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程序中行为的量刑论考察

寻找认罪认罚从宽的实体法依据必须回溯到“刑事程序中行为”以及“犯罪后态度”的理论地位之上。对于“犯罪后态度”,无论是扩张责任概念的内涵还是采用“双轨的间接证据构造”,均不能予以合理化。“犯罪后态度”只能作为预防要素起作用。“刑事程序中行为”属于预防要素,在具体判断时不能升高刑罚量,而只具有保持刑罚量和降低刑罚量的功能。认罪认罚予以从宽应定位于行为人悔悟,即预防必要性降低,在我国传统理论语境中体现为社会危险性降低。对行为人的实体处遇不能直接从程序法中寻找依据,只能根据刑法的规定和量刑理论证成。

非法占用农用地的治理路径

通过对近年来的办理的案件进行分析发现,G省司法机关对非法占用农用地罪行为人的处理呈现不捕率高、不诉率高、缓刑率高的特点,这种司法现状有理论和现实上的依据。但是,透过这种现状却能够发现行政执法力度不够、司法裁量标准尚不统一、法律有关规定等深层次问题。细化刑法有关规定、建立行政处罚“双罚制”并加大行政执法力度、统一司法裁量标准,更加注重综合治理,是加强我国农用地保护的适当路径。

反垄断从宽处理制度及其中国化

反垄断从宽处理制度旨在减免公法责任以吸引卡特尔成员主动投案并揭发他人的违法事实,是国际上通行的一种发现和打击卡特尔的有效机制。从宽处理制度分为多种类型,其共同的先决条件有三个,即:提出申请、提供有效信息、完全配合反垄断执法机构的查处。中国具有与该制度相契合的传统法律土壤,也具备建构该制度的现实法律依据。但是,我国反垄断法律体系内部的冲突、执法权归属的模糊、行政法律责任的薄弱与缺失等因素,使得该制度在中国的实施面临隐忧。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职务犯罪案件中的适用困境及其化解

随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推进和《刑事诉讼法》的修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监察程序与刑事诉讼程序间的衔接适用已成为职务犯罪案件办理的"新常态"。法律文本的不同表述,导致监察程序和刑事诉讼程序中认罪认罚从宽的制度规范存在较大差异,进而致使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职务犯罪案件的监察程序与刑事诉讼程序间呈现出"交叉适用"和"适用冲突"的困境。职务犯罪案件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未来发展应当坚持"司法主导、保障权利"的原则,分步骤地在统一认定与适用标准、保障被调查人合法权利、规范认罪认罚文本的记载及使用,以及建立被调查人认罪认罚的审查机制等方面,进行规范和机制完善。

犯罪嫌疑人从宽期待供述动机形成机制之实证研究

犯罪嫌疑人在讯问过程中,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有较强的对抗讯问的意志。在面对是否供述罪行的动机选择中,犯罪嫌疑人自身存在的期待得到从宽处理的优势需要,与讯问人员使用的恰当的讯问方法相结合,即可以促使其产生供述动机。对犯罪嫌疑人所作的调查结果表明,侦查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讲明主动供述罪行可以得到从宽处理,同时结合亲情感化和唤醒良知等方法,对有从宽期待的犯罪嫌疑人具有较为积极的影响。

刑事诉讼法修改若干问题研究

为因应十八大以来中央推进的一系列法治改革带来的制度性需求,立法者以法律修正的模式对刑事诉讼法进行了修改。概言之,具体内容包括衔接《监察法》的制度修正、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的现实化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法律化。本次修法虽为局部性修改,但其对法律体系统一、刑事法制完善等方面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由于配套的法律解释尚未全部出台,理论界与实务界对法律修正部分的理解与适用可能存在一些问题。为理清这些问题,我们应当从立法背景、指导精神以及制度设计等方面对本次修法的内容予以解读。

检察环节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内涵、原则与立法完善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决定提出要"完善刑事诉讼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目的旨在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健全认罪与不认罪案件分流机制,优化司法资源配置,有效提高司法效率,实现公正与效率的衡平。随着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的全面启动,检察机关作为该制度的参与者和实践者,应明晰检察环节该制度的内涵和原则,积极推进检察权的立法完善,以确保适用该制度取得实效。

立功制度若干问题研究

立功是我国刑法中特有的一项从宽处理的制度,贯穿于犯罪分子到案后至服刑期满的整个期间。立功能否成立,应依据主体、主观方面、客观表现、法律效果等来认定。

江靖宇与华东战区“解放军官训练团”创建发展

1946年1月至1947年12月,江靖宇先后任新四军兼山东军区解放军官训练团政委兼副团长、高级解放军官训练团团长兼政委、华东军区高级解放军官训练团团长兼政委,领导军官团的管理干部,对华东战场被俘的国民党军将校级军官,执行我党我军“宽待俘虏”的政策,采用管理、宽待、教育并施,攻心为上的方法,转变了多数高级军官战俘的立场。他们被释放时,有的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有的回到国民党军队,以后在策反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加速国民党军队的溃败直至覆灭做出了贡献。同时,军官团的实践,丰富了我党我军俘虏政策成功的经验。

“以审判为中心”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构建的问题与对策

在"审判为中心"背景下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过程中,出现了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落实还停留在构想层面,"认罪""认罚""从宽"规定不够明确、落实出现困难,导致被追诉人权利保障不到位,被害人权利保障被忽视等问题。司法部门应当尽快出台实施细则以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明确"认罪""认罚""从宽"的内涵和适用,加强被追诉人诉讼中的权利保障,满足被害人的利益诉求,预防司法不公和司法腐败。

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中留所上诉问题研究

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中被告人为留看守所服刑而提出上诉的做法不利于提高诉讼效率和节约司法资源,且有违司法诚信.随着新修改刑事诉讼法的通过,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将在全国范围推行,这使得被告人的留所上诉问题存在蔓延扩大的隐忧,因而这一问题需要引起改革者和一线办案人员的足够重视.当前,针对这一现象的理论应对主要包括实行一审终审、检察院抗诉、取消上诉不加刑以及进一步压缩罪犯留所服刑的余刑刑期等方案.但这些方案在立法衔接、正当性依据以及可操作性上均存在不足.未来可考虑实行有因上诉制度与损失时间指令制度、二审书面审查机制相配套的办案模式,不仅可以有效抑制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中被告人为留所服刑而投机上诉,也可确保该类案件中被告人上诉权的充分行使及合理运用.

论环境刑事诉讼上诉期间生态修复行为的法律定性

环境刑事诉讼上诉期间的生态环境修复行为逐渐被一些地方法院在二审程序中作为从宽减刑的情节考察。虽然此举有益于激励环境刑事被告人积极履行环境恢复义务,然则在未有明文规定的先决条件下贸然将其纳入从宽量刑考量,也许会打破传统二审救济纠错的应然功能设计,使得环境刑事诉讼二审功能的实现存在矛盾偏差。由是对于上诉期间发生的生态修复行为的法律定性,应明确归属于判决后刑罚执行阶段的减刑情节予以考量,并且为配合化解此类矛盾,我国须及时制定相应的专门法规、适用原则和配套制度措施,从而最大限度发挥生态修复行为在环境刑事诉讼中的效用。

论我国反垄断法之宽恕待遇的完善

竞争和垄断相辅相生,竞争使价格趋近成本,经营者可图之利润变薄。为停止或暂缓彼此间的竞争,经营者倾向于用隐蔽的方式达成垄断协议,这严重损害了正常的市场交易和竞争。为解决垄断协议的隐蔽性导致执法机构取证难这一问题,宽恕制度应运而生。但由于我国现行法律对宽恕制度的规定过于原则和概括,且先前多层次的反垄断执法及各规章适用上的差异,尤其是宽恕待遇的设置不合理和不统一,极大地影响了宽恕制度发挥作用。宽恕制度的有效实施,依赖于宽恕制度本身的合理性。因此,若要不断地完善宽恕制度,须设定合理的宽恕待遇,以期更好地发挥宽恕制度在反垄断法实施中的重要作用。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实践反思与纵深发展

作为新时代刑事诉讼改革的一项新创制度,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集实体规范与程序规则于一体,起源于但又明显不同于"坦白从宽"刑事政策,覆盖面广,程序可择,具有较强的辩诉交易协商基因,但又极大限定交易内容。该制度在实践运行中反映出部分程序设计不合理,从宽幅度不大,可协商范围有限,现有适用比例不高,检法机关认识不尽一致,推进力度和司法效果不理想等现实问题。对此,应在借鉴域外辩诉交易制度的基础上,以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为蓝本,对其从调整和补充规范内容,改革适用程序,加大实体从宽幅度等方面进行适当修正,为其今后的纵深发展拓展道路。

追赃挽损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中的作用与途径:以上海地区检察工作实践为视角

追赃挽损对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具有重要意义,检察机关有必要将实体与程序深度融通,确保工作成效。在实体方面,《刑法修正案(十一)》对非法集资类犯罪作出了多方面修订,在加大惩治非法集资犯罪力度的同时,将退赃退赔明确列为法定从宽情节。对不同行为主体,有必要区分为积极参加者、一般参加者、提供帮助者、不作为犯罪处理者、逃废债者、前期获益的集资参与人等六种情形,细化各自追缴和退赔要求。检察机关应将追赃挽损工作覆盖刑事诉讼全程,在侦查、捕诉、审判、执行各阶段,充分发挥检察职能,参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互联网+认罪认罚”办案模式研究

智慧司法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契机。如何继续贯彻该制度,有效地推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便捷化、智能化成为司法机关的当务之急。在“两高两部”《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等文件的指导下,检察机关将办案工作与“互联网+”技术结合探索出两种办案模式,分别是“远程视频+电子签名完成具结”“远程视频+权利告知书”模式。当互联网+技术应用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应当采取措施有效避免该模式在司法仪式性、亲历性方面的程序风险,并以此为契机推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信息化、智慧化。

秦律所见耐刑可作主刑辩

在秦律中,耐刑作为一种能够赎免的耻辱刑,不仅可以附加于各类劳役刑与迁刑,还可独立为主刑施用。在施用范围上,耐刑并不局限于社会环境,家庭内部的"私刑"亦可引起此刑的单独施用,这是它与其它刑罚有所不同的地方。在刑罚转化方面,某些情况下耐刑并非对某一类行为的固定刑,它可随行为过错性大小与行为人身份的不同而由它刑加重或从轻转化为本刑。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重罪案件中的适用分析——以检察机关的主导责任为视角

检察机关作为侦查质量的评价者、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者、司法资源的调控者、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的保障者,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过程中承担主导责任。受合法性义务和客观性义务制约,检察机关应当恪守客观中立的立场,进一步强化履职能力,加强与辩护人的沟通协商,提高量刑建议水平,保障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顺利运行。

“宽罚严管”的少年刑事司法政策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首先强调或倾向于"宽罚",而在少年刑事领域,宽严相济这样一个概念却不够明了、直接,基于此,我们提出"宽罚严管"的少年刑事司法政策。它在强调对少年轻缓处罚的同时,要求我们对从刑事程序中分流出去的少年加强管教。无论是在现有的少年刑事立法中,还是在少年刑事司法实践中,都不乏"宽罚严管"政策的闪烁点,只是我们平时缺乏对之加以提炼并理论化、系统化。"宽罚严管"的少年刑事政策在司法中的实现主要依赖于定罪量刑及刑罚执行的诸过程。

认罪认罚何以从宽：误区与正解--反思效率优先的改革主张

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当下司法改革的重要议题之一。有关这一制度如何在实践中落地,目前存在着将提高诉讼效率作为改革的主要目的,应在参考美国辩诉交易制度的基础上,构建认罪认罚后从快处理的刑事程序等认识误区。这些认识误区源于论者对我国刑事司法实践所面临的问题的本质,和对美国辩诉交易制度的产生背景及制约因素的误读。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应致力于解决被追诉人认罪认罚却得不到适当、有效从宽处理的实践难题,因此,这一改革应主要从实体法层面着手,明确认罪认罚后从宽处理的具体规则;在程序法方面则应完善认罪认罚从宽案件审理的程序构造,更好地保障实体从宽的实现;相应地,要防止相关改革设计与相关举措过度追求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