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时期的韩非学研究

唐宋时期的韩非学,其“形式”以“评论”为主,虽然唐代学者的评论文字留存不多,但两宋学者的评论文字留存却很多。在政治层面,唐代官方并不提倡韩非之学,宋代官方对韩非的态度较为模糊,但是两宋学者评论韩非受王安石变法与宋代党争影响,大有影射王安石之意,后来直接将王安石与申韩一起并入异端邪说名录。在价值取向层面,儒家本位意识突出,特别是儒家道统观念流行以后,“门户之见”成为评判韩非的前提预设。在主要命题层面,除去沿袭《史记》对韩非生平事迹、学术宗旨的评价外,基本是在评论历代政治得失、历史人物功过是非时,附带提及韩非,将其作为评判历史问题的负面价值评判标尺。

先秦法家功利思想的结构性矛盾及其演进

传统中国以术驭法而非以法抑术的政治实践,凸显了法家思想法与术之间的矛盾关系。那么,为何术能够替代法成为法家思想的主要实践形式?为何法的治理主张和精神未获承继,而势最终变成了君主专制之势而并非法治之势?实际上,先秦法家思想存在公共利益与君主利益两种不同取向,从而形成了结构性矛盾,厘清这两种取向及其结构性矛盾发展的脉络,进而解构其法、术、势的阐述,不失为解答这些问题的路径。一般来说,公共利益取向的法家强调道的客观确定性,认为应以规范促进共同利益,主张公共利益优先,强调君臣共治、法治为主,因此,势即法之势。而君主利益取向的法家则利用道的主观玄虚性,基于利益冲突不可避免的逻辑,主张君主利益优先,强调君主独裁和术治为主。这时,势就成为君主之势。申不害、商鞅、慎到等的功利思想虽然各有侧重,但在基本逻辑上体现着两种取向的结构性矛盾。作为法家集大成者,韩非竭力融合君主利益与公共利益,化解两者之间的结构性矛盾,达成了其思想在逻辑上的自洽。但是,在君主至上的传统政治实践中,韩非以道的主观玄虚性吸纳其客观确定性,实际上使得君利与公利之间的冲突更加凸显,从而使得君主利益处于优先地位。这就为法家侧重君主利益的论证与儒家主张君主专制的学说融通苟合,进而为传统中国专制政治的统治奠定了思想基础。

“政”与“兵”的历史辩证——《淮南子》战争观新论

"政治―战争"是贯穿《淮南子》战争观的核心命题;"兵之胜败,本在于政"是其战争观的根本原则。以"道"、"义"统"政",以"政"制"兵",是《淮南子》战争观的基本思路,反映出道、儒与法等多元思想的历史融合。主张"政"、"兵"相融,对战争进行高度政治化的反思,这是《淮南子》战争观的理论特点,对先秦兵家思想有所丰富和发展。

浅谈法家、道家、儒家管理思想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运用

在分析加强对我国古代管理思想研究的必要性,并概括法家、道家、儒家的一些主要思想的基础上,探讨如何将这些管理思想运用于现代企业管理中以提高管理效果。

秦代吏治管窥——以秦简司法、行政文书为中心

以法家思想为指导的秦代法令,对官吏的管理非常严格,这对于培养官吏奉公守法、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无疑具有促进作用。在专制君权缺乏有效制约的情况下,严格的吏治既可以使励精图治的君主政令得到有效贯彻,也可以使暴政的危害迅速扩大。

法家学派的由来及其界限

战国时期形成了不同的学术主张和有师承关系的儒者和墨者群体，但并不存在以家标名的学派，更不存在有明确师承关系或其它内部联系的法家学派。儒墨道法等家产生于汉代的学术总结，而百家划分的基本标准是学术。法家区别于他家的界限是"言""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的治术。

常燕生的“新法家思想”

作为近代中国"新法家"的重要代表,常燕生通过创立"生物史观",发现中国的根本问题在于建立一个近代国家。这是中国起死回生的唯一方案。而要实现中国的起死回生,就必须复兴法家的思想,建立"新法家思想"。为此,常燕生重新估定法家的价值,认为法家思想具有先进性、功效性,并有助于推动近代国家在中国的建设。虽然常燕生未能发展出系统性的"新法家思想",但他对近代中国的民主政治和法治问题也进行了一些独到的思考与谋划。常燕生开辟的"新法家"之路,值得我们关注和反思。

论法家思想对现代法治的启示

近年来法学理论界在发掘法律文化传统资源的思考中较为关注儒家文化对构建现代和谐社会的启示;笔者认为儒法合流乃是形成中国法律文化特征的思想基础,其中法家思想所独有的某些观点对现代法治同样具有一定的启示和参考意义。

法治与德治思想融合发展的历史溯源及启示

中国的法治思想和德治思想最早均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二者相争、相抗又相互融合于每一历史阶段的治国方略中。在西方,法治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道德因素,以达法律道德、正义平衡。通过对中西方古代政治思想的简要比较,法治与德治在逻辑上的互补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印证,在认识论的层面,对理解我国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方略有着重要的意义。

从《商君书》看法家经济思想的方法论

在西方经济学方法论个人主义产生之前,方法论整体主义已经形成于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中,其主要特点是把国家战略和个人利益设定为目标和手段的关系,强调后者对前者的绝对服从,政府对社会经济享有超经济的控制权。《商君书》从政治、经济和法律的角度奠定了方法论整体主义的基础,《管子》轻重理论加以进一步的发展,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对市场的操纵遂成为中国古代经济运行的常态,并强化为封建社会财政改制的路径依赖。

略论先秦法家规范君权的政治思想

从现存文献看,法家最先明确提出“以人为本”、“以法治国”、“立天子以为天下”、“天下公平”、“以道正己”等政治思想命题。这表明,法家学说具有很强的思辨性、系统性、规范性、批判性,包含着相当丰富的限定、制约、规范君权的思想。对这类思想现象应给予全面的认识和客观的评价。

论法家思想对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启示

伴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社会对心理健康状况重视程度的提高,当代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日益受到整个社会的普遍关注。先秦法家作为春秋战国时期四大显学之一,以推崇"法治"而得名,强调法、术、势相结合,其思想对中华民族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科学借鉴法家思想的合理成分,一则对当代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有一定启示意义,一则对弘扬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促进传统文化时代化,增强文化自觉有重要推进作用。

卫绾“罢黜百家”说质疑

多数学者认为董仲舒不是第一个提出"罢黜百家"的人,肯定卫绾为第一个。笔者认为卫绾所提出的罢黜不是诸子百家,而仅仅是纵横家与法家,也不是后来意义上的罢黜百家。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罢黜百家的是李斯与秦始皇,不过他们所罢黜的不是法家而是儒家在内的百家。

中国法家思想和西方实证主义法学思想的比较

中国法家思想与实证主义法学分别是中西方比较有影响的法学流派,他们在法的实质、作用及法律和道德的关系等方面存在着一些异同点。通过二者的比较可以得到很多有益的启示。在我们向法治社会转型的过程中,这种比较具有积极的启发意义。

严袁关系试解:严复政治思想的一个侧面

考察严复与袁世凯的关系始末,是研究严复政治思想极好的个案。二人交谊深厚,严氏之于袁氏由保持距离到靠拢支持,到最终失望。辛亥革命后,严复支持袁世凯是其政治思想的自然演进与具体体现,而非其思想的“倒退”。严复对强人政治的支持,实在是一种理想政治无法实现时退而求其次的、无可奈何的选择。

合法性抑或有效性——对儒、法两家秩序思想的比较

儒家和法家对于秩序的诉求迥异其趣。这些不同主要体现在对君主秩序的来源是否有疑问、对于人性本质的基本假定、对于政治权力的行使所应坚守的原则等方面。但在君主专制“秩序第一”前提下的儒家、法家的分歧,又在这一前提下得以合流和相互补充,从而共同构成传统中国专制制度的核心内容。

先秦儒法婚姻思想比较

先秦儒、法婚姻思想既"同"又"异","同"表现为两家都以维护当时约定俗成的婚姻道德为己任,以建立某种使男性受益的婚姻家庭秩序为目标;"异"表现为两家在达至理想婚姻家庭目标的途径和手段上略有差异。"同"源于两家共同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和共同作为男权社会代言人的身份,"异"源于两家有差别的人性观和治世方略。

法家法律政治思想与新农村法制文化建设

中国古代法家法律政治思想是中华法律政治文化的主要渊源,客观、全面地剖析法家法律政治思想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影响,汲取现代西方法律政治理论的精华,结合农村实际,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制文化建设之路,是当前我国新农村法制文化建设的关键之所在。

法家思想在企业管理中的应用

法家是中国古代提倡以法制为核心思想的重要学派。法家在春秋战国时期提出富国强兵、以法治国。作为极其重要的治国理政思想,法家思想对中国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剑南春、阿里、华为等企业作为典型案例,探讨了法家思想在企业管理中的广泛应用,为企业获取效率和质量的全面提升,实现管理效益最大化提供了思想基础。

论秦汉政治思想之嬗替

战国秦汉之际学者对于以往学术史的总结仍以《庄子·天下篇》、司马谈《六家要指》及班固《汉书·艺文志》最具代表性。三种阐述都是将以往的学术思想流派看作是处在同一水平上的、有着同样的发生背景和学术目标 ,即各家都兴起于“周文疲弊”和都是“务为治”的 ,因而诸子百家的价值和作用体现为一种更相嬗替的递进关系。法家、道家、儒家在秦代、西汉前期和西汉中期相继为用 ,前后嬗替 ,对当时社会作出各自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