阐释新风的承续与超越:论李鼎祚《周易集解》的释经理路与体例

在对初唐至中唐时期的政治、思想、制度等背景探讨的基础上,认为中晚唐经学阐释所发生的新变实际上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而并非凭空出现,同时,这一过程也对李氏《集解》的编纂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李氏能以偏重辑录象数旧说的方式打破初唐以来以义理解经的桎梏,其本身即是一种开创式的,有别于前人的阐释实践。而择以集解体作为其编纂的体例,则又表现出与中晚唐时期啖助等人释经理路的不同。对于唐代经学阐释发展而言,李氏《集解》中所展现出的其实是一种承前启后的,同时又具有自我思考,超越时代的释经方式。

四库提要易类辨正五则

中《陆氏易解》《周易注》《周易注疏》《周易集解》《周易口诀义》在书名、卷数、作者以及提要文字等方面有不实、差异之处。本文通过彙校四库所有提要、核实《四库全书》所收书以及参考文献,力图考证事实原貌,梳理四库提要源流,对提要所载加以澄清。

《唐二家诗钞》版本考述

在十二卷本《唐二家诗钞》1579年刊行之前,梅鼎祚已经刊行过一部卷次稍小的《李杜二家诗钞》。现存十二卷本《唐二家诗钞评林》、《合刻李杜诗钞评林》都是梅氏《唐二家诗钞》的衍生另刊本,其题署均系书坊妄题;而该系列选本在称名、卷次、文本上的差异并非全为书坊窜改所致。

“宁诎青莲而奉少陵”——论梅鼎祚《唐二家诗钞》对李、杜的认识

李、杜优劣之争是明代唐诗接受的一大问题。梅鼎祚编纂的《唐二家诗钞》是明代第一部以“唐二家”命名的李、杜诗合集,在明代李、杜诗合选本中具有独特意义。梅氏秉持“其意务裁于法”的编撰原则,表达“宁诎青莲而奉少陵”之观点。《唐二家诗钞》体现了时代共性,具有较高的诗学价值。

《周易集解》的体例及其易学思想

唐代蜀地易学家李鼎祚的《周易集解》是现存最早的一部集解体易学著作。书中不仅保存了大量唐以前的易说,而且在对前人注文的去取、顺序的安排、加案语的方式等体例上显示出析传注经、重视层次等自身特点。这些体例特点,有助于我们更加具体地理解李鼎祚重象数又不偏废义理的易学思想,将《周易集解》的研究向深层推进。

李鼎祚对崔憬易学的评价

李鼎祚在崔憬《易》注后下案语共计11次,按其性质大体可分为吸取、补充与批驳三类。《文言》“夫大人者”一段,他认为其主旨是颂扬圣明的大人,所以不赞成荀爽、虞翻只从象上解释,崔憬着眼于义理意蕴的注解得到了李鼎祚的认可。为了清楚解释卦爻辞的文义,李鼎祚认为有必要把圣人如何观象以系辞阐发出来,所以他对崔憬不讲卦爻辞象数来源的注释进行了补充与完善。关于易数,他认为天地之数意义重大,涵盖蓍与卦,穷尽万物之理,所以不能脱离天地之数理解大衍之数,崔憬从《说卦》的“参天两地”出发解读大衍之数,不考虑天地之数,为李鼎祚所批评。总体看,李鼎祚的易学力求实现天道与人事、象数与义理的统一,而最后落实于人事与义理。

李鼎祚易学新探

李鼎祚是唐代重要易学家。他为纠正时人专以玄理谈《易》之弊而撰著《周易集解》。该书为后世保留了大量汉易象数成果。李鼎祚重视易之象数,他在《周易集解》中不仅继承和发展了汉易象数学,还客观强调了《易》之卜筮性质和功用,这体现了李鼎祚求真与务实的治学之风。李鼎祚重象数亦不舍义理,兼融儒道以说《易》是李氏易学的特色之一。李鼎祚提出易学源流之辨,以天象、象数为《易》之源头,以人事、义理为《易》之流传,主张学者治《易》应将天象与人事、象数与义理结合起来,融象数与义理于一体,而不应偏滞于天人之一端。这种治《易》理念在其《序卦》双出的著书特色中亦有体现。另外,在李鼎祚生活的唐中后期,宗教冲击人文日益严重,儒学面对佛老挑战,陷入困境。李鼎祚作为儒门代表,他不仅在现实中积极践履儒家的伦理道德准则,还在治《易》过程中注重对儒家义理的阐扬。李鼎祚将《周易》视为三教之源,以期通过易道之权威统领当时各家文化,建立以儒学为主导的社会新秩序,从而达到复兴儒学的目的。李鼎祚以《易》权舆三教,复兴儒学的主张反映了在唐代中后期儒学式微之际,儒家学者为修正儒学弊病,探索儒学新出路而做出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