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宗神化天人道,经妙会通圣哲心——清代天主教徒吕立本《易经本旨》“耶易会通”析论

乾隆中期,出现了一本以天主教思想为主要诠释的著作,即吕立本(LyuLiben,生平未详)所撰《易经本旨》。《易经本旨》手稿收藏在上海徐家汇藏书楼,经钟鸣旦(Nicolas Standaert)、杜鼎克(AdrianDudink)、王仁芳(WangRenfang)编辑整理,后收录于台北“利氏学社”所出版《徐家汇明清天主教文献续编》第一、二册之中。《易经本旨》对《易经》的诠释结构,主要针对卦辞、爻辞、传文作出诠释,同时以天主教思想的前理解、天主教的教义与神话故事植入,因此充满着浓厚的天主教气息与神格化诠释趋势。本文主要以《易经本旨》与《圣经》作为对照,分别从《易经本旨》的主旨与风格、天人关系、巽女生离王,以及《圣经》与《易经》的天地观四个向度,探讨析论《易经本旨》受到天主教教义影响后生成的独特内涵。要之,吕立本运用天主教思想注解《易经》之举,含有捍卫天主教原典的宗教意义。此方法与佛教初传入中国时常使用的格义法有异曲同工之妙;然而,在转化的过程中,所欲传达的教义很有可能受到语境的限制,而使教义与原典产生偏差;此外,西方耶稣会索隐派(Figurism,SocietasIesu)传教士如白晋(JoachimBouvet,1656‒1730)等的《易经》研究,与吕立本作为天主教徒的诠释立场、脉络与内容之间的同异,以及其间可能存在的联系或区别等,仍具有后续深化研究的比较价值,值得观照与探索。

“綦谿离跂”含义考

《荀子》“忍情性,綦谿利跂,苟以分异人为高,不足以合大众,明大分”中“綦谿利跂”一词晦涩难解。“綦谿利跂”通作“极蹊离跂”,字面解释应为“抬脚走极端的道”。其语境义则为“汲汲于极端地特立独行”。该词暗含着荀子对陈仲、史鰌二人不走正道,以奇行博高名之举的批评。

清末“革命道德”讨论与鲁迅思想的发生

鲁迅思想的发生与清末留日知识界有关“革命道德”话题的讨论密切相关。这场讨论聚焦革命者的“私德”问题,经由《新民丛报》与《民报》、章太炎与《新世纪》的笔战扩大了影响,鲁迅在东京时期所作的诸篇论文正是诞生在这样的思想语境当中。对“革命道德”话题的关注、思考与回应,促使鲁迅初步形成了以“立人”为核心的进德观。他通过对“人”的内涵更新与“立”的方法变革,构成对儒家“立人”进德观的挑战与现代转化。鲁迅进德观的落脚点在如何塑造现代人格的问题上,也融入了借重文艺发扬精神的思路,形成了审美与道德融合的文学观念。鲁迅关于“革命道德”的思考从清末延伸至“道德革命”的五四时期,又在1930年代新的革命语境下再次被激活,对“革命者/启蒙者”的道德审视与批判构成了鲁迅思想一以贯之的脉络。

李贺诗歌对鲁迅前期文学创作的影响

李贺的诗歌,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儒家“思无邪”和“温柔敦厚”的思想禁锢,以强烈的爱憎倾诉了自己的不幸际遇,大胆地揭露了皇帝的昏庸腐败,对劳动人民和宫女表现出深切的同情;李贺诗歌鲜明的进步倾向以及与鲁迅生活遭遇、思想的相似性,使得鲁迅喜爱李贺的诗歌并从中汲取了大量的养分。李贺对鲁迅作品产生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鲁迅诗歌中隐讳曲折,晦涩难懂的比兴手法的运用;二是通过梦境等奇特的方式来抒发感情;三是新奇瑰丽、怪异甚至恐怖的艺术形象的塑造。

投稿与鲁迅的人际交往——《伪自由书》成书前后经过考述

经郁达夫介绍,鲁迅1933年初开始为《申报·自由谈》栏目撰稿并将1月底至5月中下旬的投稿编入《伪自由书》中集结出版。不同于《伪自由书》前言中的简略记载,在鲁迅正式投稿前与最初投稿时曾与郁达夫有过一段频繁的互动。同时经郁达夫引荐,鲁迅与时任《自由谈》主编的黎烈文相识并频繁有书信往来。这些都为鲁迅持续投稿《自由谈》提供保障,成为日后集结出版《伪自由书》必不可少的契机。此外通过对鲁、郁、黎三人互动关系的爬梳也可以为《鲁迅日记》中一些因记载简略导致的悬念提供解答。

大中十年唐朝遣使册立回鹘史事新证

大中十年(856)唐朝遣使册立西迁天山东部地区的回鹘可汗一事是晚唐西北史的重要篇章,本文结合传世的诏令、史籍、敦煌发现的《张议潮变文》和西安新出《李浔墓志》,对于这次事件的全貌,特别是使团被"背乱回鹘"劫夺国信的详细情形做了深入研究。

李珣与《海药本草》

介绍唐代医药家李王旬所著《海药本草》的主要内容及其学术价值。该书是一部专门记载外来药物的专著 ,收载海外药物 12 8种 ,每味药都从形状、产地、真伪优劣、性味、功用、主治、用法等多方面详加介绍。该书对中外医药文化交流起到了一定作用 。

新世纪中国鲁迅学的进展与特点

20世纪中国鲁迅学的最大成绩,就是80年代后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开展,政治化、概念化、工具化的鲁迅研究方法受到抵制,从根本上扭转了只是弘扬经义、代圣贤立言、为"经义"提供材料和例证的"经学"之道。进入21世纪,中国鲁迅学逐步走上了全面、系统地搜集和占有资料,回到鲁迅当年所处的历史语境中去,对鲁迅作理性分析,从中汲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以指导现实的科学道路,取得了与20世纪截然不同的新认识与新成果。这种思维方式的扭转和研究路数的端正,实质是中国知识分子寻回失去的自我,逐渐恢复独立思考能力,努力追求鲁迅原有价值以运用于现实的体现。简而言之,就是实现鲁迅的"人间化"。20世纪80年代后逐步从理论上实现了鲁迅的"人间化",新世纪则从生活细节和史实考证上充实了这一目标,使一位立体的、活生生的人间鲁迅一步步向我们走来。这既是新世纪中国鲁迅学取得的最大成绩,也是新世纪即"后鲁迅时代"中国鲁迅学最突出的进展与特点。

鲁迅与黎锦明

黎锦明作为鲁迅赞赏过的"湘中作家",和鲁迅有过密切的交往。鲁迅曾经亲自教诲黎锦明,因此无论在思想上和文学创作上黎锦明都深受鲁迅的影响。他继承了鲁迅现实主义题材的创作,又开启了革命小说的先河。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黎锦明和鲁迅一样旁出一支"反抗复仇"的主题,最终成为20世纪20年代一位重要的小说家。

西域词人李波斯在中国词坛上的地位和对宋词的影响

李珣是中国诗歌史上崭露头角最早的穆斯林词人。在倚声填词之风兴起的残唐五代,他就是纵横驰骋于词林艺坛的活跃分子。作为一个来自古老诗歌国度的波斯文人、深受汉族文化熏陶的西域才子,能跟同时代舞文弄墨的骚人雅士并驾齐驱,且毫无逊色。

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任国桢烈士

任国桢1918年8月考入北京大学文科外语系俄语专业,在校期间他结识了李大钊和鲁迅,在鲁迅先生的教导下,他翻译了《俄国的文艺论战》等俄国文学作品,并刻苦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唯物历史观,从一个文学青年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在革命先驱李大钊的文章和讲演影响下,他了解了俄国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并由此看到了人类新世纪的曙光,因而走上了革命道路。1924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5年在奉天(今沈阳)成立了中共奉天党支部,他为首任书记,历任中共满洲省委常委、中共山东省委书记、中共北平(今北京)市委书记、中共河北省委驻山西特委书记等职,为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竹内好的《鲁迅》与李长之的《鲁迅批判》

李长之的《鲁迅批判》是竹内好写作《鲁迅》时的重要参考文献。“竹内鲁迅”的一些批评意见虽然受到李长之的影响,却又有别于中国鲁迅研究的正统观念,甚至反其道而行之,提出了“回心”、“挣扎”、“抵抗”的鲁迅形象。它们影响了20世纪日本的鲁迅研究,也为中国的鲁迅研究提供了来自异域的文化批评借鉴。

略论司马迁的循吏观——以《史记·循吏列传》为中心

《循吏列传》是《史记》的"人物类传"之一。司马迁在《循吏列传》首次使用"循吏"之名,提出奉法循理、恪守本职是循吏的基本要求。《史记·循吏列传》记叙了春秋战国时期孙叔敖、子产、公仪休、石奢、李离等五位"循吏"的事迹,向世人展示了以礼、以德来治国为官的例证,体现了司马迁独特的循吏观:崇尚"德治";强调"奉法循理";推崇"因循""无为",树立了一种衡量吏治的价值标准,表现对"贤明德治"的政治期待。

为吏品格与执法公正——秦汉时期“吏道”思想的演变

为吏品格与执法公正是儒法两家思考的重要问题。韩非"以法为教"、"以吏为师"思想,推崇法治的根本意义,强调官吏执法教民的治国理念。睡虎地秦简中出现的两种不同"吏道"思想,以及汉代循吏与酷吏的急剧分化,则揭示了韩非"以法为教"思想的终结。《说苑》儒法结合的"为吏之道"为执法公正提供了坚实的人道基础。

一个擦玻璃的诗人——读李浔的《随笔诗》

浙江诗人李浔,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版了多部诗集,近期出版的《随笔诗》是一部诗歌自选集,可以看到中年李浔的诗歌中所有的抑郁、感伤以及摆脱现实束缚的渴望。他的诗歌有着一贯的温婉细腻,有的幽默风趣。新疆体验,使他的诗歌呈现出亮色。然而,他担心的是,回到故乡该怎样去生活,他所热爱的诗歌是否在三十年之后还有读者。

花间之别调——李珣词审美风格略论

李珣是花间词人之一,其词作从题材内容到艺术风格,都具有鲜明的个性特色,在花间词中别开生面,可称"花间别调"。本文主要从其风物词、隐逸词入手,通过意象分析和形象审视,透视李珣词作以"清"为主的审美风格,意在启迪花间词派研究者关注李珣其人其词,尤其对"花间别调"的内涵和价值进行深入研究,进而对李珣词之地位与影响给予公正评价。

鲁迅与李贺、杜甫关系初探

鲁迅与李贺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两方面:第一,年轻鲁迅对李贺慷慨激昂情感的诗作表现出了很大的喜好,并与之产生了深深的共鸣;第二,鲁迅作品对幽愤情感的表现与他对幽冥境界的喜好也与李贺十分相似。鲁迅与杜甫的联系则主要体现在这两位伟大的艺术家都具有一种大爱和悲悯的精神,而这种精神的相似是鲁迅晚年认同杜甫的思想基础。

钟理和:与文学者鲁迅相遇

钟理和早年与受到鲁迅影响的左翼文化人交往颇多,他生命的最后十年又恰好处于台湾官方贬损、诋毁鲁迅的年代,但就其个人对鲁迅的接受而言,却与当时的左翼"鲁迅传统"、"右翼"反鲁论述的立场都不相同,显示出他与鲁迅文学心灵的深度共鸣,从而与作为文学家的鲁迅那孤独、寂寞的气质接榫。在台湾的鲁迅接受传统中,钟理和与文学者鲁迅的相遇具有独特的意义。

日本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对中国历史记载的重要贡献

日本圆仁所写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以下简称《入唐》）和唐代玄奘写的《大唐西域记》、元朝马可·波罗写的《马可·波罗行记》被人们称誉为“东方三大旅行记”，它不仅是中、日文化邦交史上一部闪灼着耀眼光芒的历史文献，而且也是世界文化关系史上一部彪炳千秋的不朽丰碑。深入地对它进行研究不仅能多层面、多角度地了解唐代有关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情况，而且对中、日文化的友好邦交也有着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和意义。

鲁迅的“立人”与中国新文学“为人生”创作理路

鲁迅提出的"立人",是他认真审视中国历史和文化传统,审视中国人的生存境况和现代遭遇,以及在认识和把握中国与世界关系当中所形成的一整套有关"人"和人的发展的思想主张。无论是对于中国历史、文化和社会的现代转型,还是对于中国文学的时代发展来说,"立人"思想主张的核心是强调人的解放,特别是个性解放和精神解放,强调维护人的尊严、权利和地位,强调对现代文明的价值认同。鲁迅这种极具现代性精神特征的思想、意识和观念,与中国新文学确立"为人生"的创作理路,有着密切的内在逻辑关联,为中国新文学提供了新的思想观念、新的创作理论和价值意义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