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区的市立法权条款之再认识——基于现有研究与实践的反思

设区的市立法权条款中的“立法事项范围控制”与“赋权节奏控制”在实践中并未发生作用,意味着这一条款存在效力与实效性相脱节的问题。在法政策学的层面,从我国立法权纵向配置的基本逻辑——“法制统一”与“分级治理”原则在地方立法领域所展现出的紧张关系中,可以对这一条款效力与实效性的矛盾关系作出合理解释。在法解释学的意义上,只有对这一条款作客观目的解释,探求其在“今日法秩序中的规范意义”,才能获得适切的、符合我国立法体制整体发展趋势的解释方案。这一条款中的立法事项规定不应被视为“立法事项范围控制”,而是提示地方立法重点领域的“例示”规定。这一解释方案无论是在学理上或是在立法制度、立法实践层面,均具有充分的正当性,还为解决改革与法治的关系提供了一种可能的参考方案。

地方立法权“再扩容”对基层治理的双重影响及实践优化

2023年我国修订实施的《立法法》将“基层治理”纳入地方立法权的法定事项范围,在本质上是针对地方立法权的一种正向“再扩容”。基于此种“再扩容”的现实背景,有必要探讨其对基层治理本身产生的双重影响。一方面,积极意义体现为基层治理的非正式经验能够转化成正式制度,并且为之提供充足的法治保障,提升现阶段基层治理的制度化和理性化水平。另一方面,消极影响则表现为立法者将基层治理纳入地方立法事项之中,可能使得原本强调便捷灵活的基层治理实践陷入被动僵化的现实困境。据此,在地方立法权“再扩容”背景下推动基层治理的实践优化,应当强调法治原则的正向辐射作用,促进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融合交互,以及积极扩大公众参与,以提升社会可接受性。

我国的县城:发展规律、类型状况和建设对策

深入研究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及其中的“县城发展规律”概念发现:我国县城在政治上是国家政权在县域地方的治所;在文化上是国家形成凝聚力、各民族融合为中华民族的关键环节;在社会上是城乡一体化、城乡融合发展的枢纽,是推动县域地方融入国家战略、国家实施乡村治理的枢纽;在经济上是城市经济、工业经济和农业经济的交接点;在生态上是城市生态和农村生态的交汇点。基于我国县城建设发展现状和存在问题,可以采取以下措施加快推进我国县城建设发展:选择一部分县城布局高等教育资源,为推进城乡相对均衡发展创造条件;选择一部分农产品主产区县城,推动其县域成为非农产业发展的典范;选择一部分历史文化名城中的县城,将其打造成为中华文化复兴的基地;设立一批中央直辖县和隶属于东部发达省份的西部飞地县;等等。

有限政府理念下行政审批改革及绩效研究——以浙、豫、渝等省级权力清单为例

推进行政审批改革,是新一届中央政府转变政府职能的头等大事,也是提高政府现代治理能力的关键举措,但目前关于省级层面研究较少。论文选取浙江省、河南省和重庆市为研究对象,分析实施现状及其绩效,探寻行政审批改革的共性规律。研究发现:理念上,行政审批改革初步实现了政府职能转变,呈现出有限、法治、服务和创新的特点;从实施过程和绩效来看,推动了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带动了新增企业单位数和投资项目增长,激发了市场活力。据此,归纳出有限政府理念下,行政审批改革过程中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最后,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权力分散和"因需施政",导致地方在行政审批清单化过程中存在很多差异,还需纵深化和规范化。

国家教育行政权力清单的规范研究——以教育部行政权力为研究对象

权力清单制度是促进政府职能转变、实现政府简政放权的一种有效手段。本文通过对国家教育行政权力清单的规范研究认为:依法梳理、设定教育行政部门职权边界是教育行政权力清单制度的基础;教育行政权力清单不仅应包括在法律法规基础上梳理出来的权力事项目录,更为重要的还应包括与事项目录相对应的事项详单;教育行政部门应当以责任清单的形式构建权力运行的内部审查机制以及权力被滥用之后的法律追究机制,以形成对教育行政权力运行的法律威慑,确保其行使的合法性和合理性。

大型火电机组动态频率响应特性

当电网发生解列故障时大型火电机组的动态频率响应特性对于维持系统频率安全和稳定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以频率最大偏移量及其出现时刻为研究关注点,建立了解列后大型火电机组频率调节动态模型,提出一种通过求解四阶线性定常非齐次状态方程组确定频率最大偏移量及其出现时刻的方法。以此为基础,采用一台600MW火电机组的实测参数,深入分析了机组一次调频限幅、调差系数、前馈系数3个重要参数对解列后电网频率动态过程的影响。研究结果可用于指导解列后电网频率安全稳定措施的制定。

PPP模式行政监管权之生成逻辑及配置

行政监管权是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中政府所享有的核心权力,在PPP项目推进过程中,同为国务院权力分支且有不同权力范围和部门利益的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与财政部基于本部门利益的考量,意欲借政策主导甚至立法牵头将监管权整合到本部门,可能形成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中双重监管主体,呈行政主导立法倾向,偏离了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中行政监管权生成逻辑,将造成法律不和谐不统一。现实立法实践中呈现的重视立法信息,主张立法的广泛参与、有效互动和利益权衡的博弈立法有可能纠正现实中的行政立法主导偏误,使PPP模式立法中行政监管权制度设计符合其生成逻辑。

地方立法的主要问题及其反思——以湖北省为例

地方立法在我国法治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基于我国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权力机关缺乏必要权威、政治生活中的行政主导模式以及公众缺乏参与政治生活的政治自觉等因素,地方立法存在僭越中央专属立法权、地方立法权限范围模糊、地方立法主体之间立法权限不明、地方权力机关立法主导丧失等问题。在建设法治国家进程中,这些问题需要引起重视并应最终加以解决。

权力清单中的地方政府规章——以《立法法》第82条为中心的分析和展开

正确选择法律依据是权力清单制度的题中之义,也是该制度发挥作用的前提和基础。从我国《立法法》第82条的规定看,地方政府规章存在执行性立法和创制性立法两种形态,而不同形态的地方政府规章进入权力清单法律依据的规则是有区别的。研究和归纳地方政府规章进行权力清单法律依据的基本规则,并借助该规则及时清理权力清单中不合法的法律依据,才能推动权力清单制度的健康发展。

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区域特征、差距缘由与优化对策

法治化营商环境的优化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在中央稳步推进建设营商环境的同时,地方政府也应及时审视当地营商环境建设的实际情况,与我国营商环境的法治化进程相契合。运用文献计量法和文本内容分析法对地方法治化营商环境政策文本进行独立与交互分析,可以发现各区域的不同特征:东部地区为全面优先型,中部地区为基础稳健型,西部地区为滞后追赶型,东北部地区为单一治理型。区域差距在制度层面的根源为地方横向权力未合理配置。基于该思路可得出优化对策:中、西部地区需从政策治理向法律治理转变,同时加强地方立法;中、西、东北部地区需由独立治理向协同治理转变,推动各部门联合发文;东北部地区需由行政监管向司法保障转变,提高司法文件质量;各区域均需制定地方营商法制环境评估体系。

论政府经济管理权的理性收缩——以有限政府理论为分析框架

政府经济管理权是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运用"国家之手"调节宏观经济运行的一种法定权力。政府经济管理权从其本质属性而言是经济法域中的权力,具有典型的公法行政权力属性。政治国家之行政权力在对市民社会运行调节过程中鉴于其自身特点,具有自我膨胀性和侵益性,这就要求从其作用的范围和方式等方面进行理性收缩。自然法学派有限政府理论对于政府权力控制的论证能够为现代政府经济管理权的理性收缩提供了一个完整的分析框架,解决政府经济管理权理性收缩的问题,进而契合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提出的简政放权的执政理念。

论法律冲突及其消解——兼评《立法法》之相关规定

随着我国立法进程的加快 ,立法的数量越来越多 ,立法冲突也成为我国法制建设中的一个突出问题。本文首先从根本原因、经济原因、制度原因等三方面分析了立法冲突产生的原因 ,随后又列举了立法冲突的种种表现 ,最后 ,结合我国的《立法法》 ,提出从预防冲突、排除冲突、消解冲突三方面解决立法冲突的问题 ,并对我国《立法法》

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限制条款”及其妥当性

《立法法》将地方立法权主体扩大到所有设区的市,但设置了"限制条款"。判断地方立法与上位法是否"相抵触原则",其标准是(1)在权利与义务关系中,下位法限缩、取消上位法已经确认的权利或者扩大、增加上位法没有设置的义务;(2)在职权和职责关系中,下位法扩大、增加上位法没有授予的职权或者限缩、取消上位法已经设置的职责。对"限制条款"中的事项应当作扩大性解释,以适应地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要,且"等"也应作"等外等"解释。对地方立法权设置限制的目的具有正当性,但在所采取的手段上,与目的之间存在着关联性的欠缺,若不作一些补救性的对策,如立法解释、强化人大立法主导性,甚至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等,国家法制统一的立法目的恐怕难以实现。

公共管理权力边界:政府与大学——我国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建设的困境与出路

公共管理背景下的大学自治和政府控制权力之间的相互博弈反映出大学与政府在学术和绩效上不同的价值取向。在大学的发展过程中,公共管理六大权力组织都对其发挥影响,其中政府的权力是最主要的。根据公共管理权力结构中政府所扮演的角色,政府权力在大学运行中存在着三大模糊与困境:大学自主办学权力缺失、非正式政府组织的权力边界模糊、大学内部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失衡。因此,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应具有相对独立的权力、政府公共管理权力的相对有限性、形成以学术为导向的权力结构是其发展的关键。

“较大的市”及其立法权探析

相关法律对"较大的市"作出的不同界定导致"较大的市"的实际称谓与法律意义存在严重含混。地方组织法、立法法还赋予"较大的市"立法权,这与我国《宪法》的规定明显不一致。在本身标准缺失下诞生的"较大的市",其立法权在实践中也多有违法律公正公平之宪政精神。因此,无论是从合宪性的角度,还是从发展现状来看,都有必要重新考虑"较大的市"这一概念以及由此所产生的立法权问题。

税收法定主义原则与政府税收立法权的界定

税收法定主义原则是税法的首要原则。根据这一原则,税收要素、税收程序基本方面的立法权都应由议会机关保留。政府部门只有对税收程序中的具体问题制定行政法规的权力。即使在授权立法的情况下,对政府部门的授权也只能针对个别、具体的事项。

内在契合：建设法治政府与推行权力清单制度的关系研究

现阶段,建设法治政府与推行权力清单制度是国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程中规范、限制政府权力的重要举措。通过解读法治政府与权力清单制度所依据的法与文件,呈现二者依次经历开始结合、逐渐融合、高度契合等三个时期,剖析二者在法理层面的契合。通过阐释权力清单制度助力法治政府的建设;法治政府保障权力清单制度的推行,确定二者在逻辑层面的契合。通过将顶层设计、法律法规、政府职能、监督机制等方面作为抓手,探索二者在路径层面的契合。厘清法治政府与权力清单制度二者之间的内在契合关系,既丰富了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和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内容,又积淀了建设法治中国所需的法治治理基础。

创新和完善地方立法权制度——兼谈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完善和发展

随着十二届全国人大第十次会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修正案(草案)》的初次审议,我国立法法修改已进入实质性阶段。立法法的修改关系着地方立法权制度的完善和发展。科学合理地布局地方立法权,将地方立法权普及到所有设区的市,是地方立法权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立法法的修改尤其是地方立法权普及到设区的市的制度设计所引发的担忧和争论值得关注,但并不能因此否定此次地方立法权制度改革对于创新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理论与实践、推进地方与国家治理现代化所具有的重大现实意义。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角度讨论地方立法权制度的完善和发展,还会涉及地方人大与地方人大常委会立法权能的合理划分尤其是强化地方人大的立法职能,从立法的意义上划分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与地方政府的立法权限,以及在更为广泛的决策意义上明确地方人大与同级政府、司法的权限关系等一系列问题。从一定意义上讲,通过修改立法法,创新和完善地方立法权制度,是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时俱进的重要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