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民众的诉讼与官府的审理——读《名公书判清明集》的几点认识

“好讼”是宋代比较普遍的民情,这一现象在《名公书判清明集》中有具体印证。凭借大量的案例,再联系历史实情,可知“好讼”源于官吏贪腐、豪强奸恶,也是民众学法懂法、有文明维权意识的表现。江西农耕经济旺盛,耕地紧俏,因而争夺田产所有权的讼案很多。审理纠纷时因官员品德才干差异,有的贪财,甚至“自紊其法”,遂判决不公正。诸多关于教化与刑罚并举的判词,启发我们加深对《白鹿洞书院揭示》的理解,朱熹强调圣贤教人之道,也告诫生徒若不听教育,必将实施“学规”,予以惩罚。《名公书判清明集》是研究断代史、社会史、法制史等的珍贵资料,至今不失其借鉴警示意义。

明代卫所军官犯奸惩治条例探析

明代卫所军官犯奸现象层出不穷。洪武时期以《大诰》进行惩治,永乐以后不断出台军职犯奸惩治条例,正统时将宣德年间针对收继婚的“败伦伤化”例收窄指向军官。成化以后,各地在司法实践中不断增加军官犯奸惩治例,但所有的例多以革职为民、调卫差操、子孙袭职等予以轻刑薄惩。弘治之后,将“权宜之法”的条例整合进入“常法”,有的则被“大法”吸纳。轻刑薄惩实际纵容了明代军官犯奸行为,引起社会道德下滑,也导致卫所的进一步废毁。

纸与诉讼——明代问囚纳纸例的演变

明初中央各部院用纸多用刑部“赃罚钞”购买,洪武末,允准刑部问囚纳纸以补纸张不足。正统时,巡按监察御史、分巡按察使、布政司理问所及府州县卫所也在听讼中获得纳纸权。纳纸对象由起初的有罪者逐渐扩大到原被告及案件牵连者,并在成化时合法化。从天顺时起,诉讼纳纸由本色互折转向折纳银、米,后在实践中形成二成本色、八成折色的模式,且折色逐渐成为地方财政的构成部分。纳纸与诉讼密切相关,纸价却被衙役和纸铺商操控,因此,地方官府出于公私利益而维持诉讼规模。

宋代弓箭手法制刍议

弓箭手是宋代乡兵的一种,是宋政府为了防御西北边境而在陕西、河东一带招募的民兵。随着弓箭手队伍日益壮大,宋政府制定了弓箭手的选刺、营田、赏罚、逃亡以及承袭等一系列法律法规。这些弓箭手法是宋朝管理、制约、激励弓箭手的主要法律依据,不仅加强和规范了弓箭手管理,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弓箭手的战斗力。

明清福建民间规约中的环境保护观

福建的自然环境山海相间,山多地少,加上明中叶以后商品经济的发展,时常会出现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矛盾与失调。民间规约的制定很大程度上遏制了人地关系失调的趋势,在保护林木及风水、保持居住环境的清洁、大力兴办水利事业等方面都体现出顺应自然、将人视作自然的一部分的环境保护观,促进了人地和谐,并一直延续至今,值得继续借鉴与弘扬。

清代湘西苗疆“律”“例”贯通的实施成效研究

清代中央对湘西苗疆社会治理的法律准绳为“大清律”与“苗例”的共同参与和互动。“苗例”是“大清律”授权的结果,来自苗疆习惯但又有不同,这些苗疆习惯可理解为苗疆社会的本土文化。“苗例”的使用取决于执法者对苗疆社会特定事例的具体适用,其实施经历了国家主流文化的推广与“苗俗”本土化适用的互动过程,实质上是本土文化与国家主流文化互动融合的结果。

明清田赋药材税的形成及其演变

中国古代有地方向中央进贡药材的惯例。明朝时太医院将所需药材摊派给各地分别贡纳,药材土贡成为部分地区的额外负担。明后期“一条鞭法”改革后,药材土贡开始折银上缴,至清朝基本实现了白银化,但白银化后的药材税沿用实物土贡时的分配方式,在税理上具有显然的不公平性。药材税的演变折射着明清财政制度的发展历程,体现出古代财政思想中的某些弊端。

明代虚劳专著及专篇虚劳方药的分布特性研究

研究明代虚劳专著(专篇)中虚劳方剂的中药使用频数及度值的分布特性,分析其是否服从幂律分布,有利于指导临床用药及实验研究。通过统计明代虚劳专著(专篇)中虚劳方剂的中药使用频率及各中药节点在配伍关系网络中的度值,采用基于极大似然估计的结合计算机模拟仿真的方法对中药使用频数及度值参数集进行幂律拟合、参数估计及幂律分布检验。结果表明,明代虚劳专著(专篇)中虚劳方剂的中药使用频数服从幂律分布,并具有无标度特性,而其中药度值不服从幂律分布。

清代夏朝冠结构与规制

清代朝冠承袭北族故俗,是为清代衣冠体系之首,然而关于夏朝冠形制的结构记述鲜见于古籍典章,成为学界清史衣冠制度的重要议题。本文采用实物研究与文献互证的方法,对清代夏朝冠标本、图像和文献进行了考查,研究表明:清代夏朝冠的标准形制为钹笠伞檐制式,由此形成了“缘石青片金二层”、鎏金宝石顶戴和朱色绒缨的配制。夏朝冠建制在“满蒙一体”的传统钹笠首服的基础上,以“法明崇满”为原则,吸纳了明代儒统礼制,呈现出多民族交融发展的礼冠制式。晚清夏朝冠檐制又经历了“去繁入简”的发展历程,记录着清王朝的社会兴衰与政治格局的变迁。

明代“幸乱之民”的治理困境

曾经在地方及朝廷为官20多年的吕坤,在上万历帝的《忧危疏》中提到社会存在无聊、无行、邪说、不轨等四种“幸乱之民”,其是国家治理所必须面对的问题。作为治理国家的朝廷与官府首务就是安民,重民生而使家给人足,恤茕独以安养鳏寡孤独,劝学艺以期穷民得以为生,建仓储谷以备水旱蝗灾,行保甲以除盗贼,立乡约以去淫邪,禁奢靡而崇节俭,这是安民之道。欲使民安其生,乐享太平,治理国家的朝廷与官府必须要正视“幸乱之民”的存在,想方设法予以控制。明王朝扶植乾坤正气,打击歪风邪气,奖善除恶,使“幸乱之民”不能危害社会秩序。“幸乱之民”是客观存在的,朝廷方针政策的变化,以及各级官府所采取的策略,不仅关系到对“幸乱之民”的管控,而且关系到对社会的治理。

明清乡村生态资源管理规约及其现代价值

明清时期,乡村面临着日益严峻的生态资源压力。乡村社会素有诉诸乡规民约开展自治的历史传统,乡村生态资源管理规约也由此生成。乡村生态资源管理规约主张协力同办、共育共治资源,公平严切、和谐共享资源,以时节取、严行保护资源,追求人与人团结共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实践路径上,乡村生态资源管理规约以一定地域的乡村民众尤其是民众组织或群体为主体,以内部精英为主导与核心,以成员的共同认可、自觉遵守为基础,以官方意志和力量的介入为重要时代特征。当前,乡村生态资源管理规约可以为乡村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提供地方性传统知识和规则惯习的补充与支撑。

明代六事法与基层社会治理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基石。中国古代国家在法律体系构建过程中,沿着“官法同构”的制度逻辑,至明清时期,形成以吏事法、户事法、礼事法、兵事法、刑事法、工事法为主体的“六事法体系”。六事法在地方基层的应用主要体现在明代州县地方政治体制不仅遵循六部体制程序运行,其基本法律文本成为州县地方官学及政府为政、教育的基础。明代六事法的地方实践适应明代的国家治理体系,提高了地方基层社会治理的效率与作用。

明清山东运河治理研究

山东运河开凿于元代,明初永乐年间成功解决水源问题,南北运河畅通,山东运河成为漕运之关键河道,其畅通与否关系到封建政权存亡,因而成为明清时期漕运河道治理的重点河段。山东运河东接鲁中山地,西临黄河,面临航运水源不足和黄河水患的双重影响,因此山东运河治理既要防止黄河冲决运道,又要保证运河水源充足。明清时期山东运河治理集中表现为对内治理水源和对外备御黄河两个方面。在黄河治理方面,明清两朝采取在黄河北岸修建太行堤和改迁东移南段运道以躲避黄河影响;在水源治理方面,表现为广开泉源和节用水流之法为运河提供充足水源。明清山东运河治理是中国古代运河治理水平的最高体现。

基于医案多元统计分析的明清时期黄疸病用药规律研究

目的:研究明清医家治疗黄疸病用药规律。方法:搜集《中华医典》中明清时期的黄疸病医案,对医案的中药组成、功效归类、性味归经等参照相关标准进行数据规范化处理,并采用频数分析、聚类分析等方法进行统计分析。结果:频数分析显示明清时期黄疸病用药以利水渗湿药、补益药、清热药为主,辅以理气、化湿、解表等药,药味以苦、甘为主,药性则以寒性和温性为主;药物多归脾胃经。通过聚类分析归纳出茵陈五苓散和栀子柏皮汤为主的核心药物群,具体药物包括:茵陈、茯苓、猪苓、白术、厚朴、陈皮、栀子、甘草等。结论:明清时期黄疸病的用药方面具有祛湿为先、重视脾胃、寒温并用、攻补兼施等鲜明的特点,重治法而不重成方、用药均衡平和。

金元明时期中风证治规律研究

中风病病名自张仲景第一次正式提出后,在历代医家的潜心研究下,其病因病机及证治方药均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其病因病机经过了外风-内风-内外风三个时期。"内风"时期主要集中于金元明时期,文章试图从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医家的医论入手,分析"内风"立论时期各医家对中风发病规律、证候类型的认识,以期探讨其病机变化规律,为中风病的临床证治服务。

明清徽州乡(村)规民约论纲

明清时期徽州的乡 (村 )规民约 ,作为某一特定乡村地域范围内 ,由一定组织、人群共同商议制定的某一共同地域组织或人群在一定时间内共同遵守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约束的共同规则 ,其内容极其丰富 ,类型异常繁夥 ,地域特色十分鲜明。这些乡 (村 )规民约事实上就是明清时期徽州乡村社会的习惯法。它起到了维持徽州乡村社会既定秩序、维系国家与乡村社会的联系 ,进而维护乡村社会稳定的重要作用。

微缩榫卯结构明清家具创新设计的现实意义及实现方法

阐明了中国传统家具的文化内涵,并着重以榫卯结构明清家具为研究对象,从微缩家具创新产品的设计角度出发,通过深入探讨其设计生产的现实意义及实现方法,试图寻找中国传统家具文化的传播途径。

明清徽州村规民约和国家法之间的冲突与整合

明清时期徽州的村规民约内容丰富,种类繁多,本文以明清徽州村规民约为例,全面探讨了村规民约的性质,以及村规民约与国家法之间的互动关系。指出,村规民约是国家法的必要补充和延伸,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构成了国家和社会稳定和谐的基石。但两者之间的抵触与冲突也是经常存在的,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和巩固政权统治,在发生抵触与冲突时,国家法通常采取妥协和让步的路径寻求消弭冲突、进行整合之道,而村规民约则采取主动“邀请”国家权力进入的方式,从而实现与国家法的整合。

明代方剂命名规律初探

方剂是中医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理法方药中的关键环节,作为方剂名称而言,它不仅可以起区别方剂的作用,更是立方人思维方式及思想情感的表达,在一定程度上又可以揭示方剂的内涵。中医方剂之有方名,始见于《内经》,及至明代,其命名形式更加趋向多样化,主要出现了以方剂的组成命名,以方剂的功用主治命名,以方剂组成结合功用命名,以方剂制法、用法、形态等特点命名,从宗教文化、哲学思想、典故传说等角度命名及综合命名法等六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