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密切联系原则适用方式探析——《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为背景

2010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将最密切联系原则规定为国际私法的一般原则,以立法的形式确认了该原则在国际私法中的地位,彰显了最密切联系原则的重要性。伴随产生的问题是,最密切联系原则应该如何对整个涉外民事法律关系进行调整,最密切联系原则的适用方式是什么?为解决此问题,本文从最密切联系原则的本质属性入手,阐述了该原则适用方式研究的必要性,最终确立了"法律关系要素分析说"作为最密切联系原则适用方式,以期能为司法实践服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评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具有填补立法空白,赋予法院或仲裁机构一定范围的自由裁量权,大量采用平等地对待内外国人、平等地适用内外国法律的双边或选择类型的冲突规范,大量采用符合现代涉外民商事频繁交往背景下当事人经常居所地连接点,以及法律适用中人文主义理念增强等优特点。但在最密切联系原则与意思自治原则,外国法内容的查明,自然人住所,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适用中的人文主义理念,民事主体,第四条的解读等方面仍存在运用、理解或缺陷问题。

中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的实施对涉外海事关系法律适用原则的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以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为主要内容的单行法律,实现了中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规则的系统化和现代化,在中国国际私法的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该法对于研究涉外海事关系法律适用原则的修改有很好的启示作用,对司法实务也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中的相关具体规定进行综合分析研究的基础上,着重探讨该法的实施对中国涉外船舶物权、船舶碰撞以及国际海上货物运输合同三大领域法律适用原则的影响。

论《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的实质正义取向

2010年10月28日通过的《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比较明显的一个特点是体现了对法的实质正义价值的追求,这一特点在条文中主要体现为在婚姻家庭和特殊合同领域对弱者合法权益的保护、促进某些法律行为有效成立和促进身份关系确立的其他结果导向规则的大幅采纳以及最密切联系原则地位的提升,体现了国际私法的人本主义取向。而实质正义所外化的诸多富有弹性的法律选择规则在实践中会对法官素质提出更高的要求。

论涉外侵权行为的法律适用在《示范法》上的新发展

侵权行为的损害赔偿,适用侵权行为地法,这是我国现行侵权行为法律适用的核心内容。中国国际私法学会制定的民间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私法示范法》,吸取英美国家的实践,在第八节第二分节对涉外侵权行为的法律适用作了较为全面的科学规定,将传统的法律选择方法和新发展趋势进行结合和协调,从中我们不难看出中国涉外侵权立法的新发展。

论中国海事侵权的法律适用

传统上,中国海事侵权案件的法律选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46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273条及第275条的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颁布后,海事侵权案件(包括船舶碰撞)的法律选择完全可以依照该法第44条的规定,但在适用侵权行为地法规则时须做些调整,对于发生于船舶内部的侵权行为和仅涉及两艘同国籍船舶的海事侵权案件须视船舶为侵权行为地而适用船旗国法律,对于发生于公海的无船旗国法律可适用的海事侵权案件则适用法院地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关于海事赔偿责任限制法律适用的规定也可并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

对《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的“两点论”评析

已于2011年4月1日正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改变了以往我国国际私法立法体系分散、法律规定不明确、相关制度规定不科学的状况,进一步完善了我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制度。无论在立法体系,还是在编排体例、相关制度方面该法都体现了"两点论"的指导原则和影响,既充分借鉴了当今世界国际私法制度的先进理念,同时又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特色。

试析我国涉外代理法律适用困顿

《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的出台,统一了我国法院审理涉外代理案件法律适用的标准。由于我国司法实践匮乏,加之实体法对代理及涉外代理概念界定模糊不清甚至前后矛盾,导致我国法院在审理涉外代理案件适用法律方面出现困顿甚至司法惰怠。为保证涉外代理法律制度有效准确实施,我国有必要借鉴海牙国际私法会议《代理法律适用公约》中有关条款的规定,以出台单行法或以司法解释的方式,明确界定涉外代理法律制度的适用范围,以突破因立法缺陷导致的司法困顿。

论涉外知识产权案件“被请求保护地”的认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50条关于涉外知识产权侵权纠纷法律适用中的"被请求保护地"与"法院地"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范畴。通过两个案例不难发现,我国不少法院在审理涉外知识产权案件时,尚不能做到对冲突规范和法律适用加以认真分析、充分说理,对一些重要的国际私法问题视而不见,直接导致了实体判决结果上的错误。这种错误判决无论在中级人民法院还是高级人民法院都存在。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我国对"被请求保护地"的司法解释处于缺失状态,现有的法律也没有明确告诉法官当存在多个"请求保护地"时应如何应对。

论我国侵权行为地认定规则的空白与补位——兼评《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44条

我国现行的《法律适用法》第44条确立了涉外侵权之债适用侵权行为地法的基本规则,却并未对"侵权行为地"做出清晰界定,导致法官自由裁量权空间过大,法律适用结果的可预见性和确定性目标受损,这是该法的现存缺陷之一。在补充相关规则的过程中,不仅要立足于我国的现实环境,也要对西方国家在侵权行为地认定方面运用的最后事件理论、最密切联系原则等方法给予关注。可行途径是经由最高人民法院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对侵权行为地认定进行细化指导,确立侵权行为实施地为基础,更密切联系原则为补充的侵权行为地认定标准。

浅析《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中的意思自治

我国实施了两年多的《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将意思自治作为重点的指导原则和方法加以规定,扩张了意思自治的适用范围,但也通过其他制度对其限制。这种看似"矛盾"的立法正符合了当代中国经济发展和实质正义的大背景。

论涉外案件中“强制性规定”的适用——基于54份案例的分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4条对我国强制性规定的适应做出了明文规定。2012年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10条对强制性规定在解决涉外民事纠纷中的适用做出了解释。在涉外案件中出现了一些适用强制性规定的案件。以法院裁判文书为依据,对强制性规定在解决涉外民事纠纷中的适用进行分析,可以了解强制性规定在我国的适用现状,探究差异和共同点,发现适用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国际私法学2011—2013年研究重点——兼析《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

通过文献分析法和内容分析法对我国2011—2013年的国际私法学文献进行研究分析。在这一阶段,国际私法学者在涉外合同、涉外侵权、公共秩序保留、法律适用等传统领域仍有持续关注,而在涉外产品责任、涉外网络问题、涉外物权等领域扩展出新的研究内容。近3年研究重点还有一个最大特点,即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相关条款为基点讨论国际私法各领域问题。分析结果表明,2011-2013年国际私法学的研究总体处于稳步向前的态势,紧跟国际私法学潮流趋势,特别于理论与司法实践相结合这一方面做得较以往成功。

直接适用的法与相关制度的体系平衡

直接适用的法是我国冲突法中的新制度,但其针对的却是在入法前就较为普遍存在的旧问题。我国司法实践通过法律规避禁止、公共秩序保留及法律选择的除外条款等替代措施,对其入法前的制度空缺予以补救,形成制度间的体系性平衡。由于存在共同的公共关切,它的入法挤压了替代制度的功能边界,造成竞合适用的制度干扰。各制度在适用位序上的落差及功能侧重的差异,本应避免制度干扰,但因直接适用的法在界定及适用上的结果导向以及各制度功能特征的弱化乃至丧失,使被隔离开来的各制度再生适用干扰之乱。应通过法律规避禁止制度的功能转向,使其从仅保护法院地法中的强制性规范转为多边保护相关法律体系,以此错开直接适用的法的关注点;通过公共秩序保留制度的功能减负,由直接适用的法肩承其积极功能,公共秩序保留制度仅退守其消极功能。如此可勘定三种制度的适用边界与位序,重建三制度间的体系性再平衡。

公司属人法的确定:真实本座主义的未来

真实本座主义与内部事务主义是公司属人法确定的两大基本理论。真实本座主义旨在保护公司真实本座所在地国的相关利益和维护交易安全,但也限制了公司的自由设立和流动。随着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的发展与公司自治思想理念的深入,公司属人法确定的标准将逐渐演变为以内部事务主义为主、真实本座主义为辅的混合适用模式。我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的规范立场游移不定,司法实践很有可能走向真实本座主义。改进之路在于明确中国法律的规范立场,赋予"法人主营业地"法律含义或者证明的方法,将"主营业地法律"的适用严格限定在保护第三人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条件下。

涉外公司法律适用的司法实践考察与法理分析

在中国涉外公司法律适用的司法实践中,《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14条的适用所产生的爭议问题主要体现在规范主依的确定、规范范围的限定以及规范立场与规范例外的区分等方面。解决以上争议问题的合理路径在于,应明确将外国公司及其分支机构确定为第14条规范的主体;应将公司的内部治理行为及其内容作为《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14条适用事项认定的主观标准,并将现有所列事项具体化和扩充;应将“可以适用主营业地法律”严格限定在保护第三方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范畴内,并进行具体列举,由此对规范立场与规范例外作出明确的区割。

公司准据法确定中的理论争议与中国立场

内部事务理论与真实本座理论存在不同的规范进路,二者共同构成公司准据法确定中的两大适用规则。内部事务理论旨在倡导公司法律选择自由和促进经济发展,真实本座理论旨在保护公司真实本座地国的相关利益和维护交易安全。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公司准据法的确定逐步演变为坚持内部事务理论主体地位来保障公司自治,有限保持真实本座理论的例外适用来发挥保护利益和安全的功能,内部事务理论与真实本座理论走向了融合之路。中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的规定摇摆于内部事务理论与真实本座理论之间,司法实践彻底走向了真实本座理论。合理界定"主营业地"的法律含义,将"适用主营业地法律"严格限定在维护公共利益和公共政策的条件之下,以此明确中国法律的规范立场,这应是未来的改进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