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的“理一分殊”及其认识论指向

朱熹的“理一分殊”作为一种理学的本体论模式,具有多重思想逻辑层次的关系和内涵。从普遍的“理一分殊”本体论模式到一般的“分殊”体认的方法论,到具体的敬知双修的认识论,构成了朱熹的一种独特的东方有机整体的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除具有德知合一、修养与认识合一的基本特点外,还具有有机直觉体认、系统整体把握和主客一体这样几个特点。

理一分殊:中国文化本体论与方法论的体用模式——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普世价值问题

"理一分殊"迄今仍是一个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的文化之谜。本文从中国传统文化的"体用"思想上破解了这一文化之谜,认为程朱派是从"体用"思想上提出了"理一分殊",以"理一"为体,以"分殊"为用,"理一分殊"即"体一用殊"。正是这种体用统一的"理一分殊"的本体论,决定了理学"分殊体认"的方法论与"格物穷理"的认识论。同西方唯心论的形而上学不同,"理一分殊"提出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人本论与即用求体、即物穷理的自然观;以道在自然,理在分殊,不是人为自然立法,而是自然为人立法(道),人只有通过分殊体认,格物穷理识道,才能顺道而行,达到人道合一,这就是东方"理一分殊"思想的普世价值之所在。

中国传统园林“理一分殊”的生态智慧探讨

中国古代生态智慧有其独特的话语体系,探索中国传统园林生态智慧的目的在于对中国园林有多角度的认识,并在共同面对生态危机的形势下,与西方的先进方法技术多融并济。基于有机自然观的共同背景,中国传统园林具有"理一分殊"的生态智慧,"理一分殊"哲理的传统智慧具备历久弥新的价值,为中国风景园林的发展提供了价值观、哲理基础和方法论指导。从设计哲理与思维方法的智慧、与自然分形同构的智慧、空间布局、审美、适宜性的生态智慧等方面,结合中国传统园林设计理法和实践,并以西方分形理论的技术方法印证部分相关性,初步探索中国传统园林中需要关注和传承发展的生态智慧。

杨时的“理一分殊”学说发微

杨时是两宋之际理学的重要传人。“理一分殊”是杨时学术思想中的重要范畴,相对于张载、程颢、程颐对“理一分殊”侧重于文化和道德修养层次的理解,“理一分殊”在杨时的学术体系中已被落实到具体的人伦规范。杨时的“理一分殊”所体现的是儒学的仁道精神及现实社会人伦规范的完美统一。

浅谈朱熹的“理一分殊”

理一分珠是对一般与特殊的关系这一人类思维中的基本问题的一种理解方式。从三个方面揭示了这种理解方式的特点:其一,从形式关系上把握一般与特殊;其二,从内容关系上把握一般与特殊;其三,从价值论上把握一般与特殊。文章特别指出,在价值论上,佛道联结一般与特殊的方式是“否定的统一”,而儒家联结二者的方式则是“肯定的统一”,承认“肯定的统一”是儒家对一般与特殊关系的理解方式的根本特点。

生命圆通与诠释循环

《管锥编》对古代典籍的诠释实际是通过诠释古代典籍中有关人生的内容来解读人生之谜,而人生的丰富微妙流转圆通使其“诠释循环”方法蕴含着独特的内容,具体可以概括为“理一分殊”与“以反求覆”;它不同于西方诠释学纯理性的规定与概括,而是通过描述人生现象揭示人生内涵的具体内容。

佛教“理事圆融”与理学“理一分殊”对比研究

在西方哲人的眼中,形而上的"理"与形而下的"事"是对立为二的。在此二元对立理论指导下,人们所悬挂的价值理想,不能够启发生命本身的力量,去达成理想的实现,从而引发许多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然而东方佛教华严宗的"理事圆融"以及理学的"理一分殊"都用各自的理论证明了,理融于事,事包含着理,理事之间不可分割,无需对立。由此,解开了人们的思维的死结,使现实与信仰的结合成为了可以为之努力的方向,从而大大提高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活力。值得关注的是,拥有同样理事关系的理学与华严依然存在分歧,具体表现为,理学在理事兼顾的前提下更加注重事事之间的分殊,而华严则注重理事之间的圆融无碍。如何将二者理论进一步融合在一起,并使之恰当地运用于当今社会,是今人还必须认真继续探究的重要课题。

朱熹解《易》方法之“理一分殊”

“理一分殊”是朱熹易学思想的核心。朱熹用这一方法来注解《周易》,他指出应通过占筮,根据不同的卦爻辞,推出义理,不得脱离占筮而直言义理。朱熹解《易》的方法,即是通过“分殊”来体悟“理一”。朱熹运用“理一分殊”的方法论解《易》,朱熹的这一解《易》方法,既不同于程颐直接以义理解《易》,也不同于传统的以象数解《易》,而是通过占筮,将象数、义理统一起来,实现了象、理、占为一体的易学形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易学体系。

朱熹解《易》方法之理一分殊——兼与程颐解《易》方法比较

"理一分殊"是朱熹易学思想的核心。朱熹用这一方法来注解《周易》,指出应通过占筮,根据不同的卦爻辞,推出义理,不得脱离占筮而直言义理。朱熹解《易》的方法,即是通过"分殊"来体悟"理一"。他运用"理一分殊"的方法论解《易》,这既不同于程颐直接以义理解《易》,也不同于传统的以象数解《易》,而是通过占筮,将象数、义理统一起来,实现了象、理、占为一体的易学形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易学体系。

“理一分殊”与儒学重建——论刘述先新儒学思想的方法论原则

刘述先新儒学思想始终贯穿着“理一分殊”的方法论原则。他在批判继承朱熹“理一分殊”说及卡西尔功能统一说的基础上,结合当代思想文化的特色,对“理一分殊”作了一种创造性的阐释,并将此作为自己建构新儒学思想体系的方法论原则。他对古今中外文化问题的处理、对儒家思想特质的揭示、对系统哲学的探索,都是通过对“理一分殊”的现代阐释来把握的。

论程朱理学之“理一分殊”的真理特性及其价值阐述

“理一分殊”是由程颐提出的、朱熹进行系统论述的程朱理学中的一个核心观点。通过明晰程朱自家对“理一分殊”的阐释,挖掘“理一分殊”的原初含义,表明“理一分殊”是真理。“理一分殊”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古代中国,而且在当今世界也是绝无仅有的,它不仅在人的伦理道德和行为修养上有基础性的理论价值,而且对人类的具体社会实践也有世界观和方法论上的重要价值。

二程礼论与理一分殊探析

秩序化是儒家不懈追求的理想。礼是社会秩序的总括,所以历代思想家们从不同的角度、立场对礼进行探讨。北宋开始,中国步入封建社会后期。与此相应,礼论方面的探讨,将重点转移到了礼与维系道德秩序、社会政治秩序的关系上。本文试以二程礼论与理一分殊的探析为窗口,阐示二程在整合、维护社会秩序——“礼”过程中所作出的不懈努力。

“理一分殊”视野下传统文化传承的哲学维度——以刘述先“理一分殊”的儒学视野为中心

"理一分殊"是宋明儒学的重要概念,确立了以"仁"为追求的"理"作为原则对于"殊"的超越性和恒常性。现代新儒家第三代代表人物刘述先先生将"理一分殊"与卡西尔文化哲学会通,通过对"理一分殊"进行当代的全新阐释展开了重建儒家哲学的文化理路,他用三分法区分传统儒学为精神的儒家、政治化的儒家和民间的儒家,试图确立"精神的儒家"在中国文化"理一"层面的文化"规约原则","殊"则是不同时代特定条件下的具体表现,从而使传统与现代的接通成为可能。基于方法论的角度,刘先生"理一分殊"的儒学视野为当代如何理解传统文化的"传"与"承"提供了哲学维度层面的理解:"传""承"呈现出来的是表现为"分殊"的具体文化内容,"传"是传播、传续之义;"承"则是在通过对文化生命回忆的体验之上生发的新一轮感知创新,具有开启的意义或者说变迁的可能。而文化之所以具有"传"的历史意义又有"承"的生命力,正是统摄"分殊"的"理一"的超越性和恒常性。

认知转向视域下朱熹“理一分殊”说的隐喻结构

“理一分殊”说是贯通朱熹整个理学体系的关键点和核心内容。然而,这种“理一分殊”说却使得他的理学体系深深陷入悖论困境。当今随着认知科学的突飞猛进,哲学研究正要进入一个“认知转向”的新的历史时期。体验主义是一种以当今认知科学的经验性研究成果为基础,逐步形成发展的崭新的哲学理论。根据体验主义的基本观点,隐喻映射和建构化在本质上是局部性的,它的哲学意蕴在于“隐喻建构物”虽实在,但不具有客观性或确定性。从体验主义观点看,朱熹的“理一分殊”说是由“月亮”“窝窟(容器)”“杓碗(容器)”“木根”“绳索”“统体异用”“异体异用”等多重隐喻精致化的复合型隐喻,这表明,朱熹所谓“理一分殊”只是一个没有客观性、确定性的抽象观念而已。这进一步表明,宇宙间其实并不存在“理一分殊”的运作,通过“理一分殊”呈现出的理对宇宙现象界的参与和主宰作用亦是一种理论假象。

论朱子诠释学中的“理”路

朱子诠释学是在“理一分殊”的大框架下,逐步系统展开的。朱熹认为,“物理”是万物之理,是所有事物得以存在的依据,亦是所有事物在分享“理一”后具体的呈现;“文理”是文本之理,它是经典对万物之理的承载,既体现于文本结构的脉络、文义中,又表露于圣贤文字、语句所蕴藏的义理之中。在文本诠释中,“物理”“文理”必须相互关联,彼此统一。其最终要达成的效果是,经典要义的理解必须基于意义的理解,在文理逻辑的推动下呈现,而多元化文本的意义理解又必统摄于单一物理的理解之下。可以说,“物理”“文理”恰似“对子”,对之关系的正确理解是后人把握朱熹诠释理论架构的关键之匙。

朱子“理一分殊”的意象诠释

当前学界多以为“理一分殊”只是体用范畴,其实这种理解是局限的。以“意象诠释”观之,朱子哲学实乃以“理一分殊”为结构与纲领、思维与方法,建构其整个哲学体系。具体而言,“理一分殊”贯通其本体论、工夫论与境界论,体现出本体、工夫、境界三者的同构性。在本体论中,“理一分殊”表现为“体用一源,显微无间”;在工夫论中,“理一分殊”表现为“敬贯体用,彻上彻下”;在境界论中,“理一分殊”表现为“一理”与“分殊”的圆融互摄,体中有用,用中有体。

“理一分殊”哲学命题的发端

任何事物都有产生、发展的过程,在北宋新儒学运动的过程中,"理一分殊"哲学命题的提出是其重要的理论成果。本文尝试立足当时的文化背景,从三个方面展开省思,进行追溯、剖析,以期对"理一分殊"哲学命题的发端形成一个较为清晰的轮廓。

论“理一分殊”观念与熊十力体用哲学的建构——以《新唯识论》为中心

从《新唯识论》来看,“理一分殊”作为中国古代哲学的核心观念对熊十力“体用不二”思想的建构产生了重大影响。对熊氏而言,“体用不二”的实质即是“体一”与“用殊”的不二:一方面,“体一”是“用殊”的来源和根据,“用殊”必统摄于“体一”,并完整地涵具“体一”;另一方面,“用殊”是“体一”的作用和表现,“体一”必显发为“用殊”,并备具于“用殊”。因此,这两者之间相涵互摄、相依互成而圆融不二。熊氏在其功能论与理气论中,通过对“理一分殊”观念的深度诠释与灵活运用,有力地透显出其体用哲学的圆融性与辩证性。

月印万川、理一分殊和分映万灯背后的共同价值

"和而不同"是儒家重要价值观之一,也是儒家政教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而不同"的价值观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社会应当允许不同思想观念、宗教信仰的合法存在;二是不同的思想观念、宗教信仰应当求同存异,相向而行,和谐相处。在其影响下,佛教提出"月印万川"来隐喻其内部诸派及外部与儒家、道教"圆融无碍"的关系。与此相应,宋明理学也提出"理一分殊"来描述"太极"与"万物"、"一理"与"万理"的关系,以体现中华文化主体性与多元性。伊斯兰教还提出"分映万灯"来隐喻自身与其他宗教、文化的关系。这几种不同隐喻的背后都反映了"和而不同"的共同价值观,在历史上发挥了促进外来宗教中国化、多元宗教和谐相处的积极作用,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