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文选》相同作品注列古今字比较

《汉书》颜师古注和《文选》李善注相同作品注列古今字差异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古字(即正文用字)不同,但今字相同,如《汉书》注“鼌,古朝字”《文选》注作“晁,古朝字”;古字(正文用字)相同,但今字不同,如《汉书》注引如淳曰“甿,古文萌字”《文选》注引作“甿,古氓字”;《汉书》《文选》正文用字相同,颜师古、李善注释用字也相同,但颜注用术语“古”,李注用术语“今”,如《汉书》注“廑,古勤字”《文选》注作“廑,今勤字”;《汉书》正文用古字,颜师古注以今字释古字,用“即”沟通字际关系,《文选》正文用今字,李善注误用“古”沟通字际关系,如《汉书》注“歫即距字”《文选》注作“距,古岠字”。

敦煌唐写本《啸赋》残卷校理

敦煌所出《啸赋》残卷,依据李善注本抄写,卷次又符合《文选》三十卷本的特征。这一差异反映了唐代白文本《文选》的一种产生机制,即正文依据李善注本,卷次依据萧统原本。《啸赋》的比勘印证出尤袤刻本的复杂性,既存在文字擅改的一面,也有符合残卷文字面貌而具有早期底本来源的特点。残卷里的注音或注解,有合乎李善注本同时参考五臣注本者,有合乎现存明州本《文选》正文附音者,也有合乎包括《晋书音义》在内的唐代文献者,整体属于唐代音系。《啸赋》残卷正文的抄写、注音与点读三者的具体生成时间不尽一致,但综合抄写的文献来源和注音特点,判断整体文献内容皆产生在唐代,属于唐写本。

《文选》李善注变迁综述

《文选》注释经历了一个由一到多、又由多到一的过程。从最初李善注显庆三年(658)的上表之本伊始,就产生了不尽一致的传抄本。李善在讲学过程中的不断修订之本,表现出多样的形态,其最终的所谓绝笔之本,则又是对其不断修订之本的统一。监本《文选》的统一整理、刊刻使抄本时代的众多本子加快消失。监本《文选》与平昌孟氏本合并的秀州本,成为第一个合并的本子,其后的广都本、明州本、赣州本,甚至奎章阁本,均是以合并本的面貌出现,合并的传承过程中,二家之注界限的"渐行渐近渐不分",又开始催生出单注本的出现,尤袤刊刻的李善单注本,又从赣州本中脱离出来而独立。总之,《文选》李善注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本子。

《文选·三都赋》旧注底本问题试探

李善注《文选.三都赋》时所采用的旧注底本应当为綦毋邃序注本,该本在张载、刘逵及卫权《三都赋》注本的基础上,增加了《三都赋序》注。在李善注《文选》时,綦氏序注本略有残缺。对于臧荣绪《晋书》与序注本在旧注作者问题上产生的分岐,李善采信了史书的记载,因此导致了后人对《三都赋》旧注的误解。

《文选》李善注征引《韩诗》异文研究

《文选》李善注的特色之一,是广泛征引唐前古籍解释字句典故,这其中就包括了现已亡佚的《韩诗》,因此,《文选》李善注成为我们了解《韩诗》面貌的一个重要途径。然而,由于自宋代以来《文选》迭经翻刻,异文丛出,这又给我们认识《韩诗》带来了不少障碍。由于《韩诗》原本今不存,仅凭李善注中征引的片言只字,对于这些异文很难做出判断。本文通过梳理《文选》李善注征引《诗经》的体例,辨明其选择征引《毛诗》或《韩诗》的理由,在此基础上,将单个的异文置入整个李善注的体例背景中去考虑,从而对于前人尚未辨清的一些异文给出了自己的判断。

从《文选》李善注看《列子》并非伪书

《列子》是先秦道家典籍,是列子门人记录列子思想的著作。该书在流传过程中经过后人整理附益,增加了一些晚出的内容,因而导致部分学者怀疑《列子》是伪书,"伪书说"者多认为魏晋人作伪。从《文选》李善注引用《列子》条目来看,《列子》在两汉魏晋直至南朝宋齐梁期间一直流传有序,西汉、东汉、曹魏、西晋、东晋很多作家都曾引用过《列子》,其中尤以张衡、曹植、嵇康、左思、张协、潘岳、陆机引用次数较多。这些情况表明,从西汉到东晋《列子》一直流传有序,魏晋间有人作伪之说难以成立。《列子》既然不是伪书,其价值和地位也应该重新评价。

李善《文选》诠释——一种与中国经典诠释截然不同的诠释现象

近二十年来,国内外众多学者对中国诠释学的研究主要是基于对中国哲学经典的研究,尤其是儒家经典的研究。李善的《文选》诠释作为中国文学诠释史上最典型的诠释现象,与中国经典诠释传统之间存在着很大的不同,从诠释立足点、诠释理念、诠释目标、方法、诠释态度及对于真理的认识等诸多方面,揭示李善《文选》诠释与中国经典诠释诸多截然不同的方面,目的在于揭示中国文学诠释传统与中国哲学诠释传统的不同,并以此展现中国诠释传统的丰富多彩。

宋人对《文选》李善注、五臣注的评议

自《文选》学史上的两种主要注本即李善注与五臣注问世后,对其优劣的评价一直没有间断。散见于宋代笔记等著作中的札记在评价两种注本时几乎众口一词地褒扬李善、抨击五臣,其对五臣注的评价多采用抓住一点不及其余的方式。通过对《文选》注释的详细比对发现,宋人的评价并非客观。宋代一般知识阶层中盛行的是五臣注,苏轼等人对李善注的褒扬,最终导致了《文选》合并本、单李善注本的刊刻问世。

《文选》李善注误引《方言》例考

《文选》李善注大量引用扬雄《方言》,经考证发现,其中有14例是李善误将郭璞《方言注》或其他典籍作为《方言》而引用的。通过文献比较和分析,对这十四条引文的来源作了推断。

李善《文选注》引书试探

李善《文选注》引书众多,问题复杂,其中尤以古《汉书》注问题最为突出。清代学者汪师韩统计李善征引二十九家古《汉书》注,另外还有数十条不知名的"汉书音义"。但通过对《汉书》注释史及目录学的考察,可以发现李善注引用的古《汉书》注并非逐家征引,而是基本引自东晋蔡谟所作的《汉书》集注本,它是颜师古《汉书注》通行之前最主要的《汉书》注本。"汉书音义"问题也随之迎刃而解。另外,从整体上看,李善《文选注》引书还具有以下两个特点:一、喜引晋以前的注疏;二、多用集注本。

胡刻本《文选》李善注引《声类》初探

李善注以征引旧籍注解《文选》而闻名于世,其浩繁的征引中,不乏后世难得一见的旧籍材料,这些旧籍在唐以后逐渐亡佚,如韵书的早期材料——李登《声类》。以胡刻本《文选》为底本,对李善注所引《声类》进行考证,从形、音、义三方面列举例证,并进一步分析《声类》的性质,可以为《声类》的辑佚和复原提供一定的线索。

《为顾彦先赠妇》李注辨证

《文选》李善注本中"浙江汜"本为"游江汜","全彦先"("令彦先")当为"顾彦先"之失;李善所见两陆之《集》,本诗均题为"为顾彦先作";李善认为《文选》将"上篇‘赠妇’、下篇‘答’"的士衡组诗与"并是‘妇答’"的士龙组诗并"云‘赠妇’"为"误",未为得。此盖因其没有注意到这里之"赠"可纳"答"所致;"往返"二字盖后人据诗意增。

《文选集注·奏弹刘整》发微

《奏弹刘整》一文体例奇特,不仅为散体,还夹杂着当时的方言口语。这种文体上的混乱皆因注家妄引本状、供词、吏议忝入正文所致。本文在比勘《文选集注》与诸后出刻本的基础上,依据《文选集注》中的陆善经注和编者案语,对《奏弹刘整》正文及李善注文旧貌作了一番复原工作,并探讨了其递变过程中的影响因素。

《六朝文絜笺注》点校评议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六朝文絜笺注》点校本,是对清代著名的骈文选本《六朝文絜》的黎经诰笺注本的全面整理,为研究六朝骈文和清代骈文学提供基本文献。整理本已刊正原书注文等不少错误,但千虑一失,仍存在标点、引文等方面的错误。兹举31例加以考辨,以待教于方家。

四库提要易类辨正五则

中《陆氏易解》《周易注》《周易注疏》《周易集解》《周易口诀义》在书名、卷数、作者以及提要文字等方面有不实、差异之处。本文通过彙校四库所有提要、核实《四库全书》所收书以及参考文献,力图考证事实原貌,梳理四库提要源流,对提要所载加以澄清。

近三十年《文选》注释研究述评

《文选》注释之学作为文选学研究的一个范畴,自建立起就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是文选学研究的重点。从1988年迄今,《文选》注释研究经历了由传承创新到拓展深化的嬗变过程。前期研究侧重于继承传统文选学的研究成果,其研究模式主要是将文献研究与文学研究结合起来,并出现褒扬李善注、重估五臣注等倾向。而后唐钞《文选集注》的出版,使得《文选钞》、陆善经注等材料成为研究热点。相较而言,后期的《文选》注释研究主要得益于新方法的运用,研究者将不同版本的注释进行比对,找到尽可能接近《文选》注释原貌的本子,达到一种具体而微的整体观照效果。

以史证易与诚斋易学

以史证易的学术活动中存在一种天然的易与史相对待,又由于易学各家的学术分野而分殊。诚然,史事宗易学以其大量的以史证易学术活动反映了"一种易学观",实则还反映了一种历史观(史之理),史的精神和由此导出的历史发展的矢量。问题是:以史证易是义理派三家甚至图书各家共有的学术活动,从以史证易到史事宗易学应有一条清晰可辨的路向,或日鲜明标识。义理派其他二宗之"玄理宗"以玄学为标识,"儒理宗"以天理论为标识,史事宗易学通过以史证易来阐发史之理而成为一种学术标识。杨万里易学作为史事宗易学的代表无疑充分彰显了理学的"明体达用"功能,将天理论引向了"史之理"并充分释放了其中正通变观,从而形成了一种新的易学范型、作出了新的学术贡献。

论明州本《文选》李善注的减注

明州本《文选》是五臣注在前、李善注居后的六家本系统,编纂上有明显的重五臣倾向。在二家注基本相同的情况下,多为对李善注的删略。李善注的删略有些部分以校语"善同五臣某注"的形式"明删",有些部分则是不做任何说明、径直删去的"暗删"。被删略的李善注,与保存的五臣注都有所差别,个别地方的注文甚至差异较大。明州本进一步增强了秀州本的删注体例,有些地方已经超出了这种体例本身的范围。

唐人试律诗诗题取用《文选》诗赋原句或李善注解比勘——《昭明文选》在唐代科举诗中的应用发微之一

《文选》对唐人创作的影响可从唐代试律诗窥见一斑,比勘《文苑英华》所录281题460首唐人试律诗诗题与《文选》及李善注,会有如下发现:士人以《文选》为科考范本,《文选》则是考官出题渊薮;试律以《文选》诗赋原句命题,限定了考生的写作题材、表达模式;士人作诗常借《文选》诗赋意旨,或联类比附,或借古抒怀;《文选》李善注犹如典故大全,成为诗人用典用事的宝库。

论王琦《李太白诗集注》对萧士赟注的吸收与考辩

清人王琦《李太白诗集注》大量吸收了《分类补注李太白诗》中杨齐贤、萧士赟注。他在借鉴时做了以下工作:第一,对萧注进行了大胆的质疑,力陈己见;第二,对前人观点予以吸收,同时补充可靠材料,对萧注进行细致辨析;第三,注重批判地继承萧氏的笺注成果;第四,接受前人对萧注的改进,透彻解读太白诗意;第五,本着客观平和的心态纠正萧氏解诗刻意比附时事之处;第六,在吸收萧注时也有其保守的一面,疏于详考。王琦对萧注的吸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并非全盘接纳或是轻率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