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中晚期朱子学的自我拯救及其学术史意义--以李元春为中心的探讨

清代中晚期是朱子学趋于势微、日渐羸弱的时期,以李元春为代表的朱子学者以道自担,奋力自救,力图从卫朱子之道、辨心学之偏和斥考据学之僻三个维度展开对朱子学的拯救,呈现尊朱而不佞朱、谴取心学和考据学的学术取向,并仰赖其在中晚清朱子学营垒中的学术地位,相应地涵具了重要的学术史意义:一是提振了朱子学的地位,推动学术思潮由汉学独大向汉宋(朱子学)兼采转进;二是促使关中地区成为中晚清朱子学研究的重镇;三是力促关学的学术形态由崇尚阳明学向尊奉朱子学转进。以李元春这一典范学者为切入口,不仅可以具体而微地呈现清代中晚期朱子学的学术样态,更可以弥缝以往学界研究的缺漏之处,进一步完善清代朱子学演进、发展的学术图谱,从而呼应和落实“明清朱子学将是宋明理学研究的新增长点”的学术主张。

《离骚》“朝……夕……”句式与文本逻辑探源

现有《离骚》研究多侧重于情感意涵与文本结构划分研究,而对于以文本转换关键词分析文本的研究较少,尤其是《离骚》中“朝……夕……”句式呈现为重章反复之样态值得进一步探析。此句式于屈原笔下反复陈说自然有其超越文本直译的深意,即可归纳为以情感为线索发现其对于《离骚》整体文章结构与文本层次化划分的突出作用。其一方面展现了屈原对于人生道路的追寻与思考,另一方面贯穿着“时空意识”之于“生命意识”的辅车相依,也正是在“朝……夕……”句式的循环往复之中,更能深入理解先秦典籍中的时空意识与生命意识。

用行舍藏:朱子哲学中命限的消解

朱熹通过理气结构延续和完成了宋代道学诸儒对“命”概念的改造,将经典传统中“命”概念的“命限”与“使命”二义内在地整合,并将“命”概念的核心确立为“使命”,以“使命”收束“命限”,削弱“命”概念之中不测而阻碍人道德实践的面向。他将“命限”义落实在气层面,将“命”的本质归为“使命”义并落实在理层面,将气层面上的命限解释为天理(同时亦是天命,用“命”的“使命”义)展开所带来的限制。从而,朱熹认为对于能够充分展现性理的圣人而言“不消得言命”,即没有命的限制可言。对朱熹来说,即使从历史情形来看,圣人有所不能为,这也并非命限带来的无可奈何。这是基于朱熹对命限的特殊解释。命限被解释为理本身展开为气的过程中落入具体之“时”,从而不得不有的自然限制。而圣人之心的展开与天理的展开同一,圣人不是被命所限制而未能实现自身事业,而只是展现出天理在具体时遇之中最好的可能,这种可能所包含的一切限定都只是天理在具体时空之中的自然限制。朱熹坚持在一个极度理想化的圣人身上,应然之理终能充分、自如地展现,作为道德应然的天理亦是自洽的。

承古拓新:宋元士庶丧礼礼仪因革与复兴

先秦时期“礼不下庶人”的情况在秦汉以后逐渐发生改变,原本施行于贵族阶层的冠婚丧祭诸礼日渐下移,到唐后期尤其是宋元时期基本实现了“礼下庶人”阶层的转变,在这一过程中古礼中的丧礼也得到了复兴。礼制在宋元时期发生转折的重要原因是士族阶层的衰落,以及士大夫复兴宗法制度和匡正世风的需要。司马光、朱熹、吕祖谦均试图在不违背古礼精神的前提下,对先秦丧礼礼制进行简化,以适应社会士庶礼仪文化的需要。相较而言,《朱子家礼》更具有可操作性和实用性,对后世影响最大。北宋吕大钧等撰修的《乡仪》和元代郑泳撰修的《郑氏家仪》,则是民间依据古礼撰修家礼文献的杰出代表,在社会上影响深远。

牟宗三对朱子的认识历程

牟宗三对朱子的独特见解并非一蹴而就,反而有着长时间的发展历程。牟宗三早年其实对朱子不吝赞美,还将他比作康德,认为朱子决发出万事万物所以然之故的理,教人做即物穷理的圣贤工夫,建立了道德之基础,使道德成为哲学。20世纪40—50年代,牟宗三对陆王心学一脉进行了更深入探索,他以心理关系重新衡定朱子的思想,认为朱子系统理大而心小,心力显外用之智力,其工夫只是与道德实践无本质关系的外在工夫。到六十年代,牟宗三从头疏解中国传统哲学,由朱子的中和说入手厘定其心性关系。《心体与性体》出版前,牟宗三即将朱子定为认知静摄形态,判其落入第二义的他律道德,有别于宋明儒正统的创生直贯形态和自律道德。

论朱子对“格物”工夫的分说与会通——以“穷理”“择善”“致知”为考察中心

在不同的情境下,朱子对“格物”工夫有不同的诠释方式。当立足于形下世界时,他认为“格物”便是“穷理”,其目的在于明事物“所以然”与“所当然”之理;当立足于形上本体时,他认为“格物”便是“择善”,其目的在于明自身禀赋于天的“仁义礼智”之性;当立足于本体之发用时,他认为“格物”便是“致知”,其目的在于确立“应接事物”的光明“主宰”之心。在朱子看来,“致知格物,便是择善”。因此,“穷理”“择善”“致知”三者之间名异而实同,皆可会通于“格物”。由此可以澄清朱子的“格物”工夫,既具有认识论的意义,又具有修养论的意义。

试论上博简中“孝”字的一种特殊写法

上博简第二册《昔者君老》简4之“ ”字,当隶定为“ ”,分析为从学省声、从丂声的双声省声字,在此应读为“孝”。从字形上看,“ ”字上部与常见的“学”字上部一致,下部与古文字中某些“丂”字写法相同;从语音上看,学、丂、孝三者声韵地位相近,可通假;从文意上看,《昔者君老》与《内礼》为同一篇简文,内容为曾子学派讨论“孝”,读为“唯邦之大孝是敬”契合简文主旨;从辞例上看,虽然“大孝”、“大务”二者文献中均常见,但简文相关的“悲思”、“哀思”、“孝敬”等辞例文献中常见,而“务敬”则不辞。从各方面考虑,此字学者一般认为读为“务”字,很可能是不对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视域中的人民至上观念

从世界观和方法论上对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的“坚持人民至上”作出深入而准确的理解,需要将其置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视域中进行哲学史性质的探讨。通过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百年开展,可以清楚看到人民至上观念的哲学内涵及逻辑结构:在历史观转换中发现人民创造历史的力量,在民主观变革中确立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在政党观上凸显“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立党宗旨,在认识论上提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由此表明,人民至上观念具有强烈的历史感、深厚的学理性和历史的合理性。

理气统体:朱熹生命哲学的本体建构

理气关系是朱熹哲学的基本问题,朱熹对生命问题的哲学解读亦建立在理气关系基础之上。朱子以理为生物之本,以气为生物之具,然二者皆有统体之义,皆可谓万物之“本体”,理气的一体性构成统体生命的根本,二者一体共在影响着生命的创造、本质和价值问题。朱熹的“理”具有本体论的特征,但不宜将之归结为西方哲学意义上的“精神本体”,它实质是动态的生生之理。理是在抽象意义上讲生命产生和存在的根据和法则,而气则在事实上决定着生命的产生并构成生命的现实制约因素,气同样对生命具有统体意义。理必以气为载体和存在之基。以理气为统体而言说生命的本原、价值等问题,这是朱熹生命哲学的基本理路和思想特色。

“綦谿离跂”含义考

《荀子》“忍情性,綦谿利跂,苟以分异人为高,不足以合大众,明大分”中“綦谿利跂”一词晦涩难解。“綦谿利跂”通作“极蹊离跂”,字面解释应为“抬脚走极端的道”。其语境义则为“汲汲于极端地特立独行”。该词暗含着荀子对陈仲、史鰌二人不走正道,以奇行博高名之举的批评。

蔡元定音乐著述新论

南宋蔡元定的音乐著作尚未得到全面的搜集与整理。据宋元史籍著录,除了传世的《律吕新书》与部分留存于《宋史》的《燕乐》之外,蔡元定应当还有《大乐之书》《琴律吕律图》两种音乐著述。《宋史·乐志》所引《律吕新书》的版本早于传世单行本的祖本元代《朱子成书》本,体现了元代以前《律吕新书》的早期面貌,应当受到重视。据朱熹、蔡元定音乐书信等材料,蔡元定在朱熹《琴律说》的撰述过程中曾起到较为重要的作用。朱、蔡音乐著述具有互补性质。

清初朱子学思想特点论析

清初朱子学是程朱理学面对清初社会、思想、道德、文化所面临的问题做出的思想回应。其有四个特点:重气重器,理不离气,道不离器;对理性精神的复归;对性善论的强调;重视对西学的吸收。

明儒李谷平对宋儒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李谷平的思想特色是尊孔崇仁,融汇诸家,具有明显的综合性。他以仁为根本建构儒家道统体系,希望以此调和朱陆两家的争论、定天下学术之宗。他认为朱陆两家皆推崇仁学,在此基础上,他兼采两家学术之长,承袭程颐与朱熹的仁学思想,吸收陆九渊心学理论,强调“诚”“明”本一。李谷平没有门户之见,学术上溯及濂洛,达乎洙泗,融贯各家求仁工夫之精,对宋代理学加以综合。李谷平的思想深刻影响了其门人罗洪先。

不迷其所同而不失其所以异——论黎锦熙先生的汉语修辞学研究

黎锦熙先生的汉语修辞学研究卓然有成,也颇富特色,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善于将语法与修辞紧密结合起来,有效地阐释了汉语中种种不易解释的语言现象;二是对修辞学的研究具有全局观,较早地建构起一个较为完整的汉语修辞学学科理论体系,在中国现代修辞学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三是善于概括归纳相关修辞原则,重视修辞理论对语言实践的指导作用;四是重视在继承与借鉴中融古今中外于一炉,从而建立起自己独到的修辞理论体系;五是以发展的观点看待修辞现象,为后人开展汉语修辞史研究提供了正确的方向。

朱熹“理同气异”与“气近理异”说辨析

朱熹在答黄商伯书中提出了"理同气异"与"气近理异"的重要观点。"理同气异"中"理同"是从本然处而言,人物皆同出一理,现实世界中人和物纷繁万相的善恶表现皆因"气异"而为。"气近理异"说中的"气近"是从实然处而言,万物皆由气所生。人物之气禀形质的不同,使本然的天理之性受到不同程度的遮蔽而没有得到完全的显现,从而使天理外在地表现出"不同的理",这些不同的理并非天理的一部分,其实也是天理的全体,只不过是没有显现完全的天理。此种人性论观点的提出,为宋明理学的人性论从本然和实然两个层面提供了更为完备的论证。

朱熹的“理”:“所以然”还是“所当然”——以李相显、唐君毅的观点为中心

民国时期出版的李相显《朱子哲学》对朱熹的所当然之则和所以然之故分别作了阐述,尤其强调在朱熹那里,所当然之则比所以然之故更为重要。同一时期唐君毅发表的《朱子理气关系论疏释》以及后来出版的《中国哲学原论·导论篇》更是强调朱熹的"理"主要是当然之理,并且认为,只有从当然之理入手才能说明朱熹的"理先气后"和仁之理以及生生之理。这些观点既不同于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从逻辑的所以然之理入手诠释朱熹的"理",但又认为朱熹的"理"实际上混同于伦理的当然之理,也不同于牟宗三认为朱熹的"理"主要是所以然之理,因而减杀了其道德意义。需要指出的是,李相显、唐君毅强调朱熹的"理"主要是当然之理,对于今天深入研究朱熹的"理"以及所以然与所当然的关系,建构朱熹的哲学体系,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CT引导微波凝固疗法在肺肿瘤方面的应用

目的 探讨CT引导下经皮经肺微波凝固治疗肺肿瘤的方法及应用价值。方法 CT引导机型SIEMENSSO MATOMACR型CT机 ;微波治疗仪一台 ,以 2 45 0MHz的微波 6 5W辐射 6 0s。对三头同种同体重猪行经皮肺穿实验研究 ,观察CT表现和病理变化。对 2 0例肺肿瘤患者 2 8个病灶CT引导下经皮经肺微波凝固治疗 ,行CT平扫和增强扫描 ,观察肿瘤大小及坏死情况。结果 动物实验猪肺微波凝固范围约 30 .1mm× 2 0 .1mm。对肺肿瘤患者治疗后随访 ,结果 2 8个病灶治疗后 4个病灶增大 ;8个病灶轻度缩小 <1/ 4,13个病灶明显缩小 <1/ 2 ,3个病灶大部消失 ,有效率 (CR +PR )为 5 7.1%。无明显的并发症。结论 CT引导下经皮微波凝固疗法治疗周围型肺肿瘤是一种定位准确、高效、微创、安全的新方法。

论《独立评论》的另一个核心——黎昔非主持的发行所

一个成功的刊物,编辑部尤其是名家编辑固然非常重要,但社务工作也同样不可或缺。事实上,《独立评论》社除了以胡适为首的编辑部外,还存在着以黎昔非为首的社务部——发行所。编辑部和发行所组成了《独立评论》社的两翼两轮,共同推动《独立评论》取得了成功。

重温几个黎氏语法学术语

黎锦熙语法体系中所用的一些曾经沉寂的术语,近年来又重现于学术著作,并具有其他术语难以替代的作用。"补足语"在当代语言学中作为一个重要术语指包括宾语在内的一类重要句法成分,与黎氏语法中的补足语有相通之处。而汉语语法现有的"补语"虽然英译相同,却不是一个通用的语法概念,无法代替补足语的作用。名词的"位"是词类与句法成分之间的中间层次,近于"论元"这类当代语言学的中间层次术语,对刻画语法规则富有作用,不是所谓的多余层次。"代名词"、"指示形容词"等术语带有明确词类属性,比含义笼统的代词更便于用来阐述语法规则。这些黎氏术语比一些汉语特色的后起术语更适合进行跨语言对比和语言共性的研究。

评耿云志先生的《黎昔非先生与〈独立评论〉》一文

《安徽史学》2 0 0 3年第 1期所刊登的耿云志先生《黎昔非先生与〈独立评论〉》一文 ,明显存在至少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偏离文章主题与中心 ,意在维护胡适 ;二是以己意曲解、推测史实而为胡适辩解 ;三是有不符合学术规范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