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药九龙痔科熏洗散对混合痔外剥内扎术后患者疼痛程度、创面恢复效果的影响

目的:探讨黎药九龙痔科熏洗散对混合痔外剥内扎术后患者疼痛程度、创面恢复效果的影响。方法:选择2022—2023年在广东省中医院海南医院肛肠科住院的120例混合痔外剥内扎术后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根据随机数表法将其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各60例。研究组给予黎药九龙痔科熏洗散进行熏洗,对照组给予五倍子汤进行熏洗。比较两组术后3 d、7 d、14 d疼痛程度、创面水肿情况及创面愈合时间。结果:研究组术后3 d、7 d、14 d疼痛评分、创面水肿评分低于对照组,创面愈合时间短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黎药九龙痔科熏洗散能有效缓解混合痔外剥内扎术后患者疼痛程度、创面水肿情况,缩短创面愈合时间。

论姚雪垠文学道路的“故乡”与“他乡”之旅

在姚雪垠的人生成长过程中,开封、南阳等河南历史文化名城均留下了他的足迹。这些足迹与姚雪垠走过的文学道路密不可分,开封是青年时代的姚雪垠求学与办刊之地,南阳为姚雪垠打造了一系列具有文化工程意义的项目。在当代河南文学作家作品经典化序列中,姚雪垠不仅重视传世作品的创作,而且重视文化名人的自我建设工作。从河南出发的姚雪垠并未把文学创作与交往活动局限于“故乡”之内,而是通过作品的译介出版走向了“他乡”,在世界舞台上传播着中国作家的声音。

真武汤加味联合离照散药炙治疗肝癌癌性腹水疗效及生活质量影响的临床研究

目的探讨真武汤加味联合离照散药炙治疗肝癌癌性腹水的疗效及对生活质量的影响。方法选取2021年1月-2022年12月我院收治的90例肝癌癌性腹水患者,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三组,各30例。对照组予以常规西医治疗,观察组A在对照组基础上联用真武汤加味治疗,观察组B在观察组A基础上联用离照散药炙治疗。比较三组临床疗效、腹水改善情况、生活质量及安全性。结果观察组B、观察组A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观察组B治疗后腹水最大流平直径、腹围小于观察组A、对照组,24h尿量高于观察组A、对照组,腹水消退时间短于观察组A、对照组,治疗后SF-36评分中各维度评分均高于观察组A、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三组安全性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真武汤加味联合离照散药炙治疗肝癌癌性腹水效果更佳,可加快腹水消退,改善患者生活质量,安全可靠。

李嗣真《续画品录》辑考

现存李嗣真《续画品录》一卷系托名伪书,而原书早佚。由于朱景玄在《唐朝名画录序》中记其书为“空录人名”,后世诸多学者认为此书在唐时就已不存。但朱景玄原意并非如此,李嗣真原书在唐代依然流通。《唐朝名画录》不仅征引李嗣真书中品评条目,其后又列《续画品录》中二十五名画作不存无法定品的画家名姓。其后,《历代名画记》《尚书故实》《类说》诸书多有征引李嗣真书条目,李嗣真原书亡佚时间当晚于宋代。今见《续画品录》伪书约出现于南宋理宗年间(1225—1264年)至明嘉靖年间(1522—1566年),其后成为通行本流布于世。

李长之与20世纪40年代“春暖花开论争”

姚雪垠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春暖花开的时候》面世后,曾引起热议。李长之率先评论,不久后,胡风派联合炮轰该小说,姚雪垠愤而回击,茅盾与胡绳等人也纷纷发声,形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论争。李长之先后作的两篇书评,其中一篇已收入《李长之文集》中,另一篇却成为了集外遗珠。李长之的批评看似随意漫谈,其实切中肯綮,与姚雪垠的自评相比,两者不谋而同,与胡风派的刻意抹黑及茅盾、胡绳的“各打五十大板”相比,也显得较为客观公正。但是,李长之在这场论争中并未受到关注,这可能与他和姚雪垠的关系、他的批评方式和文坛地位、文学批评的环境等多种因素有关。从中,不仅可以看出李长之在学界的尴尬处境,还可以窥探当时的文学批评生态。

2017-2021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医学科方剂类研究项目分析

目的:分析2017-2021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NSFC)中医学科方剂类研究项目,从理、法、方、药角度对该类项目进行学术分析,探讨研究现状。方法:检索NSFC官网(www.nsfc.gov.cn)、NSFC大数据知识管理服务门户(kd.nsfc.gov.cn)2017-2021年中医学科(H31)代码下以方剂类获资助项目,提取项目名称、项目类型、资助金额、关键词等信息,从理法方药角度运用描述统计方法进行分析。结果:2017-2021年中医学科获资助项目数量和金额均逐年递增;方剂类获资助项目1711项,占中医学科资助总数的53.8%;通过从理法方药角度分析项目内容,总结了方剂研究亟待加强的四个方面:加强方剂研究的中医理论指导,完善中医理论指导下方剂研究的模式和方法,加强从临床需求出发进行方剂研究,加强用现代科学语言阐释中医方剂科学内涵。结论:NSFC对中医学科方剂类项目的资助,促进了中医理论的发展和创新。针对问题,建议中医科研人员秉承中医思维,借鉴现代理论和技术方法,以方剂研究为纽带,联系临床,推动中医理论指导下方剂研究的发展与突破。

李纲与姚平仲劫寨之战关系新论——《玉照新志》所载“露布”考辨

北宋末年金军第一次围攻开封时的姚平仲劫寨之战影响重大,关于李纲在此战中的责任,史书记载不尽相同。南宋王明清《玉照新志》中收录一则“露布”,认为系姚平仲劫寨战前李纲命属官所作。有人依据该“露布”,认为李纲是姚平仲劫寨的主持者。但该“露布”乃疑点众多的“历史档案”,将姚平仲劫寨失败的责任推给李纲,是宋钦宗推卸责任的需要与主和派陷害李纲一拍即合的政治操作。

刀型截齿截割煤岩的实验研究

采用煤岩截割综合实验系统对刀型割煤岩的截割过程进行了实验研究,得到了刀型齿截割过程有关参数的变化 规律曲线,这对于提高刀型齿截割效率,对于有效地提高采掘机械的效益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从《刺客列传》不记载要离看司马迁的选录标准

要离是春秋时期著名的刺客,其事迹在《吕氏春秋》《吴越春秋》等文献中均有详细记载,但是司马迁的《刺客列传》却未将他收录。通过对司马迁不载要离的原因分析,从中了解他创作《刺客列传》的选录标准。这个标准对后世的武侠及武侠文学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言情剧比较之纬:李少红和琼瑶

本文结合相关背景资料 ,从理论上较深入地梳理比较了李少红和琼瑶的电视剧创作策略 ,其中 ,性别意识之不同导致了二人在剧情和男女角色处置上有较大差异。本文还将电影批评中的“类型”、“作者”等概念引入电视剧批评领域 ,既为进一步深入分析研究对象 ,也是给当下影视批评领域些许建设性意见。

“内部人”与“外部人”的交叉视角的研究尝试——奥斯古德与李安宅1938年在昆明高峣村

1936年李安宅在美国耶鲁大学学习期间,结识了耶鲁大学皮博蒂博物馆(Yale Peabody Museum)馆员奥斯古德(Cornelius Osgood)。两人商讨和制定了在李安宅的河北农村老家和奥斯古德在美国佛蒙特州家乡的乡村,采用“内部人”和“外部人”交叉的视角进行人类学研究的计划。1938年奥斯古德按约前往中国。由于其时正值日本侵略中国之际,原定河北的调查计划无法进行。于是两人在抗战后方——云南昆明的高峣村合作调查。25年后奥斯古德在美国出版了这次人类学调查的成果《Village Life in Old China:A Community Study of Kao Yao,Yunnan》。对于李安宅来说,高峣田野的经历以及他与奥斯古德共同制定的研究计划和思路,对其今后的学术之路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他在其后的研究中将内外交叉的研究视角和方法贯彻始终。

《越绝书》佚文与《吴越春秋》中要离故事的关系考察

《太平御览》卷四百三十七所引《越绝书》佚文与《吴越春秋》中记载的要离折辱椒(菑)丘的故事在主体框架、具体细节上都有极大的相似性,两者具有明显的前后承继关系。因此,在分析《吴越春秋》中的要离故事时,必须将《越绝书》佚文纳入考察范围。

纽马克文本翻译理论与李尧的文学文本翻译策略

纽马克文本翻译理论根据语篇功能将文本分类为表达功能、信息功能、呼唤功能,译者应根据不同的文本类型,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和方法。李尧先生文学文本的翻译策略以直译为主,意译为变通手段,以最大限度地传达出源语文本的形式和内容。

《韩诗外传》与《吴越春秋》中要离传奇的文本考察

《韩诗外传》与《吴越春秋》中的要离传奇在文本上有着明显的前后继承痕迹。从文本分析上看,《韩诗外传》在情节上多想像、虚构成分,影响着《吴越春秋》中的情节,使之表面合理而实荒幻,最终有别于史而成其为小说;在叙事结构上,《韩诗外传》的故事时序为早期的初具形态的历史演义小说所接纳,并在叙事时序上有所超越;在叙事情境上,《韩诗外传》的作者叙事情境为后来的讲史话本、历史演义小说所采纳,《吴越春秋》则在局部情节中以人物叙事情境之名而行作者叙事情境之实,开中国历史演义小说全知全能型人物叙事情境的风气之先。《韩诗外传》的文学性,对早期历史演义小说的形成有着直接的影响。

以:被忽略的句腰——《离骚》中“以”字用法说略

诗歌文体中的虚词,由于其在声情、节奏方面的贡献,成为诗歌中不可或缺的要素。《离骚》中的虚词多是构成诗歌节奏的显性标记,它们因此获得了一种特殊的身份:句腰。从这个角度观察《离骚》中12个"以"的用例:这些"以"不具备句法身份,或不具备典型的句法身份;它们都是诗行的句腰,在形成诗歌节奏、增强诗歌声情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关于《水川依夫生平三事考》一文的资料检讨

《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2期刊发了拙文《水川依夫生平三事考》,该文纠正了国内关于1940年3月五原大捷中,"击毙日本皇族、陆军中将水川伊夫"的史误,引起了学界的重视。但也有些人,出于单纯的民族感情和义愤,或狭隘意识,不愿承认这一历史事实。认为作者使用的日文考证资料是日本右翼势力的伪资料,不可信。故在此对《水川依夫生平三事考》一文使用的资料进行说明检讨,以澄清事实。

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在香港的建立及意义

"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一门学科于1965年在香港建立,此后经历了被取消、再度建立并持续发展的曲折过程。该学科在香港建立之初面临学科环境不利、史料匮乏、人手不足、与内地交往受限、意识形态与党派之争的困扰等诸多困境,但能够最终建立并不断发展,与姚克、李辉英等人自觉的学科意识以及多方面的学术准备有重要关系。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在香港的建立具有历史的前瞻性与开创性,是这一学科在大陆之外存在空间的重要拓展,由此实现了学科的多极化与世界化,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及历史意义。

论施琅在台湾问题上的高瞻远瞩——纪念清朝统一台湾320周年

康熙帝对台湾以招抚为主,在施琅多次上疏请求下,终于决定武力平台;在台湾用兵上,姚启圣主张乘北风出师,施琅上疏取得专征权,用南风进军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在台湾弃留上,施琅力斥李光地放弃台湾的荒谬意见,促使清政府设防台湾,巩固东南海疆,并为康乾盛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传统国家治理观念框架的近代转型与困境——以《大同书》和《周礼政要》产生的语境为例

《大同书》与《周礼政要》分别代表了以近代文明为依托的政治观念制度全盘设计和中国特色本位"损益变法"两种改革思路。前者借助《礼记·礼运》之"大同"概念,以救助人类离苦得乐的哲学为宗旨,倡导破除国家、民族、种族、男女、家庭、产业等界别而实现"公政府"的大同之治。后者则以《周礼》所设计的六官系统为依托,结合中国从秦汉直到晚清的历代治理经验,比照欧、美、日本诸国新式政治举措,提出了革新吏治、裁汰冗官、设立议院、立商部、废科举、兴学堂等一系列具体建议。脱胎于传统核心经典的两种国家治理框架方案,是研究古代国家治理观念框架经验时的重要参考,它们在近代政治社会变迁中的困境遭遇,也能给我们提供有益的思想借鉴。

论孙诒让的经世之学

清末汉学家孙诒让精于考经证子,光绪十年以后转而关注内忧外患,讲求经世致用。他弘扬家学传统,博采西学新知,阐发《周礼》的现实意义,使之成为维新理论,标志着清末古文经学的经世走向。其经、子之学和经世活动,均体现了道器并重的思想特征,折射出清末士人思维模式的转变。孙诒让基于古文经学和道器并重的经世之学,如同其经、子研究一样,在清末民初具有范式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