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监察从宽处罚建议制度的适用及其完善

监察从宽处罚建议是监察机关在职务犯罪案件调查过程中享有的一项职权,该项制度对于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以及提高职务犯罪案件调查效果具有重要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实施条例》对监察从宽处罚建议制度的适用条件和程序进行了明确规定,监察实践中该项制度的适用也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是结合规范与实践分析,监察从宽处罚建议适用制度仍然存在着适用条件模糊、适用效力不清以及适用比例不均衡等现象,为此应当在厘清监察从宽处罚建议性质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对该项制度进行完善,以发挥其在职务犯罪案件处理中的作用。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再完善:以轻微犯罪治理为场域

目前,我国已经进入轻微犯罪时代。通过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治理轻微犯罪是重要的刑事司法途径。然而,轻微犯罪治理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之间仍存在一定的不适性,特别是实体与程序的衔接不畅、治理需求与制度供给的不一致等。因此,应当强化轻微犯罪治理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之间的契合度与协同性,以轻微犯罪治理的实际需求为导向,按照刑事一体化的理念,不断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及其相关的实施机制。当前,刑法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之间的制度性“沟壑”亟待填补。为此,既需要调试现行刑法理论的互斥部分,也要重新审视刑法总则相关规定的适宜性和有效性,进而及时启动必要的实体性立法修正程序。《刑事诉讼法》修改在即,整合性的程序回应也势在必行,独立的认罪认罚从宽协商程序、更加健全的量刑协商机制等均是轻罪治理的主要关切点。

民营企业涉罪案件负责人诉讼境遇研究

我国刑法对企业犯罪实行“双罚制”,即同时追究涉案企业和负责人的刑事责任。在优化营商环境政策的指引下,司法机关关注涉案企业境遇的同时也要关注企业负责人的诉讼境遇。办案机关对符合条件的企业负责人采取非羁押性强制措施,既有助于企业合规整改的顺利进行又能够保障企业的经营运转,有效避免刑事追诉对涉案企业造成的“灭顶之灾”。在涉案企业通过合规考察后,检察机关应对符合不起诉条件的负责人做出不起诉决定,为避免个案罪刑适用的不均衡,在不符合酌定不起诉条件的情况下,检察机关对企业负责人提起公诉更为适宜。如果负责人在企业合规改造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可以作为法官量刑从宽的裁量事由。

刑法视阈下重罪案件的认罪认罚从宽规制反思

认罪认罚从宽是兼具实体和程序的综合性法律制度,要实现制度的预期规制价值,亟需强化实体法供给支撑。司法解释性文件对认罪认罚的程序应用进行了系统规范,但在认罪认罚的实践类型和案件轻重未充分理清的情况下,既有的从宽规制过于原则和灵活,重罪案件如何实现从宽处罚的制度激励更是面临考验。刑法评价领域,认罪认罚从宽与坦白、自首的内在关系如何,是否存在重叠评价问题亟需明确。要破解认罪认罚从宽的刑法规制供给不足问题,需在理清认罪认罚实践类型与案件类型的基础上,立足于刑法裁量中从宽处罚的阶梯设置,结合不同类型认罪认罚背后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和预防矫正必要性,做出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的相应规定。

企业刑事合规的正当性根据及价值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有效预防企业犯罪是各国面临的一大难题。建立企业合规契合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恢复性司法以及预防犯罪的刑罚目的,具有正当性根据。事前有效的企业合规可以阻却主观罪过,具有出罪价值,但效力只及于企业,不及于个人。合规出罪的途径主要是不起诉制度,应增设一种新的特殊裁量不起诉。事前或事后的企业合规反映涉罪企业再犯可能性较低,可以通过定罪免刑、从轻或减轻处罚以及缓刑制度从宽量刑。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退赃退赔从宽条款的适用研究

《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退赃退赔从宽条款,其正当化依据在于行为人通过积极实施退赃退赔行为,证明其对法规范忠诚程度的恢复以及自身可谴责性的降低,从而得到宽缓化处罚。该条款在司法实践中存在适用时间僵化、“积极性”认定标准主观化以及行为要件与结果要件关系错乱的困境。为应对以上困境,应当将退赃退赔时间延长至一审判决作出前,综合多重因素判断行为人退赃退赔的积极性,并且将“减少损害结果发生”作为“积极退赃退赔”的结果要件和本质体现。

量刑合意效力问题研究

根据从宽系谱中量刑从宽所依据的法律内容与从宽逻辑,量刑从宽制度可以分为实体从宽、程序从宽与混合从宽三种模式。唯在程序从宽的制度论域中,才有探讨量刑合意效力的制度空间。量刑合意的效力来源可以从“利益说”与“规范意思说”的理论框架下进行论证。量刑合意的有效性需要法官对其进行合法性评价并予以确认。透视我国认罪认罚量刑建议效力的司法实践问题,混合从宽模式带来的局限性是其根本症结。为此,不仅需要正视检法两家的制约关系,而且应当重视量刑合意中的当事人权益,实现量刑合意效力问题由规范性向合理性方向发展。

重罪案件企业刑事合规不起诉的三大实体法争议问题

我国检察机关主导的企业刑事合规不起诉的改革实践是值得肯定的,能否对企业涉及的重罪案件作不起诉决定,不仅要关注企业治理结构的改进,而且要考虑刑罚目的的实现。现行刑法并没有把企业刑事合规计划作为免责事由,而且对重罪案件实施刑事合规不起诉违背了罪刑法定原则和平等原则,有放纵犯罪之嫌,并不可取。否定在重罪案件中实施刑事合规不起诉,并不意味着否定企业因在事前实施了完备的、科学的刑事合规计划而排除其具有单位犯罪意志。若企业已经实施了完备的、科学的刑事合规计划,而单位之下的自然人借助单位名义实施犯罪,则不构成单位犯罪,只需追究单位之下自然人的刑事责任。在事后刑事合规计划的情况下,即使对单位及单位之下的自然人从宽处罚,也不宜由此赋予企业刑事合规义务。对于企业反悔的情况,检察机关可以以量刑过轻为由提起抗诉,做好企业刑事合规的“后半篇文章”。

明代大审中的“宽恩”与“执法”

大审是明代重要的制度建设,既是对中国历史时期录囚制度的创新,也为清代秋谳制度的形成提供了准备。明代大审以所有在监囚犯为审录对象,其中徒流以下罪犯减等处置,具有宽恤的特点;而死罪囚犯的审录则以情真罪当为目标,审断强调事实、证据与律例应用之合理。从有明一代留存的恤疏来看,大审死罪的审录,体现了充分的执法性。无论是在可矜、可疑、可辩这些类别的应用,还是在将死罪案件纳入以上类别的论证上,与一般司法程序中的死罪审录具有同质性。明臣称大审官员“主宽恩”“主原情”,以与巡按御史的“主执法”相对,有失偏颇。明代大审作为恤刑,展示皇恩浩荡,其中有“宽恩”的层面,但是皇恩的核心则是执法公正、罪无冤滥。可矜、可疑、可辩案件的论证中,大审官员对死囚多哀悯之情的表达,似在“原情”;但是哀悯本身并不构成审断的依据,只有与律例呼应的、进入律例框架的哀悯之情,才是其定案的理由。因此,充分的“原情”实则为有效的“执法”所服务。明代大审制度及其实践为理解中国古代的恤刑、死刑审录以及司法中情与法的关系,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和丰富的材料。

对行贿犯罪修改的三点思考

《刑法修正案(十二)》关于行贿犯罪的修正,是对于我国之前刑法规制中对行贿罪、对单位行贿罪、单位受贿罪、单位行贿罪惩治力度不足的立法回应。其立法进步价值在于,将党中央的要求进行立法上的固化,体现了罪责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起到促进社会治理的良性作用。《刑法修正案(十二)》实施后,在司法实践中应当对其进行系统性理解和贯彻落实,准确把握行贿罪中从重处罚情节的适用,注意对于行贿罪从宽处罚的用语变化,准确把握追诉标准和从重情节。

“法法衔接”视角下从宽处罚建议的合理定位及规范适用

作为监察体制改革产物之一的从宽处罚建议制度,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存在紧密联系。由于制度效力定位偏差、被调查人程序权利保障不足、内容形式不明、司法机关对特殊情形应对方式不明等问题,使从宽处罚建议制度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不能形成有效衔接。据此,应以从宽处罚建议应然内蕴为基础对从宽处罚建议进行合理定位:个案量刑情节提示的功能定位、不及于人民法院的效力范围定位、权力而非权利的从宽处罚建议权属性定位,并通过强化监察机关与司法机关的双向互动、以检察机关提前介入保障被调查人合法权益、以相对概括的实体从宽处罚建议为内容这三项措施,确保从宽处罚建议的规范化适用,消除“法法衔接”时的阻碍和断层。

非法占用农用地的治理路径

通过对近年来的办理的案件进行分析发现,G省司法机关对非法占用农用地罪行为人的处理呈现不捕率高、不诉率高、缓刑率高的特点,这种司法现状有理论和现实上的依据。但是,透过这种现状却能够发现行政执法力度不够、司法裁量标准尚不统一、法律有关规定等深层次问题。细化刑法有关规定、建立行政处罚“双罚制”并加大行政执法力度、统一司法裁量标准,更加注重综合治理,是加强我国农用地保护的适当路径。

朱子《太极解义》的形上之思及其制度建构之策

《太极解义》脱胎于《太极图说》,在《太极解义》中朱子明确将“太极”释之为“本体”,并作为其理学形上学的最高范畴。借助这种本体论建构,朱子进一步充实了作为其思想基础的理气论与人性论学说,并逐步构筑起一个包含着伦理思想、政治设计和制度规划等丰富形下要素的、系统而又庞大的理学体系。检讨朱子的政治构想,无论是对德、礼、政、刑的系统阐述,还是对“严本宽济”以及“人治”主张的独特阐发,无不是基于他对《太极解义》及其所确立之理本论思想的发显与充实。同时,这种从着眼理论建构到完善制度设计的思路,不仅很好地呼应了“太极”与“人极”的彼此圆融,而且对儒家政治哲学的发展来说也是一次巨大的理论飞跃。

刑事程序中行为的量刑论考察

寻找认罪认罚从宽的实体法依据必须回溯到“刑事程序中行为”以及“犯罪后态度”的理论地位之上。对于“犯罪后态度”,无论是扩张责任概念的内涵还是采用“双轨的间接证据构造”,均不能予以合理化。“犯罪后态度”只能作为预防要素起作用。“刑事程序中行为”属于预防要素,在具体判断时不能升高刑罚量,而只具有保持刑罚量和降低刑罚量的功能。认罪认罚予以从宽应定位于行为人悔悟,即预防必要性降低,在我国传统理论语境中体现为社会危险性降低。对行为人的实体处遇不能直接从程序法中寻找依据,只能根据刑法的规定和量刑理论证成。

老龄化社会背景下老年人犯罪量刑规则的反思与重构——以132份裁判文书为分析样本

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的社会背景下,老年人犯罪高发并成为司法入罪与量刑的重要对象。立足司法案例进行实证分析,可以发现老年人犯罪的量刑规则存在诸多不敷适用之处,如:老年罪犯从宽处罚的原理和依据与社会现实不匹配、罚金刑的适用过于普遍、死刑规定存在漏洞等,亟待立足老龄化的社会实际,取消老年人犯罪单纯以年龄为依据的从宽处罚规定,对老年罪犯谨慎适用罚金刑,修正老年罪犯不适用死刑的起算点,完善我国老年人犯罪的量刑规则。

对行贿人从宽处罚特殊规定中“被追诉前”的理解

《刑法》第390条第3款规定了行贿人于被追诉前主动交代行贿行为的可以从宽处罚。对“被追诉前”的正确理解不仅关乎从宽量刑情节的准确适用,更关系到《刑法》与《监察法》的顺畅衔接以及我国腐败治理刑事政策的有效落实。将“被追诉前”理解为“检察机关受理前”,既符合“追诉”概念在刑事法视域下的既有内涵,又能纾解《刑法》与《监察法》衔接上的矛盾,同时为从宽处罚特殊规定的适用留有合理空间,遵循了立法目的,契合我国腐败治理刑事政策。

论我国值班律师的角色定位与权利保障

随着法治建设的持续深化,刑事诉讼程序日益强调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的保障。值班律师作为该程序的关键参与者,其角色定位与功能发挥对于维护被追诉人权益、推动司法公正具有重要意义。在当前的司法体制改革浪潮中,关于值班律师的角色定位究竟是“法律帮助者”还是“辩护人”,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同时,值班律师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了履职重心发生偏移、诉讼程序间衔接不顺畅以及值班律师的收益与其承担的职责之间存在明显失衡等问题。为了确保值班律师职能的实质化,应及时查漏补缺,明确值班律师的精准定位,充实其权利内容,界定其职能范围,进一步完善值班律师的保障机制。通过多方协同,补齐值班律师制度中的短板,更好地发挥其在诉讼中的积极作用。

认罪认罚视野下被追诉人阅卷权问题研究

对于被追诉人的阅卷权,虽然在《刑事诉讼法》第39条第4款中提出了“核实证据”的规定,但对于被追诉人阅卷权还并未做出明确的规定。在现今的司法实践中,被追诉人阅卷权的行使也存在着重重障碍。当前我国正在积极推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但在认罪认罚案件中,时常存在着需要被追诉人自行辩护的情形,而被追诉人的阅卷权是被追诉人进行自行辩护的前提,故我国应对被追诉人的阅卷权进行明确的规定,以保证被追诉人更好的行使自己的辩护权,从而更好的推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我国的发展。

刑事一体化视角下《监察法》从宽处罚建议制度适用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以下简称《监察法》)第31条、第32条规定的从宽处罚建议制度在实务中适用率较低,且没有达到良好的适用效果,存在一定的适用困境。究其原因,其实体认定条件较为严苛,不符合阶梯式从宽理念,程序上则存在适用形式多样、程序繁琐、效力不明等情况。要想真正解决该适用困境,需要梳理其与刑事诉讼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之间的关系。二者在理论内核、评价标准上有异曲同工之处,但是在制度特点和适用范围上又有所不同。据此,《监察法》从宽处罚建议制度应当在刑事一体化的视角下以实用性为导向,既要保持与刑事诉讼制度的有效衔接,又要坚持其独有的监察属性,在实体上调整分层从宽的适用条件,在程序上统一适用形式,调整决策程序,增加司法回应,以确保职务犯罪案件中从宽处罚建议的适用落实到位,真正实现我国反腐工作的法治化与科学化。

务宜远人:明朝藏地僧俗贡使违规私茶处罚的立法与实践

与明朝茶禁无论是茶立法上,还是执法实践中,严厉惩治把关将吏失职及自营和茶商违禁相比,对藏地僧俗兴贩和夹带等违制行为,其立法相对粗略,处惩力度不仅较轻,而且极为灵活。这种双重评判标准的立法与因地域因人事的实践操作方式,实质上,充分显现出明朝有别于元清的治藏特色,就是要以经济手段“联番制虏”,促使并强化藏区政治内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