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长恨歌》——兼述日本现阶段《长恨歌》研究概况

《长恨歌》是以玄宗和杨贵妃为主人公描述爱的无限力量的作品。一个男人,如果真爱上一个女人,就会沉溺于中不可自拔,从而一味地向这个女人求爱;而一旦失去了这个女人,就会沉浸在无限的思念和悲叹之中,这就是《长恨歌》描述的爱的真实。这与《李夫人》一诗中用"苦"、"惑"等负面形容词来表达对爱美女的厌恶之情而达成"鉴嬖惑"的目的有着根本性的不同。白居易认为,《长恨歌传》是讽刺李杨沉溺情爱的文章、《长恨歌》是描写玄宗对贵妃之情爱的诗歌。由于有了《传》,"批判"的任务可由《传》一力承担下来,所以白居易就可以毫无顾虑地让"深刻的爱情"成为《歌》的焦点。

寻找上海——解读王安忆的《长恨歌》

王安忆的《长恨歌》实现了对上海的独特寻找。在文化景观上,精彩描绘了弄堂、闺阁、爱丽丝和平安里;在文化风俗上,着意表现了流言、小姊妹情谊和派推;在文化性格上,深刻发掘了上海人的"三小姐"品格、日常主义精神和孤独飘零心态。总之,全面而深刻地揭示了上海文化特质。

呼唤体悟性的智慧批评——对国内研究王安忆《长恨歌》的反思

目前国内对《长恨歌》的评论集中体现在如下五个方面:都市—女性、叙事—语言、与其他作品的比较、借用他者思想或理论的解读、批判。总体说来,体悟性的智慧批评非常缺乏。智慧批评的终极目的是:给自己的思想添加炉火,给自己的心灵注入清泉;即使背负沉重的枷锁,也要"珍爱生命—积极生活—感悟存在"。

从《长恨歌》与《长恨歌传》看中唐诗与小说之历史演进

中唐诗与小说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联袂与分流的历史演变轨迹,这是俗文学潮流的推动所致,也是文体发展的必然趋势。考察《长恨歌》和《长恨歌传》,可以见出,中唐小说与诗歌创作过程中的互动生发关系、传奇小说的诗化倾向及其对后世文学的影响。

景观戏剧民族之路的创意探寻

伴随着图像时代来临、视觉文化勃兴和人类视觉审美范式的嬗变,人类步入了一个景观社会和消费社会双重变奏的新历史阶段。在此背景中,传统艺术面向视觉化、景观化审美倾向的不断革新求变,成为历史的必然。20世纪以来,为应对影视媒介蓬勃发展的挑战,戏剧创作者和理论家努力突破剧场性的局限,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与实践。从文化艺术学的意义而言,它既像一块基石,以其鲜明的民族气质和典雅的美学追求标志了中国景观戏剧的诞生;又像一方路标,昭示着民族景观戏剧未来的发展方向。

民族景观戏剧的特色追求——以中国首部景观舞剧《长恨歌》为例

相对于西方侧重于异地巡演式的"再造景观"歌剧而言,中国景观戏剧更侧重自然山水与历史人文相融合的"实地景观"演出。景观舞剧《长恨歌》的创意特色主要表现在:区别于一般实景演出,《长恨歌》具有坚实的戏剧性内核;区别于国外景观戏剧,《长恨歌》立足当代中国民族化的景观审美情趣。

《长恨歌》两种译文的比较——基于诗歌翻译的标准

诗歌翻译具有基本标准和最高标准,参考这两个标准对白居易叙事长诗《长恨歌》的两个译文从"音美"、"形似"、"意准"三个角度进行比较分析,可以得出结论:许渊冲的翻译作品从总体来看比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的翻译更胜一筹,符合诗歌翻译的最高标准,为古诗翻译不可多得的佳品。

论王安忆《长恨歌》的主题内涵

王安忆的长篇小说《长恨歌》,不仅是她创作生涯中的一个里程碑,而且在当代文坛中同样占据了相当重要的位置。这部小说堪称书写上海近几十年历史的"史诗性文本",作品以王琦瑶这样一个弄堂女人非同寻常的一生来表现女人和城市、女人和历史、女人和男人、女人和女人的纷繁复杂的主题意蕴。文章即从文本分析入手重点解读作品所蕴含的这四大主题。

现实主义诗人的浪漫笔法——白居易《长恨歌》主题新探

白居易《长恨歌》的主题一直是人们争论的焦点。文章在对几种有代表性的观点分析探讨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对这首诗歌的独特见解。

杨玉环文学形象演变研究——以《长恨歌》、《梧桐雨》、《长生殿》为例

杨玉环很早就进入了文学领域,李杨爱情故事也成为众多文学作品关注的题材,从盛唐开始,无论是诗歌、散文、笔记,还是在野史、小说、戏剧中,历代文人都在不断地丰富发展杨玉环这样一位独特女性的特性。由于各式文学体裁的不同,作者的创作态度不同以及受时代变迁与社会文化思潮的影响等,作者在相关史料的基础上精心裁选材料,从不同的视角来阐释她,解读她。纵观历代文人笔下的杨玉环形象,有着明显突出的演化过程。作为政治形象,她从被动牺牲到咎由自取到无畏奉献;作为爱情形象,她从沉溺享乐到污秽不忠到纯洁忠贞、勇于牺牲,最终成为丰满独立的文学典型。

略论《长恨歌》的修辞艺术

试从比喻修辞格的变化多端、修辞格的综合应用、隐喻的广泛应用、抽象化语言的使用等方面,探讨王安忆《长恨歌》的修辞艺术。

“物时代”的“英雄”——王安忆《长恨歌》与19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

19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面对着前所未有的观念冲突。女性主义与对女性的消费并行,一方面,女性主义的呼声空前高涨,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另一方面,通过服饰、化妆、整容,女性的"女人味"也前所未有地深入人心。对物的批判和对物的崇拜并行,精英文化依然坚持对抗"物的压迫",极力遏制"价值的颠覆"。可是物崇拜却形成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只有获取了大量的物质财富,才能成为"时代英雄"。王安忆的《长恨歌》突出重围,并没有被其中的任何一种观念所束缚。她回到人类学的视域中,重新书写了两性的生存论关系和人与物形成的"亲密纠缠",并以王琦瑶这样一个富有生命力的女性"英雄"形象,试图以生命伦理重铸社会伦理。这就是《长恨歌》的意义与它长盛不衰的魅力所在。

陈鸿《长恨歌传》的阅读与欣赏——古代文言小说作品教学札记之一

陈鸿的《长恨歌传》是给白居易《长恨歌》作传的,其叙事题旨皆依白歌。二者在题材上兼采李、杨故事的历史史实和民间的传说轶闻,并对所取材料进行裁夺,取其所需,去其繁冗,皆非历史史实或民间传闻的实录,而是对历史事实和民间传闻的再创造。白《歌》以风情摇曳之诗笔书写李杨情事,叹情而暗含讽喻;陈《传》则秉良史之才,再现天宝轶事,着意好奇中寄寓惩戒又"如不胜情"。

《长恨歌》:建立现代都市民间神话的一种努力

王安忆的《长恨歌》虽然创作于上个世纪的八九十年代,然而无论从写作手法还是叙事角度方面看,都与盛行于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鸳鸯蝴蝶派”有很多相似之处,呈现出明显的海派文化特征。《长恨歌》与现代都市民间神话的关系具体说来就是:现代都市民间叙事是以现代都市世俗审美叙事的方式出现的;《长恨歌》体现了对启蒙话语的消解;《长恨歌》中所描写和弘扬的道德与人情之高尚充分体现了世俗之美。

《长恨歌》中王琦瑶的物化爱情--用马克思“交换--消费”系统解读

《长恨歌》通过写女主人公王琦瑶与四个男性之间的情爱纠葛来表现其坎坷的人生命运。王琦瑶一生都在追求物质,可最终也因为物质命丧黄泉。她的"物质利益交换爱情"理念和主体意识的不觉醒造成其人生的悲剧。爱情作为精神领域的情感追求,在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中必然伴随物质交换,但将爱情看作纯粹的物质交换必然丧失爱情本身的价值。

清歌入云霄——关于《长恨歌》与《半生缘》的比较分析

王安忆《长恨歌》与张爱玲《半生缘》同为女性作家作品,主题同为以女性情感体验为主要书写对象的爱情题材小说,由于两位作家所处年代、社会环境与个人身份经历不同,使得两部作品无论是在精神实质上还是表现手法上,都表现出迥然不同的面貌。本文就两者之间的差异进行深入的比较分析。

中国诗电影探幽——比较视阈下的诗影共谋

在电影《妖猫传》中,文学与电影叙事融合与互动。《长恨歌》作为该电影的背景文本,其诗歌意象的电影表现能越过影像本身的叙事性-诗性之争,引领我们考察电影诗性再阐释的潜质。在现代诗人洛夫的同题诗中,唐代诗人白居易所作《长恨歌》中频繁出现的芙蓉意象被具有异质性的蔷薇意象所取代,喻示其影射的杨贵妃形象由中国传统诗学话语体系转向中国当代诗学话语体系的蜕变;而在电影《妖猫传》中,两种花意象相互交缠,凭借《长恨歌》文本的文学叙事性与影片镜头语言的非叙事性共生为一种突破载体意识的诗性,进而实现一场模糊载道与言情之界线、回归本土形象思维的诗影共谋。

弱女子的命运悲歌——白居易《长恨歌》主题再探讨

人们对《长恨歌》的主题一直争论不休。或以为《长恨歌》意在讽刺,或以为意在歌颂李杨的爱情,或以为《长恨歌》乃爱情和讽喻兼备。而实际上,《长恨歌》并非意在写爱情,而是在写这种所谓的爱情背后处于弱势地位的女子的感情和命运悲剧;《长恨歌》并非刻意地在讽刺,而是在向世人揭示这种人间悲剧的残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