号指导性案例审判思维,化解故意损毁名胜古迹罪在司法认定中的难题,明晰生态环境领域权力和权利、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的边界,采取“对象—行为—法益”的三阶分析框架,构建风景名胜资源的刑法保护路径。在指涉对象的界定层面,故意损毁名胜古迹罪中“风景名胜”资源指涉的是生态景观而非生态景区,以维护自然保护区、国家公园与风景名胜区之间刑法保护的协调性。在“损毁”行为的认定层面,采取“嵌套规制论”的适用理念,以风景名胜资源的“毁坏”为主要标准,以“价值减损”为补充,明确违法行为与犯罪行为的边界,避免刑事认定的过分严厉。在法益价值重述层面,采取“1+X”模式归纳风景名胜资源的法益价值特征:其中“1”指代风景名胜资源的基础的、原始的生态法益特征,“X”指代风景名胜资源作为自然、人文遗产所蕴含的文物法益属性,其下又分为生物法益价值、启智法益价值、审美法益价值与经济法益价值。不同的法益价值类型对“严重损毁”的刑事认定有不同意义。具体而言,风景名胜资源的生态法益、生物法益、启智法益(科学研究价值)遭受“毁灭”,启智法益(科普价值)、审美法益受到“价值减损”,是刑法启动保护风景名胜资源的条件;风景名胜资源的经济法益不影响刑事违法性判断。

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与企业创新--基于知识产权法庭设立的准自然实验

利用各地区设立知识产权法庭的准自然实验,基于2011—2022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从城市层面系统性评估了提升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知识产权法庭的设立显著促进了该地区的企业创新,且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显著;知识产权法庭的设立通过提升该地区知识产权执法效率和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来促进企业创新;知识产权法庭设立对高质量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丰富了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与企业创新关系的相关研究,为促进企业高质量创新、建设知识产权强国提供参考。

意思自治原则在涉外知识产权侵权纠纷法律选择中的适用

意思自治原则应有限适用于涉外知识产权侵权纠纷的法律选择。同时应当对其进行“弱者权利保护”“公共秩序保留”以及“强制性规定”的限制。我国涉外知识产权侵权纠纷的司法实践中,当事人协议选择知识产权侵权准据法的情况极少。在当事人未选择准据法的情况下,法院的审理存在两方面倾向:一方面,无视知识产权法律冲突,直接适用我国知识产权实体法进行判决;另一方面,适用“被请求保护地法”时直接向“法院地法”逃逸。在现行《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框架下,对被请求保护地在不同情形中应做不同理解:被请求保护地作为知识产权归属和内容的连结点,应理解为权利来源地;作为知识产权侵权责任的连结点,应理解为与案件有最密切联系的侵权行为地。

数据财产犯罪中占有认定的构建方案:公法与私法的双重视角

尽管数据财产的法律地位已被民法典认可,但其法律性质仍然十分模糊,导致刑事司法的定罪路径不一,直接影响占有的有无以及占有规则的判断,这很大程度上缘于数据财产犯罪法益悬而未定。基于数据财产价值性、无形性、依附性和非排他性的内在特征,数据财产犯罪应以数据安全法益与财产法益相叠加的双重防线法益保护为模式,放弃“独立保护模式”和“绝对附属说”的主张。在双重防线法益保护模式下,应承认数据财产是兼具财产属性和数据属性的新型财产,且需要重塑侵犯数据财产的行为要素即转移占有的结构内容。在占有的心素方面,行为人不需要针对具体特定的数据财产具有排除他人控制的占有意思,只需概括地明知自身占有数据财产,并有利用的意思追求;在占有的体素方面,独占性要求应被弱化,行为人需要控制或支配获取数据财产的任一“通道”,又能依据自身意愿随时获取数据财产。

近代工业遗产保护体系研究——以日本富冈制丝厂为例

富冈制丝厂在民营期推进了日本与世界的近代制丝产业发展,收归市营后得到了多重政策的保护与民众的支持。本研究通过对富冈制丝厂的保护与活用体系进行考察,梳理了日本近代工业遗产保护政策。发现在其西仓库的改造中,使用了新技术,实现了活用、保存、补强三位一体。在遗产的保护制度下既挖掘了工业遗产的历史内涵,又促进了“官产民学”的相互协作。这种体系是值得我国工业遗产保护借鉴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面临的挑战与对策研究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是传统文化的体现。人们在享受非物质文化遗产成果的同时,也要重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的保护。目前,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方面有待改进,比如非物质文化遗产利用方式不当、传承人的权利受到侵害等,不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展。基于此,本文探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面临的挑战与对策,希望能更好地传承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江苏省大运河文化带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研究

大运河作为中国历史上最为宏伟壮丽的运河工程之一,不仅令人惊叹于其工程规模,更因其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内涵而成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载体。国家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为其保护与发展提供了法律支持。然而,在这一过程中,江苏省大运河非遗知识产权的保护问题也逐渐引起关注。文章深入探讨了其保护与发展现状,并进一步研究其知识产权保护存在的问题以及相关对策。

高质量发展视角下企业转型升级工商管理职能探究

在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企业转型升级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课题。工商管理职能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研究旨在探究工商管理职能在企业转型升级中的作用和挑战。首先,文章介绍了高质量发展的背景和企业进行转型升级的必要性。然后,分析了工商管理职能在企业发展中的关键作用,包括在法律法规遵守、企业注册和审批、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接着,探讨了工商管理职能在转型升级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包括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全球化竞争和政策环境的变化等。最后,提出了一些建议,以加强工商管理职能在企业转型升级中的作用。研究发现,通过深入研究和有效管理,工商管理职能可以为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概念析要

中医药传统知识是传统知识的下位概念,具有主体多样性、传承性、地域性、人身依附性、传统性的基本特征。包含静态类中医药传统知识与活态类中医药传统知识。其中,静态知识是指传统医药文献、器械等一定形式固化的知识集合;活态知识是指中医理论、秘方、诊疗技术、炮制技术、养生保健技术等具有潜在改进空间的知识集合。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不同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知识产权,在保护文化传统和经济利益的同时,对传统知识的存在条件也进行保护。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的可行方案包括通过法律手段、行政手段、知识产权手段,在国家、行业、社会层面对上述静态和活态中医药传统知识进行知识产权确权,防止不当占有并进行推广宣传,传承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