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中小学法治教育的实践探索、现实问题与优化路径

当前我国中小学生法治教育已初步构建起涵盖组织领导机制、制度保障体系、课程结构设置、教学策略优化以及社会实践活动等多维度内容的实施框架,但仍存在教育形式化、课程无序化、实践活动虚浮化等问题。为此,应在整体上探索中小学法治教育新的范式与路径:依托社会力量,组建中小学法治教育联盟,应对教育形式化问题;通过一体化设计法治教育课程内容与方式,应对法治教育课程无序化问题;挖掘法治教育课外活动价值内涵,解决法治教育实践活动虚浮化问题。

幼儿家长法律认知与“校闹”行为倾向的关系: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校闹”行为既严重扰乱教育教学秩序,也是对教育法治的挑衅。本文采用问卷法对近万名幼儿家长进行调查,探讨家长法律认知与“校闹”行为倾向的关系,考察家园信任度的中介作用和舆论卷入度的调节作用。结果显示:(1)法律认知度负向预测“校闹”行为倾向;(2)家园信任度在法律认知与“校闹”行为倾向之间起中介作用;(3)舆论卷入度调节了法律认知并通过家园信任度影响“校闹”行为倾向中介过程的后半路径和直接路径。建议营造法治文化氛围,提升家长法律认知水平;双向协同发力,重塑家园信任机制;强化信息监管,引导舆论适度卷入。

“法律职业伦理”课程教学改革与展望--以清华法学院为例

法律职业伦理教育具有感召和规制的双重使命,同时具有被重视和忽视的悖论现象。清华大学法学院“法律职业伦理”课程开展教学改革,注重古今中西贯通、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吸收域外教学经验并注重启发式教学,以历史视野、比较视野和中国实际三个观察维度贯穿教学,并建立课程案例库等。就学生反馈来看,该教学设计的调整存在课程目标、理论教学作用不明晰等固有问题并引发课业压力大等新问题。法律职业伦理教学是法学教育二重性的集中与发散,学生的多重困惑实际来自授课者对法律技术的教与学、道德的教与学、交叉学科教与学问题的困惑。法律职业伦理教学的改进需厘清该三者及其关系,明确课程教学目的,激活所依托的基础理论教学和职业道德教育,强化学生的主体性作用,同时把握变与不变,前者因应法律与社会的动态性,表现为掌握法律政策与改革动向,拓展特定法律职业伦理的内涵与外延,后者系道德性思维的阐发。

校外培训机构的法律地位及其规范意义

基于民办教育立法的沿革,校外培训机构被定位为《民办教育促进法》中的民办学校。然而,作为校外教育的一种,校外培训在国民教育体系中是对学校教育的补充,其目的是促进人的个性化发展。将校外培训机构定位为民办学校,因未能观照校外培训的特殊性而消解了其补充作用。校外培训机构不同于民办学校。在此基础上,校外培训机构的法律地位既包括在民事关系中的法人地位,也包括在行政关系中的法律地位。关于前者,不能简单地认为,校外培训机构是公司法人;关于后者,校外培训机构应被定位为《教育法》中的其他教育机构。校外培训机构的其他教育机构身份是教育立法对其予以特别规范的正当性基础。以上法律地位的明确,其规范意义主要有两点:一是应将校外培训机构从《民办教育促进法》的调整范围中剥离出来,由其他立法特别规范之。其他立法在理论上可以是校外教育立法或者社会教育立法,但于我国而言,终身教育立法是更为现实的选择。二是其他立法对校外培训机构的规范应不同于对商事主体、民办学校的规范,前者所受之规范强度应介于后二者所受规范强度之间。至于具体规范强度的选择,则取决于校外培训教育公益性之确保与补充作用之最大限度发挥。

近代中国法学教育的女性叙事

对近代中国女子法学教育的发生和发展史进行溯源性的回顾和梳理,可以进一步丰富和充实中国近代法学教育史的话语体系和知识体系。中国近代女子法学教育发端于清末维新派人士创立的新式女学。民国肇建之初,为因应女性知识精英发起的女子参政运动,一批法政女校陆续设立;惜因政局跌宕,始于民国元年的法政女校创办热潮最终以锐进锐退的方式而告终。20世纪20年代,随着新一批女子法政讲习所的开设,以及法政院校纷纷开放女禁,沉寂十余年的女子法学教育遂重焕生机。及至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国高等法学教育体系日趋成熟,女子法学教育亦渐入正轨。中国近代女子法学教育的发展历程艰辛而曲折,客观上促成了中国初代女性法律职业阶层的兴起、促进了中国近代女权事业的发展,并为当时世界范围内女性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的发展,提供了一种鲜活的“中国经验”。

法典化视域下中职生实习期间的法律保障研究

针对中等职业教育实习权益保障问题日益凸显现状,从法典化视角出发,深度探寻研究背景、目的与意义,从中职生实习期间法律关系主体及内容入手,对我国中职生实习期间权益受损的原因进行探析,并对如何加强中职生实习期间法律关系方面提出提出建立健全法律法规、完善法律保障体系、落实联合保障机制、厘清责任义务以及完善法律救济渠道等对策,最终厘清中职生实习期间的法律关系,全面加强中职生实习权益的法律保障,推动中等职业教育健康发展。

论清华简《子产》篇的法政思想及其学派归属

清华简《子产》篇是一篇抄录于战国中期的古文献,主要记载郑国执政子产的道德修养、施政业绩及法政思想。简文围绕“得民”这一核心观点展开论说,内容涉及“修身”“为政”“任贤”“制法”等多个层面;其法政思想的基本理念可以概括为“政在得民”“得民以信”“取处于身”“固身谨信”“求贤用法”。通览全文,《子产》篇整体上表现出明显的传统儒家“效法先王”“为政在人”“以身治国”的政治治理模式,与黄老之学所主张的“效法天地”“政在道法”“以法治国”的政治治理模式明显不同。因此,虽不能确证其为传统儒家的早期文献,但其思想倾向应是以传统儒家思想为主。

从吉同钧清律讲义透视陕派律学的近代转型

随着晚清变法修律活动的展开,新式法律教育也随之兴起。陕派律学代表人物吉同钧兼任京师法律学堂、京师法政学堂、律学馆以及大理院讲习所四处教习,主讲《大清律例》科。由于《大清律例》剧变为《大清现行刑律》及《大清新刑律》,吉同钧遂三易讲义,后称“清律讲义三部曲”。讲义揭示了吉同钧在近代法律转变中的核心观点,即坚守中国传统法律国粹,同时采辑西律之法。他不仅继承陕派律学创始人薛允升的律学研究成果,还打破传统律学同一法系之间横向比较的局限,开创性地将比较视野扩展到不同法系之间,提出“尽用西法”“参用西法”“西法万不能行而仍宜遵守中法”“中律过重亟应改易”四种比较中西律方案。这一中西法律比较分析框架,是近代法律转型的一大突破,也为当前看待中西律之差异提供理论背书。

实施沉浸式普法教育提升中学生法治素养探微

近年来,党和国家日益重视青少年的法治教育,强调培养他们社会责任感和法治意识的重要性。在中学思政课教学中,教师应积极推动法治实践教学,借助基层法庭或青少年模拟法庭等平台,为学生提供沉浸式的普法教育体验。文章结合实施沉浸式普法教育的现状,通过从课堂到法庭感受法律权威、从旁听到参与学习法律精神、从出去到进来维护法律尊严、从理论到实践践行法律原则等方面对实施沉浸式普法教育提升中学生法治素养的策略进行探讨,旨在推动法治教育在中学阶段的深入发展。

依法治校——构建现代学校治理体系的必由之路

依法治校作为现代学校治理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不仅是推进教育法治化的重要举措,也是实现学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所在。文章从依法治校的内涵出发,分析了当前学校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及依法治校的必要性,探讨了依法治校在构建现代学校治理体系中的重要作用,并提出了推进依法治校的具体路径和措施。

高校学生事务管理法治化路径探析——以依法治校为背景

高校学生事务管理法治化的建设是贯彻依法治国方略、促进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提升大学生法律素养、促进法治社会建设的重要探索。当前高校学生事务管理过程中存在法律规范体系不健全、程序不规范、法治意识薄弱等现实问题。高校应从健全法律体系保障权利、采取多元方式保障程序、加强队伍建设提升法治思维三个方面防控学生事务管理过程中的风险,推动学生事务管理法治化建设。

中等职业学校法治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刍论

中等职业学校的法治教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的重要一环,对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意义重大。针对当前中等职业学校法治教育存在的学生法律意识淡薄、法治教育师资力量不足、教学内容及方式有待优化、缺乏系统法治教育理念等问题,中等职业学校可通过树立科学与系统的法治教育理念、加强专业师资队伍建设、优化教学方式与丰富教学内容、完善校园法治机构设置、营造良好的法治教育环境等针对性策略进行改进,培养学生的法治素养。

章太炎对法家与法治思想的现代阐释

晚清以来,面对国内外社会政治发展态势,章太炎率先擎起法家的大旗,开启现代法家研究之先声。章太炎对法家历史的祛魅为研究法家思想提供了契机,在还原法家历史时,他重新廓清法家学派与法家思想的概念及其联系,并融合儒、法思想以重建法家的价值体系。面对西方文化与政治制度的冲击,章太炎主张从传统思想文化中汲取养分,强调因循传统和习俗来制定法律,镜鉴西方法治思想以熔铸中国的法治精神,并通过法家“著述定律”、法吏“听事任职”实践这一法治理想。虽然章太炎的法治建国思想含有颇多理想化成分,但他在法律准则的制定、法学学科的设置、法吏建设等方面的理念为现代法治建设提供了新的思考,他所倡导的法治精神也直接推动了现代法学研究的新探索。

论我国反校园欺凌的实践困惑与立法构想

法律制度因其权威性、稳定性和可预见性,在治理校园欺凌中能发挥重要价值。新时期校园欺凌行为呈现出一些新的表现特点,这是社会结构变迁及规则缺失、学校治理无力及无奈、家庭结构变迁及失能、学生个体差异性特征共同导致的结果。校园欺凌依法治理的实践主要表现为反校园欺凌的制度设计、司法应对、学校角色、社会参与几个方面,但存在对校园欺凌后果严重性认识不足,治理校园欺凌的责任主体不明确,治理校园欺凌的方法缺乏有效性等问题。校园欺凌有效治理需要推进专项立法,明确反校园欺凌立法目的与原则、理清立法主要内容以及明晰参与主体责权利边界。

关于我国学校“法人地位”的法理分析

根据我国的现行教育法律 ,我们不能完全认定学校就是“法人” ,因此 ,不加任何限定而将学校界定为法人是缺少严格的法律依据的。同时 ,“办学自主权”也不是学校必然的法人权利 ,而是一种基于学校的特殊性质和任务的专门法律授权。据此 ,学校自主权的范围必须以教育和教学活动本身为界限 ,并接受国家的相应法律监督。

刑法中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之争的初步考察

与学派之争无关的主客观争议,有必要从刑法中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之争中予以剥离。刑法中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之争,其意义可分为两个维度。第一维度的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之争涉及刑罚对象的争论,即刑罚的对象究竟是对法益的侵害还是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第二维度的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之争乃是在不法论意义上而言,即不法的成立是根据行为的客观面或是行为人的主观意思进行判断。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之争在我国刑法学中尚未真正展开,双方的论争缺乏针对性,且在概念的指涉与运用上充满混乱。就我国刑法的立场问题而言,有必要根据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之争的不同维度进行立场选择。在第一维度的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之争中,应采客观主义;在第二维度的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之争中,应采受客观主义严格约束的主观论,即一种以法益侵害为基础的二元的行为无价值论。

依法治校视角下我国高校规章的法治化探讨

依法治校是依法治国在学校治理领域的重要体现。随着法治中国理念的不断深入,高等学校的教育规章越来越凸显出其重要性和关键性。目前,高校学生管理规章存在着制定主体不明确、制定程序不规范以及规章内容不合理等弊端,究其原因,主要由于我国高校脱胎于旧的行政管理体制,"高校自治"与"法律保留"间存在矛盾,我国法律未对其制定与实施给予明确的规定。因此,如何适应法治中国发展的大趋势,切实提高高等学校规章制定与实施的法制化水平,是高等教育逐步走向法制化道路中的难点和重点。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从观念、程序等各个方面入手。

网络时代学校法制教育:挑战、机遇与对策

伴随着信息技术革命的发展,网络给高校法制教育的模式、内容和形式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同时也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要做好网络时代的高校法制教育,必须把传统法制教育体系与网络技术结合起来,加强网络法律与网络道德建设,开发有中国特色的法制教育软件与网站,建立一支高素质的网络法制教育队伍。

论作为"制度"的法学院

法律职业为限制性的职业,目前两大法系主要国家都在制度上将法学院教育作为进入法律职业的第一道门槛;法律的技艺性、智识性和一定的神秘性及其规范特征决定了法律职业必须具备共同的职业素养,凭借法学教授、法学图书资科和法学院的社区生活三要件,制度性法学院而非仅仅作为场所的法学院培育这些素养并促使法律职业共同体形成。我国现实呼唤在制度上确立法学院教育的门槛地位,建设胜任于培育法律人的制度性法学院。

法家的师承：出乎儒而返乎儒

探讨法家师承关系应当从宏观的法律文化视野入手。法家的产生、发展与儒家具有不解之缘。其脉络即由孔子、子思、子夏,乃至李悝、慎到、吴起、商鞅,再由荀子、韩非、李斯及至吴公、贾谊、董仲舒。此间,《春秋》学起着重要作用。这个师承链条,既是法家思想的沿革史,又是儒家思想的演化史。及至荀子、董仲舒,先秦儒家完成了脱胎换骨的涅槃,法家思想则被融入新儒家思想体系当中,儒法两家共同缔造了古代正宗学术。法家精神始终未退出历史舞台,以法治国的精神,守法尽职的职业法家群体,始终在古代法律实践活动中宣示着自己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