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tGPT的法律人格认定与生成内容性质探讨

随着ChatGPT的广泛运用,关于人工智能的法律问题探讨再次成为舆论焦点。根据ChatGPT系统与人类互动生成相应文字内容的特性,ChatGPT生成内容是否受《著作权法》保护问题备受争议。探讨该问题,有两个不可或缺的前提要件,即ChatGPT是否具有法律人格及其生成内容能否被认定为作品,以此确定其是否应受《著作权法》保护。文本认为,ChatGPT尚不具备法律主体资格,在ChatGPT生成内容被认定为作品对其进行保护时,应明确ChatGPT使用者作为生成内容的著作权主体,通过加强对ChatGPT著作权主体的监管实现对其生成内容的规制,以此加快推进人工智能法治化进程。

个性化推荐算法的法律风险规制

信息爆发增长催生了个性化推荐算法技术的兴起。个性化推荐算法在解决信息过载和长尾问题、满足用户个性化需求、提高互联网信息服务效率的同时,也引发了用户意思自治受限、隐私泄露、信息茧房、算法歧视等诸多法律风险,亟需法律作出必要的回应。为此,应当在诚信原则、自主原则、公正原则、比例原则的指导下,树立开放的隐私保护观,强化算法告知义务与用户拒绝权利,完善算法解释权,构建算法审计制度,以降低个性化推荐算法所带来的法律风险。

Transborder Personal Security of Chinese Nationals and Its Legal Safeguard

Personal security is an im- portant human right. There would be no human rights to talk about if personalsecurity, including personal safety, were not safeguarded. So long as a person is in the person＇s own coun- try, there will always be a measure of legal safeguard for the person＇s interests and personal security, ff the person has his or her rights infringed upon when the person is outside the country, there will be more than one province of judicial jurisdiction over the case, and the subsequent legal remedies for the person, if any, in most cases will not be so timely and easily available as provided under the domestic laws of the person＇s own country.

On the “Reasonable” Handling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Disclosed According to the Law

The model for protection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dis-closed according to the law has changed from indirect protection to direct protection.The indirect protection model for traditional repu-tation rights and privacy rights was not enough to meet the practical needs of governance.However;due to the ambiguity in the application of the“reasonable”processing requirements,the direct protection model centered on Article 27 of the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Law also is not enough to effectively respond to practical disputes.The essence of the problem is to resolve the tension between informa-tion circulation and risk control and reshape the legal order for the protection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disclosed according to the law.The determination of“reasonable”should be centered on the scenario theory and holism interpretation and carried out by using the interpre-tation technique of the dynamic system under Article 998 of the Civil Code.With the support of scenario-based discussions and comparative propositions,the crawling and tag extraction of personal information.disclosed according to the law should be considered as reasonable processing;profiling and automated decision-making should not be covered in the scope of reasonable processing,in principle;for behav-iors such as correlation analysis,elements like information subject,identifiability and sensitivity should be comprehensively considered to draw open and inclusive conclusions in individual cases.

论公司外部表示行为的法律逻辑

公司法以调整公司的设立、运营和解散为主要目的,其规范构造也主要采用内部生效规则,与合同法等交易法主要关注外部合同如何成立、生效有明显不同。这种公司法与合同法分野的逻辑,虽有利于区分不同部门法律规范的调整任务及分工,却忽视了交易实践的复杂性,以及公司内部治理干预特定交易之成立对于维持公司法人格的重要性。公司法依托合同工具而成立,对于公司这一拟制主体,仍需解决基于董事或经理等自然人之代理行为而成立的交易如何归属于公司的问题。公司法首先建立了代理行为的“合法原则”与“职务原则”。同时,区分常规交易与特定交易,前者仅需董事、经理或雇员等自然人的个人行为即可成立,后者尚需取得公司内部机构的审议或同意即私法上的批准行为方可成立。因此,公司交易可能是由一元性的表示行为构成,也可能是由二元性或多元性的表示行为构成。公司股东会或董事会等内部治理机构的批准行为,不仅具有形成公司内部意思的效果,还具有决定外部交易是否成立生效的表示行为的力量。合同行为造就了公司,公司也不应完全游离在合同效力之外。唯此,才能形成控制公司代理人行为的有效机制。

语义密构解析:农民集体所有与本集体成员集体所有

民法典第261条第1款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不动产和动产,属于本集体成员集体所有”。其条文中有三个“集体”和两个“所有”,但其同一词语并非表达同一概念。在该条立法假定部分,表达集体所有制客观存在的事实状态,其中“集体”“所有”为政治经济学概念;在立法处理部分,表达设定集体所有权的法律状态,其中“集体”“所有”为法学概念。我国宪法和民法典通过在特定规范中语境设置转换,实现“集体”“所有”的语义设定由政治经济学范畴迁移至法学范畴。对“集体”“所有”的语义自设不同,反映词语所指的概念界定不同,进而反映法律叙事者的观察视野与观念表达不同,这是农村集体经济法治领域许多学术观点争议与立法方案竞争得以发生的底层原因。依民法典第261条第1款之本旨,民法典中的“农民集体”是政治经济学概念,反映物质性的经济关系;“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法学概念,反映观念性的法律关系。农民集体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经济本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农民集体的法律形式,两者之间是异质同体的社会存在。

法人实施有效民事法律行为的界限研究

当前我国民法体系中对法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边界未有明确规定,这主要是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范围不清晰导致的。从我国民法体系法人制度的历史演变轨迹来看,国家对法人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规范的界限已发生了较大变化。通过解释目前相关法律条文的文义以及类推适用这种“法律漏洞”补充方式,可以看出: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不受其经营范围、业务范围或章程规定、设立目的宗旨或任务规定的限制,与自然人相同,其有资格在所有民事法律行为中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但这并不意味着其拥有以自己的行为去取得所有民事活动中的民事权利、履行民事义务的民事行为能力。除了在前述规定范围内实施的符合法律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外,在前述规定范围外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要根据法人的不同类型及其是否获得政府许可或法律授权等因素来确定该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

关联企业混同用工的法律规制研究

在劳动法中引入关联企业概念,目的是赋予裁判机构审查认定关联企业混同用工行为是否存在规避劳动法、损害劳动者权益的情形;适用法人格否认规则,目的是在个案裁判中将关联企业视为联合雇主,要求其共同向劳动者承担用人单位法律义务。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后被安排至关联企业工作的,劳动关系的归属以合同为判断标准;关联企业采取轮流订立劳动合同的方式交替用工的,应当认定劳动者与后签订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则应以实际用工为考察依据判定劳动关系的归属。

大数据背景下个人生物信息法律保护研究

加强个人生物信息的法律保护,可以从注重和保障人权、维护个人隐私、保障公共利益、促进经济与科技发展等维度应对生物信息技术应用中所面临的法律风险。在大数据背景下,我们可以结合个人生物信息的概念、特征及权益性质,从司法救济、加强行政监管及法律保护规范等角度进行法律保护,以完善传统个人生物信息法律保护的不足,维护权益人的个人权益、社会公益及伦理道德。

“约”和“不约”而同:李双元教授法律趋同化思想的破产法表现

在近年逆全球化挑战的背景下,李双元教授提出的法律趋同化思想依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法律趋同化思想在破产法领域的表现形式包括国际协调的趋同化和国内自发的趋同化。一方面,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关于破产法的立法指南、示范法和《欧盟跨境破产程序条例》都是企业破产法国际协调的趋同化的重要实践,而《世界银行自然人破产问题处理报告》则为个人破产国际协调的趋同化提供了参考。另一方面,全球性危机也使各国破产法国内自发趋同化的表现形式受到了更多关注。各国在应对全球性危机时自主采取的企业破产法措施集中表现为三种相似类型,包括:(1)调整和适用现有破产程序;(2)引进新的重整或拯救程序;(3)引入新的非破产解决方式。个人破产法也在寻求利益平衡的过程中表现出趋同化。未来的法律趋同化研究需更加重视法律趋同化的多样化表现形式和本土法律文化对法律趋同化的影响。

公司治理中法定代表人的“权责核心”地位及其纯化

我国施行单一法定代表人制度,由一名自然人掌握公司的对外代表权和内部经营管理权,法定代表人在公司治理中处于“权力与责任的核心”地位。法定代表人的这一法律地位不但与公司治理的分权制衡理念相悖,而且引发争夺公司控制权、法定代表人变更、越权代表等纠纷,危及公司经营管理秩序和经济利益。公司立法应当回应实践要求,摆脱“厂长经理负责制”和“代表说”下“同一人格”理论的影响,明确法定代表人作为公司意思表达机关的法律地位与义务,赋予公司选择单一或多元代表模式的自治空间,基于委托关系完善法定代表人退出机制,通过登记公示技术使公司对代表权的限制发生对抗效力。

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的法理反思与制度完善

大数据时代,随着个人信息价值不断丰富与提升,个人信息泄露与滥用等问题日益严峻,而公民个人在其信息权益受到侵害时的救济能力有限,无法与侵害主体抗衡。《个人信息保护法》第70条将公益诉讼引入个人信息保护领域,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现有个人信息保护制度的不足。但是,这一条款的规定过于原则化,导致在实际适用中存在诸如起诉条件笼统泛化、起诉主体规则不明确、赔偿责任适用混乱等问题。为了使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制度能够更好地发挥其应对大规模处理个人信息,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作用,有必要细化信息保护公益诉讼适用前提条件,明确诉讼主体规则,积极探索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赔偿责任适用规则,从而推动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制度的有效实施。

有关法人处罚立法的刑法理论考察

在法人处罚立法上,可以并用法人和自然人同一视的个人模式和追究法人自身责任的组织模式,但在建构法人自身刑事责任方面,应当以过失犯为中心。在法人过失的认定上,仅考虑法人过失就足够了,将企业合规措施单独提出来加以考虑,缺乏积极意义。日本实务中的过失,不是在事前对其内容一概都有规定,而是根据个案的不同情况,斟酌考虑其中的注意义务内容,在法人过失犯罪案件中,必须实质性地考虑合规体制对于法人业务风险防控的意义。在对法人故意犯和过失犯具体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日本刑法中法人处罚的完善建议,建议在立法中增设处罚法人具体情形的明确规定。

新安全格局下人脸识别技术应用的法律规制

新安全格局下,人脸识别技术的快速发展与广泛应用在推动科技创新、助力社会治理的同时,也引发了算法安全风险与人脸信息风险,给我国人脸识别技术应用治理带来挑战,具体包括场景规制、法律救济与分散监管等三个方面的现实困境。对此,基于算法安全理论与数字人权理论回应治理需要,从立法体系、司法救济和监管机制三个维度比较考查欧盟、美国等地的法律规制特点,并结合域外先进立法经验,提出统筹发展和安全的人脸识别技术应用治理路径,包括构建场景化立法规制模式、完善便利化司法救济体系、健全协同化监督管理机制等。

数字政府时空数据中台设计与实践

自然资源和地理信息大数据是数字政府中重要的生产要素,是全国一体化政务大数据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各部门存在数据分散和应用孤岛的问题,跨部门、跨业务的数据共享与应用存在一定困难,整体数据利用率低下。针对上述问题,围绕自然资源和地理信息大数据资源服务的需求,设计了数字政府时空数据中台,并对存储计算、数据体系和应用支撑等关键部分进行了详细说明。通过自然资源和地理信息库与人口综合库和法人综合库的整合,数字政府时空数据中台实现了人、企、地三者的有机融合,并结合具体的应用实践进行说明。

一人公司中举证责任倒置规则的存废与演进——以利益均衡为视角

本文以利益均衡原则为导向,通过分析新《公司法》修订过程中对于一人公司举证责任倒置制度反复修改的缘由,探讨一人公司中债权人保护与实控人风险负担的平衡问题。在论证举证责任倒置存在之合理性的同时尝试提出具有可行性的建议,进一步优化一人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为一人公司债权人与实控人之间的权益平衡增加新的杠杆。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法益界定及其路径

在法益二元论视域下,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保护法益并不符合集体法益的内涵特征,集体法益说存在一定的逻辑缺陷。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保护法益应当是基于公法法益观的个人法益——个人信息安全,兼顾个人信息的多元价值,回应网络社会保障公民个人信息合理利用之诉求。

论数字时代侦查机关收集通信信息的法律规制

我国目前虽然已初步构建起规制侦查机关收集通信信息的法律体系,但这一体系未能较好地因应数字时代的发展趋势,存在诸多不足。在数字时代,多元化样态的通信信息背后承载着不同的保护法益。立法者应当区分这些不同的保护法益,依循通信信息类型的本质特征,作出合乎比例的、有针对性的法律规制。具体而言,我国应从如下方面加强法律规制:一是由刑事诉讼法为某些新型侦查措施提供特别授权依据,以符合宪法要求;二是按照通信信息类型的不同,以比例原则为指导进行相应密度的法律规制;三是大幅度提升扣押邮件、电报措施的法律规制密度;四是对查看嫌疑人手机通信内容信息的行为进行独立授权;五是建立符合《个人信息保护法》要求的相应保护机制。

日本法人处罚的现状与课题——组织模式并用说与企业系统过失责任的提案

日本对法人犯罪采“两罚制”,但该制度存在着处罚标准不明确、处罚根据不明晰及预期效果难以达成的问题,故应考虑代替方案。但作为传统立法论的企业组织体责任论与法人行为责任说均存在着缺陷。作为因应,应提倡组织模式并用说。该说在考虑法人作为“被认可为在法律上具有与自然人同样权限与能力的存在”及“组织体之性质”的基础上,承认个人模式与组织模式的各自意义并一并采用。一方面,该说基于对责任主义中主观责任之原则的尊重,将能与法人等同的自然人的意思与行为视为法人的意思与行为,并追究法人的故意、过失责任;另一方面,该说基于企业系统过失责任,赋予企业法人建设相应系统的法律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