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空间统计方法的李杜诗词文学空间模式的比较研究

以李白、杜甫二人诗词的创作地点及诗词文本描述地点为空间信息,借助ArcGIS软件平台,分别采用最邻近指数法、核密度估计法、标准差椭圆法对李杜诗词文学空间模式进行比较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李白、杜甫诗词空间信息中创作地点及描述地点均为聚集分布,但在聚集程度与聚集中心方面存在差异,杜甫诗词空间信息比李白诗词空间信息聚集程度更高;李白诗词创作地点表现出"两线五核"的空间分布格局,杜甫诗词则呈现"两线六核"的空间分布格局,描述地点均继承各自作者创作空间的核密度中心,但李白诗词体现出更多核、更广泛的分布特征,这与李杜二人各自的性格特征及政治经历因素有密切的关系.采用空间统计方法对李白、杜甫诗词中涉及到的空间模式进行分析研究,不仅有助于文学研究者对诗人有更深度更全面的认识研究,也有利于读者们对李白、杜甫有更理性的解读与思考.

李白“诗仙”、杜甫“诗圣”之称的出处与来源考辨

笔者经过文献考察认为,李白被正式称为“诗仙”始于北宋时期的徐积:“至于开元间,忽生李诗仙。”南宋的杨万里在诗中多次称李白为“诗仙”,从此以后称李白为“诗仙”的人渐渐地多了起来。杜甫被正式称为“诗圣”,则始于明中期的孙承恩,他说“诗圣惟甫”。而普遍的观点认为,最早称杜甫为“诗圣”者,是明代晚期的王嗣奭,这一人物晚于孙承恩八十余年。李白的“诗仙”之称,是贺知章对李白“谪仙人”之称的发展;杜甫的“诗圣”之称,则是宋代王安石、秦观等人认为杜甫是在诗歌界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集大成”者。李、杜二人的诗歌分别代表着中国诗歌儒道互补、追求自由的超现实主义与关注社稷民生的现实主义两种不同的思想倾向和诗风,影响了中国诗歌一千多年的成长和发展。

李杜诗篇的人文意蕴与英译策略

李白、杜甫的诗是我国诗歌艺术史上的璀璨明珠,其深厚的人文内涵与中华人文精神传统一脉相承。文章从句式章法、诗眼艺术、意象经营三个方面揭示其诗歌表现艺术,并提出在英语译介中传递其人文精神的相应策略,以期为中国古典诗歌对外译介中最大限度地诠释和传承文化精神探寻行之有效的途径。

敦煌写本李白诗集残卷考论

敦煌写本李白诗集残卷是现存李白诗的最早抄本,其校勘学、版本学和文献学价值极高。通过集中分析残卷中异文产生的原因,对比异文的正误优劣,可以看出写本时代文集编纂和诗歌流传的文本存在变化且各有特点,我们可以异文考订为契机推定诗作产生的年代和真伪情况,有助于李白诗歌文本研究的推进。

异域之眼看杜诗——李植《杜诗批解》评语析论

李植的《杜诗批解》是朝鲜文人批解、注释杜诗的第一部个人著述,被誉为朝鲜人研读杜诗的入门要籍。李植批解杜诗时注重考辨异文、分析诗作结构、阐明诗作句法,担负着教导后学的任务。其以异域之人研读杜诗,确与中华之人有着不同的视野与角度。

论李杜对清代蒙古族诗人梦麟诗歌风格和意象形成的影响

作为清初文名与科名俱显的诗人,学界对梦麟早有关注,研究内容涉及其身世、诗歌中的民族特点和诗歌风格,但俱是简单叙说,与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颇不相称。对梦麟诗歌风格和意象的研究,可以进一步体味其宦海生涯中的人文关怀、诗歌写作中的笔力思致及所表达的李杜式的生发感动之力量,而这些都为其后的蒙古族诗人汉诗创作提供了良好的范式。

李杜诗风的转变与唐代文化的转型

个人诗风的差异和转变,是与诗歌思潮与文化思潮的嬗变息息相关的。李杜诗风之变,实际上是唐代诗歌主潮由盛唐的理想主义浪漫诗潮向着盛中唐之际的现实主义写实诗潮嬗变和唐代文化由盛唐的多元开放的理想主义文化思潮向着盛中唐经世务实、主尊儒学的现实主义文化思潮转型的表现。李白和杜甫正是唐代这两种诗歌主潮和文化思潮的代表人物。将李杜诗风的转变与唐代的诗歌思潮及文化思潮联系起来进行综合性探讨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他们诗歌的文化内涵,更加准确地阐述和评价李白与杜甫在文化史与诗歌史上的地位和历史贡献。

《蜀道难》源流与“诗史”演变

《蜀道难》乐府可溯源晋,末而今见最早作品出于南朝梁萧纲,起初是描写并展现由楚入蜀的道路之难行。稍后梁刘孝威以之写秦陇蜀道之难,引入历史人物与事迹。梁陈阴铿的同题创作,深刻影响了唐乐府《蜀道难》的演进。之后经初唐张文琮推动在盛唐李白的创作中达到巅峰。李白《蜀道难》是整个乐府旧题《蜀道难》源流发展的集大成者。自此以降,《蜀道难》成就超逸者鲜有。《蜀道难》源流实际也存在这一种写蜀道险阻的诗史现象。但相比较杜甫流离陇蜀的"诗史"本义来看,"蜀道难"和"陇道难"二者文学地理的交汇点在秦蜀道和陇蜀道的交叉处青泥岭,并产生了相当多的诗歌作品,如杜甫"诗史"的两组陇蜀纪行诗等等,但随着宋以后解释"诗史"意义的演变,《蜀道难》源流与"诗史"之说二向分离,渐行渐远。

宋初复古士人诗学思想管窥

宋初复古士人如柳开、田锡、释智圆、王禹偁等人的诗学思想普遍体现出对现实的关注。他们赞赏豪健的诗风,这在他们对李白的推崇中表现得十分明显;他们也推崇杜甫,这显然与杜甫忧国忧民的情怀有密切的关系,但杜诗在宋初的地位并不十分突出。作为宋初诗歌三体(白体、晚唐体、西昆体)之一,晚唐体特别受到复古士人的喜爱与接受,这与晚唐体诗人大多为方外之士、具有"古"气及"平淡"的精神气质有关。宋初复古士人的诗学思想不仅在当时独具特色,而且对北宋中后期诗学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

《岁寒堂诗话》中的唐诗观

本文阐述《岁寒堂诗话》中所表现的唐诗观。认为:张戒《岁寒堂诗话》中所表现的唐诗观是在反江西诗派的过程中形成的,有明显的针对性,理论性也较强,且具有较鲜明的儒家特色。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宗尚杜甫、尊李重韩、抑元白张王、品评小杜温李。

读诗札记

本文是作者研读古诗的一些心得.内容涉及王维诗与汉赋的关联,杜甫对李白诗的评价,以及汉诗《冉冉孤生竹》的某些问题.

从“唐人选唐诗”看文学史著作选评唐诗的得失

"唐人选唐诗"有助于我们认识文学史论著选评唐诗的得失。"唐人选唐诗"与文学史著作选评李杜诗异同情况:两者都重视李白乐府与歌行;后者重视李白绝句,前者不重视;《才调集》突出了李诗题材"近俗"的特征,文学史著作则忽略了。两者都推重杜律;诗史类作品不被前者所重视,为后者所重视。皇甫冉《巫山高》和祖咏《苏氏别业》为"唐人选唐诗"重视,不为文学史论著关注。王维山水田园诗应该进入文学史,但编撰者有偏爱之嫌;王翰的《凉州词》进入文学史著作的方式以及是否应该进入文学史著作,都需要讨论。

入神:文学的超审美境界——以李杜诗歌为例

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所说的“诗之极致有一,曰入神”是一个非常深刻的见解,它不离审美而又超越审美,也即指艺术的伟大性。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中,“神”与“道”互通,它们共同表现了一种玄妙的人生之境。严羽认为只有李杜诗歌才达到“入神”境界的根本原因,在于李杜诗歌是真善美的完美结合,在于李杜能在变中求常,在时代中求永恒,把根本性的人生问题的时代兴奋点、聚焦点转化成艺术,从而实现了文学的“伟大”并入于“神”。

宋人对李杜集的搜编及对其人的尊崇——以宋代唐集序跋为研究对象

宋代,李白、杜甫的地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宋人开始对他们的诗文集进行广泛的搜辑、整理和编缀,表现出了对他们的高度尊崇。宋代唐集序跋,向我们提供了丰富可靠的文献资料,对研究李、杜集在宋代的搜集补缀及宋人对李、杜的尊崇有着重要的价值。

浅论杜甫对李白解读的心路历程

李白和杜甫作为文学史上了两颗"双子星",他们之间的友情和隔阂成为研究者热衷的话题。文章从杜甫对李白解读的心路历程做了深入探究,集中于杜甫对李白的形式崇拜、人生境遇的感悟、精神上的契合和对李白诗作的接受和发展四个方面分析,探讨杜甫和李白如何在诗品、友谊、人格追崇和心灵共鸣的过程。

唐代论诗诗的诗学价值及其意义散论

唐代论诗诗承前代发展而趋成熟。杜甫组诗《戏为六绝句》,开创了论诗绝句组诗体的先河,这种新的文学批评样式由此确定而盛行于世。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人继承与发扬初唐陈子昂诗歌革新、反映现实的精神,直接以诗来发表对当时诗歌创作实际的观点、立场和主张。其思想倾向与艺术手法,或褒或贬,或破或立,或扬或弃,及时有效地引领唐代诗歌创作步入光耀风骚传统而健康发展的正确轨道,从而使唐代论诗诗呈现出一种承传风骚、反映时政的现实主义诗学精神,这对后世反对脱离现实的形式主义诗风起到了典范作用。杜甫论诗绝句的组诗样式,开启了后世论诗绝句组诗体的不二法门。

理想的冲突与互补——李杜诗歌价值观比较

李白、杜甫诗歌各有千秋,艺术价值难分上下,艺术比较难度较大。本文另选角度,从李白、杜甫主体理想的差异,对其社会政治理想进行比较和衡量,以论证杜甫诗歌中包含的人文关怀及李白的自我完善。

李白杜甫之论诗诗论略

在我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语史上,以诗论诗这一形式为李白、杜甫所首创。李、杜的论诗诗虽然传世不多,但却不仅以其特殊的形式,也以其丰富深刻的内容所反映出的诸多独特的文学思想对后世产生着极大的影响。本文旨在探讨李、杜论诗诗中蕴涵着的文学观、文学批评观、创作观等,并比较其异同,进而追寻其形成异同的原因,以认识李、杜论诗诗的价值。

李杜多佳誉 雄笔映千古——贾至诗歌艺术论

贾至诗风清丽典雅,其诗歌创作在对仗艺术的积极探索、押韵艺术的不同凡响、用典艺术的灵活多样、炼字艺术的生动传神等四个方面均有出色的艺术表现,在唐诗诸家之中,亦可谓独树一帜。

祝允明诗文观探析

明代"吴中四才子"之一的祝允明,在文学观念上主张"温柔敦厚",这与其疏狂傲世的人格和刚猛激烈、放诞不羁的文风存在着悖离。祝允明将"崇李抑杜"推向了极端化,却在某些地方有着接近杜甫的一面。究其原因,这与祝允明反对当时盛行的"道学"之风有很大的关系。不过,他在反对"道学"的同时也难逃自身的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