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小说原型索隐——以唐传奇《李娃传》为例

中西小说文体有着深刻的差异,其一是小说人物与真实人物的关系。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对原型人物的索隐即是这一差异在研究策略上的体现。唐传奇《李娃传》的人物原型向来众说纷纭,恰可作为此类研究的样例。作品在细节上透露了原型的痕迹,却又在行文中尽量避免提及男主人公名字甚至姓氏,这正是作品掩盖原型的策略。据杜德桥的看法,其原型当为郑方逵兄弟。将传文中的主要时间节点与郑方逵家族比照,也若合符契。同时,元稹也是讨论相关问题的关键人物,甚至作品奇异的开端及其中提及白行简从未任职的“监察御史”很可能就是指元稹;结尾中的“伯祖”也可以确指其人。这些由原型延伸出来的考辨都指向作者、作品与其时代环境的互相映射。

《李娃传》主题新论——以科举与社会文化风尚的关系为特定语境

科举制度是中国历史上长久影响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思想面貌与感情形态的最重要的一项政治文化制度 ,与科举相关的历史文化情境是《李娃传》叙事行为得以展开的特定语境 ,作品以开元以来的社会风尚为背景 ,借一对青年男女在科举制度导向下命运的升降沉浮与悲欢离合 ,表现了士族成员在侈游狭邪的时代风尚中所面临的 ,因自身的政治前途与社会伦理道德、私生活方式之间不断发生冲突而寻求协调的社会现实 ,是对科举时代的社会风尚的艺术再现。

英国汉学家杜德桥与《李娃传》研究

英国汉学家杜德桥的《李娃传》研究具有相当的学术意义:他引入莎士比亚学方法注释文本,引发西方学界关于"过度注释"的讨论;从结构主义文学批评的视角分析传文,启发后来学者挖掘《李娃传》中所具有的仪式意义;继中国学者之后,运用传统的文史考证之学,再次对《李娃传》与《李娃行》的关系以及传文的影射问题作出探讨。

《李娃传》情节数理批评

《李娃传》被认为是唐传奇中情节比较曲折的作品,但它的情节如何比以往任何小说都要复杂、曲折,未见有人讲清。若借助数理批评的一些理论可以较好地解决这个问题。从数理批评角度看,《李娃传》有三个"三变节律"、两个"二变节律"、一个"六变节律",这十九个不同节律之间繁复的重叠、交叉,使得《李娃传》的情节出现了非同一般的复杂、曲折、多波澜,从而前无古人。

说部“停机德”女性模式的发轫与流变

乐羊子妻是《后汉书·列女传》中17个样板女子之一,她的典范意义在于勖夫成材,即留下了"停机德"为核心的"好女人"故事。从唐传奇开始,小说中出现了"停机德"精神的艺术载体。其一,《李娃传》后半部透发出勖夫佐夫的强劲主流文化张力。李娃对荥阳生的孜孜规劝及其成功,构建了小说史上第一种"好女人"模式。其二,明代拟话本《赵春儿重旺曹家庄》是李娃传奇的平民版。它淡化了神秘,强化了写实,从而成为乐妻品质的低调延伸。其三,《西湖二集·巧娃佐夫成材》是李娃故事的变异:女主角打造男人的理念与手段偏离了"停机德"轨道,失去了李娃、赵春儿勖夫故事的温暖与正气。其四,"停机德"模式没有酿成蓬勃发展的流派。明清长篇小说名著中几乎看不到乐妻身影;一二流短篇小说中偶尔拾得"停机德"碎片。其五,薛宝钗不是"停机德"样板。尽管曹雪芹给她贴上了"停机德"标签,但细读全书,不可以把她放到乐妻门徒中去。这不仅仅因为她的性格内涵无比丰厚,而且还因为她的男人观已经呈现出无可置疑的多元趋向。

西盟佤族传统纠纷解决及其法社会学解读

民主改革前的西盟佤族社会因其封闭性和原始性而被称为"初民社会活化石"。以纠纷解决为着眼点,充分运用田野调查获得的第一手资料,全景式地展现西盟佤族传统社会调控内外秩序的八种类型是具有时代意义的工作。在此基础上,从法社会学的视角深入剖析西盟佤族传统纠纷解决的制度设计、运作机理、社会支撑和文化密码,以期在相互联系的社会统一体的运行过程中对西盟佤族传统纠纷解决有更为明晰的认知。

《李娃传》:一幅摇曳多姿的唐代社会风情画

唐传奇《李娃传》情节跌宕起伏,摇曳多姿,人物命运悲欢交织,爱恨相伴,堪称一幅生动的唐代社会风情画卷:士子狎妓的社会风尚,相沿前代而又不失独特的丧葬习俗,重门第等社会心理以及人性向善的道德追求和由强调门当户对向男才女貌的自由爱情转变的婚姻观念等。故事在几近真实的唐代社会生活中徐徐展开,这一时代的世态人心又促使故事的结局向人们渴望的理想境界推进,使读者从中得到了极大的心理满足。《李娃传》不失为一部较早的世情小说。

阴差阳错造就的喜剧——白行简《李娃传》的女权主义批评

不同于男性作家经常塑造的理想女性形象,李娃身上表现了更多的女性自我意识,但其在与荥阳公子的交往过程中所体现的独立、成熟、理智、冷静、主动、掌控昭显的却是传统价值观念中的所谓"男性气质",《李娃传》的大团圆结局不仅是民间趣味的胜利,更是"男性气质"优越性的曲折表现。

从热力图看唐代小说的长安里坊空间

唐代小说的里坊书写与唐长安城的地理格局一致,使其成为研究长安历史地理的特殊史料,但也易使论者忽视对小说本身文学特征及规律的探讨。而热力图则可以利用大数据及可视化的优势,揭示出隐藏在唐代小说文本背后的深层信息。热力图上里坊空间分布重心在东部、北部的集中,反映了唐代小说在创作传播上的士人化特质。其中某些里坊色度级别与其所在区域不符,这种“例外”恰好显示出地理区位与小说类型内容的关联。此外,将热力图的远读方式与传统的文本细读相结合,还可在看似平淡的里坊设置中发现唐代小说在情节结构上的精心设计。

小说介入牛李党争的又一篇——《李娃传》析疑

《李娃传》为唐代小说名篇,但篇首及篇末记荥阳公子、李娃事的来历是编造的,经不起考证。原来此篇服务于牛李党争,借旧有的《一枝花话》移花接木,引于荥阳郑氏之身,暗指郑亚(李党)娶娼妓为妻,以压其子郑畋之出仕。作者非白行简,当为牛党白敏中。

佤族“阿佤理”“江三木罗”“乡规民约”中的法文化

佤族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法治思想。原始意识是佤族法文化的思想基础,"阿佤理"是佤族法文化的总汇,"江三木罗"是佤族的法治文化,"乡规民约"是佤族地区形式意义的法治文化。

关于《水川依夫生平三事考》一文的资料检讨

《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2期刊发了拙文《水川依夫生平三事考》,该文纠正了国内关于1940年3月五原大捷中,"击毙日本皇族、陆军中将水川伊夫"的史误,引起了学界的重视。但也有些人,出于单纯的民族感情和义愤,或狭隘意识,不愿承认这一历史事实。认为作者使用的日文考证资料是日本右翼势力的伪资料,不可信。故在此对《水川依夫生平三事考》一文使用的资料进行说明检讨,以澄清事实。

游走于理想和现实之间——两个娼女命运的两极

蒋防的《霍小玉传》与白行简的《李娃传》是唐传奇中非常著名的作品。这两部作品的故事源起大略相同,所处社会环境亦无多少不同,但其结局却一悲一喜,有天壤之别。这与作品的主人公的性格和人生理想追求有着极大的关联,同时,这种两极结局的形成还折射出两部作品作者的情感取向和人生理想的不同。

结构主义诗学视野下的《李娃传》意旨新探

《李娃传》是唐传奇中的名篇。 借鉴结构主义诗学的文本分析法,可知《李娃传》包含着两种并不统一的倾向:其表层意义是劝导人们,要想获得成功就必须遵守儒家伦理规范;但小说的深层结构却流露出不一致的价值倾向,即通过展示"自然人性"而表现出对于儒家教义的疑虑。

情与智的思考——从霍小玉与李娃谈起

唐传奇《霍小玉传》与《李娃传》讲述了两位女主人公同是妓女却最终结局大不相同的爱情故事,霍小玉至情,却落得"韶颜稚齿,饮恨而终",李娃理智,被封为汧国夫人,一门荣耀,从而折射出在封建时代文士与妓女的爱情生活中,既需要情,使爱情增温,也需要智,使爱情长久。

愉悦与危险——《李娃传》与《霍小玉传》的女性主义阅读

李娃与霍小玉对于爱情有不同的表达方式,一为自我牺牲式,一为飞蛾扑火式,这映射了二者对于男权社会不同的态度,导致了她们喜悲相异的命运结局,但她们与压抑她们的男性又同处在父权意识的压抑之下。

唐代传奇《李娃传》的转用:朝鲜汉文小说《王庆龙传》

汉文写的朝鲜小说《王庆龙传》就是唐代传奇《李娃传》的翻版小说。《王庆龙传》的故事情节虽然和唐代传奇《李娃传》相似,但是女主人公妓女玉丹形象上发生了差异。朝鲜汉文小说《王庆龙传》翻版的过程中受到了明代冯梦龙《玉堂春落难逢夫》的影响。但是,与《李娃传》和《玉堂春落难逢夫》相比,更加注重了《王庆龙传》中女主人公固守贞节的烈女形象。其原因是贯通朝鲜社会的儒教意识形态,因为朝鲜社会中最理想的女性形象就是为一个男人坚守贞节的女性。除了《王庆龙传》以外,朝鲜后期的韩文小说《月下仙传》也是《李娃传》的翻版作品。这部作品中,女主人公也坚守贞节,被封为了贞烈夫人,也表现了朝鲜翻版小说的转用现象。

近十年《李娃传》研究述评

白行简所撰《李娃传》是唐传奇的名篇,因其不凡的艺术魅力和文学价值,一直受到历代学者的青睐和重视。近十年来,学界对《李娃传》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李娃传》的思想主题、人物形象和艺术特色的文本分析;比较法的角度切入,从文化、性别研究等多领域分析;考察《李娃传》国内外的传播与接受研究。

千面娇娃,女性颂歌——从情节结构分析《李娃传》中李娃形象

李娃是唐传奇中充分展现了人性复杂的女性形象。随着情节的发展,她的性格也体现出变化性和多样性。在她身上,善良与邪恶、真实与虚伪、仁爱与奸诈、忠诚与背叛、勇敢与怯懦并存。她既不同于妖界的凡人任氏,也不同于人间的仙子霍小玉,她冷静而实际的追求美满爱情和婚姻。她是传统女性美德与时代女性叛逆的合体。在她身上既体现了作者的浪漫主义情怀,又折射出深广的社会内容。

《李娃传》中父子关系与唐代士族变迁

唐传奇《李娃传》中父子关系曲折多变经历了一个从爱到恨再到爱的过程,对于这种多变的关系,如果完全抛开当时的历史文化背景去考察的话,会发现其似乎既不合情又不合理,但当我们将其还原到其生成的历史文化背景中的时候就会重新发现其合理性。文章就是从这种不合理性入手,通过挖掘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来探讨它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