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司法本土化的三重逻辑:规范、价值和功能

在全球气候治理司法化转型的背景下,中国司法系统在应对气候变化中呈现出全面积极的态度。气候司法作为环境司法专门化的新领域,亟须形成体系性的本土化方案。气候司法本土化的核心要义在于彰显主体性,需要将气候司法的概念体系、功能定位、审判机制、裁判体系与规则等置于中国法治现代化特定背景和社会结构条件之中予以把握,其内在逻辑是涵括规范体系、价值序列和功能定位的动态体系。当前,中国气候司法规范体系中的多层次立法呈现间接、倡导属性,且多元化司法规范创制不足,体系化任务尚未完成,继而诱导出气候司法规范的周延性困境和融贯性难题。在此情形下,气候司法所保护法益的识别和核心价值尚未被清晰地析出,且科学上的不确定性、政策权衡、经济诱因等诸多外部因素限制着对气候变化案件的价值判断。这些都深刻地影响气候司法作为公益型司法与治理型司法的双重功能定位和发展方向。为此,气候司法本土化的方式与进路需要基于规范、价值和功能三重逻辑及其呈现的问题或要求展开。首先,强化多重规范秩序的塑造,从公私法协同出发推动气候变化立法体系化,通过强化次级气候司法规范凝聚共识,借助多元法律解释方法提升气候司法规范体系的融通性。其次,以利益为核心建构法律论证的权威,通过涉碳利益的衡量强化裁判的实质理由,通过气候环境利益的多维保护强化裁判的开放性,通过外在因素与法律因素的平衡强化裁判的权威理由。最后,精准塑造气候司法的双重功能,以风险预防原则构建预防性公益型气候司法,以政策的司法化构建服务于“双碳”目标的治理型气候司法。

论受众预期与司法裁判的契合度不足及实践应对

新修辞学的受众理论表明,司法裁判是一种受约束的理性论证过程,裁判者要考虑受众的预期并反过来修正自己的说理论证,增强裁判可接受性。实践中,受众预期和司法裁判结果之间存在契合度不足现象,因而对司法裁判可能形成微观与宏观的诸多影响,既在个案裁判中直接影响当事人的诉讼策略及公众对案件的评判,乃至影响法官的考核,也在宏观上影响法治社会中公众对司法活动的整体评价。基于对受众预期的重视,法官在完成司法审判活动及作出裁判的过程中,不仅要预测性地思考如何说服案件当事人,还要考虑如何让判决结果尽量为其他旁观者理解和接受,在法律制度既定的情况下基于司法活动本质要求探索前瞻性应对机制。

司法裁判如何安置“社会命题”?

司法裁判中的法律论证要同时运用“规则命题”和“社会命题”。社会命题既能够作为裁判理由增强判决的说服力,又能够成为裁判依据的内容辅助发挥依法裁判的功能。按照说理效果的不同,可区分出法官有强法定义务援引的社会命题,法官有弱法定义务参照的社会命题,以及法官仅有道德义务去参考的社会命题。不同类型的社会命题与规则命题在法律论证的外部证成层面呈现不同的结构关联:一方面,社会命题可以通过实质理由、解释依据或替补性法源的方式与规则命题相融合;另一方面,社会命题也可能与规则命题发生冲突,在依规则裁判优先的前提下通过设定差异化的论证负担来创制例外。由此,社会命题与规则命题共同致力于实现司法裁判的“二阶正确性”。

基于案例推理的法律人工智能建模——以海波案例系统的法律解析为中心

案例推理系统采取符号主义的路径进行法律人工智能建模,运用逻辑学的方法刻画案例推理的过程,但是,传统逻辑工具难以对案例推理过程中的可废止过程进行刻画和表达。运用论证理论中的论证型式工具,对经典案例推理系统海波的工作原理进行解析,可重构案例推理系统的逻辑模型,明确案例推理系统的智能界限。基于案例推理系统逻辑模型的解析,反思当下司法实践中的类案系统,可证立人工智能辅助司法的基本原则。

法律论证研究在中国:成长与变化

法律论证研究在中国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法律论证研究的孕育和出场,二是法律论证研究的兴起和迅猛发展,三是新时代的法律论证研究。中国法律论证研究在不同的历史时段具有不同的境遇和任务,亦有不同的理论表现和发展重心。经过几十年发展,法律论证在中国已发展成为一项重要的独立研究课题,形成了诸多研究进路、研究论题和研究团队,并成为指引和引领法学理论和部门法研究的基础理论。同时,中国法律论证研究还面临如何立足于中国文化传统与现实语境,学习镜鉴域外法律论证理论,创建中国自主的法律论证理论等问题。

什么是“法政策学”?——兼论其与法教义学的关系

法政策是追求政策目标的法律规范,法政策学是研究法政策创制的学问。法政策学的学科共识或作业模型由“目的-手段”思维确定的三个步骤构成,即法政策目标的设定、法政策手段的选择、目标与手段的适配。但是,目前法政策学并不完全是交叉学科,而更多地表现为汇集在“作为政策手段的法律”这一主题下的问题集合。除了规范创制之外,法政策的表述在研究法律适用的法教义学中亦不罕见。法政策学以法政策考量的形式参与教义学体系的建构,在法学方法论中表现为目的论要素和后果论证两个方面。

Exploration on the Teaching Method of Legal English

Legal English isvery important for the study and the usage of law , combing personal study and usage of law, I summa-rize the teaching method of legal English to help those who want to study and use Legal English to make some progress.

行政复议第三人认定中的时点判断

行政复议制度是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抓手,正面临新一轮立法修订。行政复议决定存在“决定前”和“决定后”的时点界分,因而引发复议第三人认定在“决定前”的程序性判断与在“决定后”的实体性结果之间的关系界定问题。相关司法判例已经从最初个案中未予正面陈述的模糊立场,发展到两种看似冲突的认定标准并存的状态。有必要区分冲突性案例在规范选择、论证侧重和解释方法的结构性差异,同时甄别在程序观、功能取向和效能主义的价值选择,进而回归司法审查强度来考察司法审查与行政复议之间的权力结构和边界,为融贯解释复议第三人认定中时点关系和行政复议法第三人条款修改提供依托法教义学和体系化论证的规范基础。

各自为“辩”:网络空间新近国家立场声明的总体考察与中国因应

近年来,一些国家较为密集地通过书面文件、高官演讲等形式,积极表达本国对于网络空间国际法核心问题的主张。在网络空间规则博弈趋于白热化背景下出现的这一独特现象,既有西方国家利用其话语优势塑造网络空间国际规则的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网络空间加快建章立制的客观需要。这些立场声明作为各国围绕相关国际法问题的论辩,在宏观层面涉及网络空间不同规则发展路径的选择,微观层面则涉及现有国际法规则如何适用于网络空间以及通过国家实践和法律确信的表达来塑造新的习惯规则等问题。但是,现有国家立场在内容表达的共识度和深入度、发声国家数量和代表性等方面还存在较大的局限性。中国应当高度关注网络空间国家立场声明的发展态势,通过更加积极、有效的立场表达,深度参与网络空间规则博弈。

裁判文书援引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类型化研究——基于法律论证的视角

作为独立于国家法律的规范体系,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已多层次地进入裁判文书。在审判实践中,这些被援引的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具有极强的说服力,个别党政联合发文还构成了现实的裁判依据。人民法院对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援引需遵循法律论证的逻辑,基于法律论证视角廓清人民法院纷繁复杂的援引活动,可以为司法实践提供可能的具体指引。经过类型化,人民法院的援引可分为司法不介入、界明争议概念、加强释法说理三种典型样态。其中,加强释法说理又可以进一步分为提供外部证成、填补法律漏洞两种类型。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深刻影响着司法过程,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在政治上的权威、作为具有法律意义的事实、在特定领域内的规范效力,递进式地构成其进入裁判文书的深层逻辑。

法律解释的论证转向——以“目的解释”到“目的性论证”为例

传统的法律解释研究专注于各种法律解释规准,伴随解释学的本体论转向及法律论证理论的兴起,法律解释的用语、观念与方法皆发生了论证转向。司法实践中,法律解释不仅对应于推导出具体的解释结论,还对应于某种解释结论的合理性证立。法律解释天然具有“论辩”属性,其实质上是评估与比较不同解释之选择的论证问题。较之于传统的法律解释方法,借由“论辩图式”表达,且遵循论证程序规则的“解释性论证”更能还原法律解释的动态过程。从“目的解释”到“目的性论证”,就是法律解释的论证转向的典型代表。

中国法律方法论研究学术报告

近年来,国内法律方法论的研究逐渐升温。关于法律方法论(法学方法论)的含义、主要内容及理论体系,法律解释研究的进展及研究走向,哲学解释学对法律解释的深刻影响等问题,学界提出了各种看法。尤其是,法律论证作为一种新兴的法律方法,它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法治理论的可能性,当然这种方法的应用也离不开价值衡量(利益衡量)、法律推理等传统法律方法的辅助作用。

法律方法论学科意识的觉醒——2007年度中国法律方法论研究学术报告

法律方法论已经成为法学研究的热点问题。本年度法学界对法律方法论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法律方法论的学科意识明显增强。无论是法理学、部门法学还是法律史学领域对此都做了一定的研究。尤其是,跨法律部门的法律方法研究也构成本年度一大特色。总体上看,我国法律方法论研究从研究的范围、层次和深度均有所推进。但我国法律方法论研究尚存在若干局限性,其发展依然面临一些重要理论与实践难题,总结并克服这些不足与难题有助于推进这方面的研究。

以证据为根据还是以事实为根据?——与陈波教授商榷

基于其对事实概念的哲学分析,陈波提出"以证据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这一新说法,以代替"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传统主张。虽然他正确揭示了事实概念之用法的复杂性,特别是客观事实概念在本体论上进行辩护的困难性,但一旦放弃"以事实为根据"这种说法,那连带其背后隐含的"追求客观真相"的价值意涵也可能被一并抛弃了,而且法律与事实作为大小前提的法律推理模式也无法得到体现。似乎更为妥当的说法应当是"司法裁判以事实为根据,事实认定以证据为根据"。

回应实践能力的彰显——2008年度法律方法论研究报告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对法律方法论的研究,不但学科意识明显增强,而且研究的实践意识、本土意识、问题意识、判例研究意识等日趋明显。2008年法律方法论的研究更加重视法律方法论回应实践能力的提高。在此基础上,对基本问题的研究继续推向深入,从多个角度体现了对法治实现途径的关怀;法教义学的立场越来越明显;法律方法与法学教育相结合的趋势日益显露。2009年中国即将举办国际法哲学大会,中国法律方法论研究与发展面临更为重要的历史机遇。

法治中国背景下的法律方法论研究——2014年中国法律方法论研究学术报告

在2014年中,法律方法论的研究成果集中于凸显自身的实践功能,力图对法学研究和法治实践发挥直接而明确的推动作用,这一宏观指向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在理论基础方面,法教义学和社科法学之争并未达到剑拔弩张的程度,其背后的共识是法学研究应当取长补短,在各自分析视角内为法治实践提供最优参考。在自身理论体系方面,法律解释、法律论证等具体法律方法的研究,也特别强调以史为鉴和案例分析,最终落脚点也是为当前的法治实践服务。在法治建设的实践方面,法律方法论对现在的宏观法治理念和微观的司法制度,都有重要推动作用,案例指导制度就是典型例证。关注法治实践,为法治建设提供重要的理论参考,将继续成为法律方法论研究的整体取向。

法治迈向方法的时代--2010年度中国法律方法论研究学术报告

2010年度中国法律方法论研究的一个显著特色是,转型中国法治出现对法律方法论的需求,以迎合法治时代的到来。不仅各种传统的法律方法备受重视,而且贴近中国法律运作实际与时代要求的实证研究逐渐增多,这显示出我国法律方法论研究开始繁荣。其主要表现在中国学者已经围绕着法治建设,开始构建与论证适合中国法治需要的法律方法体系和法律方法论体系,同时以更加精致的理论回应司法实践。法治似乎要走过粗放而进入细腻阶段,法律方法在法治建设中要发挥更大的作用。

反不正当竞争法视野下商业道德认定的新思路——基于法律论证分析框架

反不正当竞争法视野下的商业道德内涵多元且极为抽象,既有以行业惯例、创设具体细则认定商业道德的做法无法从根本上克服商业道德的不确定性。其缘由是归入决定论立场的前者奉行简单的逻辑推演而未予利益平衡,忽略个案商业道德的"特质性",且不同领域的行业惯例通常不具通约性并呈阶段性特征,无法为商业道德认定输送稳定源泉;纳入决断论立场的后者既难以把握商业道德的"不唯一性",亦无法确保所作裁判基于客观要求而非恣意,也并未达致商业道德的客观认定。而法律论证分析框架不推崇从前提到结论的简单推演,充分进行利益衡量且重视在讨论中不断论证,并以可视化的形式规则和技术规则最大限度约束司法裁量权,故可作为商业道德认定的新思路。法律论证分析框架的具体运用体现为:对商业道德的认定理由进行多元分解且细致还原其推导步骤,并以论证链的形式分层论证这些多元理由。

法律论证中的融贯论——转型时期和谐理念的司法体现

在市场经济和全球化背景下,转型时期凸显利益多元化特征,而和谐社会的司法建构,应当在保证争讼主体机会平等的基础上,以整体性观念衡量利益纷争。对话的法律论证模式从程序上保证了多元主体参与法律决定、表达自身利益诉求的权利。但是,只有平等的对话与协商难以有效解决纠纷,法律决定是在对话式法律论证的基础上,依据融贯的司法信念进行整体衡量的结果。

迈向法治新常态下的法律方法论研究——2015年中国法律方法论研究报告

在法治迈向新常态的背景下,2015年国内法律方法论的研究在保持原有领域和主题的基础上,又出现了一些新的发展动向。在理论基础方面,2014年的教义法学与社科法学之争继续延伸,已经从法理学扩展到部门法学。作为教义法学的基本分支之一,法律方法论在研究成果方面也凸显了大量部门法学的贡献。在自身理论体系方面,法律解释中也以刑法解释为突出代表,其中刑法研究与合宪性解释方法的结合具有较强的创新性;法律论证理论(包括法律修辞)和法律推理等也强调了微观视角和可操作性特征。本年度,法律方法论研究也从宏观的法治理念到具体法律制度展开,其中案例指导制度仍然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在法治迈向新常态的背景下,法律方法论研究应当适应并参与其中,发挥对法治建设的积极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