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的革命书写:左翼意识形态与百年中国电影

中国电影的革命表达源于左翼电影,红色意识形态来自左翼电影运动。基于革命意识形态的视角,对左翼电影运动的生成机制进行源流考辨,寻求主流意识形态的询唤话语,分析红色革命基因的传承与流变过程,由此系统梳理中国共产党的电影文化建设与百年中国电影的革命书写,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和现实意义。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电影的主流意识形态虽呈现出多样化,但无疑继承和发扬了左翼意识形态,为当下的电影文化提供了丰富、充足的养料。

左翼文学与电影的性别构形模式

左翼文学与电影的性别表述包含明确而相近的观念诉求,形成了特定的性别构形模式。在乡村女性与都市女性的对立模式中,乡村女性因承载苦难而成为革命的代言者,思想性格随情节而发展,而都市女性则为摩登女郎,生活颓靡,思想性格缺少变化。被规划到革命运动中的女性的身体修辞具有去性别化的模式特征,表现出果敢、雄强的美学特质,同时被赋予英雄化的想象性特征。女性与男性的关系嵌入了改造与拯救的性别模式。性别构形的改造模式指向革命主题,却基于男女婚恋故事。故事发展中,"恋爱"问题被悬置,私人情感话语被宏大的阶级、民族、革命话语所代替。

左翼文学与国产电影的正面对接——以1933年的《春蚕》为例

20世纪30年代初期,以左翼电影为代表的新电影迫使以生产旧电影起家的明星影片公司改变制片方针,主动与形成主流的左翼文艺合作。1933年明星公司出品的《春蚕》,就是改编自左翼文学的同名代表作品。影片着力于'全部配音有声片'的市场卖点,虽然票房依旧失利,但也因此帮助'明星'公司再次调整制片方针,进而开辟出新市民电影的制作路线,这是影片《春蚕》在中国电影史上的特殊价值和意义所在。

香港“光复”时期的左派期刊电影批评开拓——论《电影论坛》的电影批评

《电影论坛》是香港"光复"时期重新起步的电影批评的最重要期刊阵地,建构出囊括亚洲、欧洲、美洲、大洋洲、非洲诸多国家的批评视野,并在南来文人"中原心态"和国族意识的观念下,着重对于中国、美国、苏联三国电影问题展开一系列批评,其中呈现出四种电影批评观念,并在杂语共陈与此消彼长中显露总体上的渐进式偏左路线,由此迈出"光复"时期香港左派期刊影评的第一步。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左翼电影运动:影戏、吸引力电影与公共空间

中国电影发轫早期侯耀等文人即提出了“影戏”这一概念,意图将电影这一新媒介在地化。这种“影戏认知”揭示了早期中国电影人及受众对于电影的理解方式,也即将电影与杂耍、书写、阅读并置于纠缠了现代性与传统的复杂话语网络之中。基于此,对于早期中国观众而言,电影的吸引力不仅来自影像奇观,更超越了画面本身,而与阅读、收藏、书写等建立起了密切的关系。同时,早期电影人也试图凸显电影的社会功能,以此来规训这一新媒介。影戏认知所揭示的正是在20世纪早期中国文人面对现代性焦虑这一问题所给予的想象性解决方案。20世纪对“现代”的追索过程中,电影成为了对现代性进行想象,并进而间接地推动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现代化的有力媒介,中国左翼电影运动及其电影实践正建构在这样的认知和历史环境之下。左翼电影延续并强化了电影与书写、阅读、叙事的密切联系,同时经由对“看”与“读”的重要性的解读和调整,描绘了左翼人士对于中国何以借由电影触及现代以及对现代性的想象。在这一过程中,借由软硬电影论争和丰富多样的电影实践,中国知识分子在电影领域开辟了一个哈贝马斯意义上的公共空间,为针对于中国的现代、现代性道路之一问题的多元异质性话语留存了空间,进而使得左翼的民族主义思想推广到电影实践,促成了民族电影影响力的扩展。

论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香港左派公司的戏曲电影--兼谈左派与港产类型片的关系

论及香港戏曲电影,人们的印象中似乎只有邵氏的黄梅调电影。事实上,在香港戏曲电影兴起的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早期的开拓者并非邵氏和李翰祥,而是左派公司及其影人。一方面,正是他们在与内地戏曲文化的交流互动中汲取养料和灵感,凭着探索精神和对受众市场的敏感,对具有中国气派的古装歌舞片进行了早期探索,才推动了中国戏曲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历史转型,为华语戏曲电影的繁荣开创了崭新的局面;另一方面,从冷战与类型片关系的角度来说,在批判资本主义的现实主义制片路线受阻后,戏曲片同随后的武侠片一道,成为左派公司尝试以类型片变奏建构理想中国的重要资源。

浅析“左联”时期的左翼电影运动

左冀电影尽管在严格的审查制度、法西斯式的暴力干扰以及来自其他阶层电影人的冲击合力“围剿”中举步维艰,但是在中共左翼电影小组的领导下,它始终坚持反帝反封的创作方向,促进了电影艺术自身的发展和进步,创造了中国电影史上的第一个高峰。不可否认,在具体的理论运用和实践创作方面,左翼电影还存在着一些误区。然而它深入社会各阶层,传播了无产阶级的意识和主张,发扬了进步电影艺术,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左翼批评的衍生与重建:论《大公报》(香港版)的电影批评(1948—1952)

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夏衍、瞿白音、司马文森等左派批评家,通过《大公报》(香港版)等舆论阵地,以电影批评的方式争取人心、引导舆论、影响创作,扩大了香港电影界的进步力量,在新中国的海外宣传及统战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在批评实践中,左派批评家以影片是否站在人民立场、是否真实反映现实等作为主要标准,并针对不同批评对象采用不同的批评方式。但是,左派电影批评重思想内容、轻形式技巧的倾向,以及直接服务于现实政治的策略,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陈白尘喜剧电影文学创作风格探源

陈白尘新中国成立前的三部电影剧作融合了幽默喜剧和讽刺喜剧两种品貌,兼顾社会批评与文明批评。探赜其深层根源,我们不难发现:"五四"新文化运动、"左翼"文艺运动是陈白尘艺术生命的两条主脉。另外,鲁迅的创作观念对他也有深刻影响。这些因素造就了陈白尘喜剧电影创作的"奇特"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