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皖系当政与北洋派的衰落

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入主北京政府后,北洋派控制下的中央政权明显衰落.究其原因除段皖系本身实力较弱外,与黎元洪、冯国璋等不合作,统治集团内部一再发生争端也大有关系.

辛亥革命时期的袁世凯

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廷命袁世凯前往湖北,督办剿抚事宜。袁世凯举起清廷剿抚的大旗,却不是消灭革命军,使革命党投降清廷,相反地,是利用革命党迫使清帝退位,又使各方面的代表人物众口一词,说民国总统"非袁莫属",终于出任了总统。辛亥革命,不知有多少人牺牲,而最大的赢家,不是别人,正是袁世凯。

黎元洪稳居湖北都督析论

本文通过对武昌起义前后各种事件的分析,得出黎元洪能够稳居湖北都督之位主要是革命党人内部矛盾斗争的结果,这些矛盾主要包括文学社与共进会这两个革命团体的矛盾和因乡土观念而引起的两湖矛盾。黎元洪出任湖北都督后,为了能够稳居其位,又有意识的利用了这两对矛盾,采取了拉共打文、拉鄂打湘的策略,从而反过来又加剧这两对矛盾,因此给革命带来了极大的消极影响。

段祺瑞与张勋复辟关系再探讨

关于段祺瑞与张勋复辟的史料,矛盾之处颇多。经过对相关史料的梳理,不难发现:段祺瑞并没有支持张勋复辟的意图,只是由于在驱逐黎元洪和取消国会的问题上与张勋态度一致,客观上助长了张勋复辟的野心;但段祺瑞作为反对张勋复辟的一面旗帜,其作用毋庸置疑。

略论黎元洪的民国实践活动

黎元洪是民国初年的重要政治人物,从武昌首义都督至民国总统,几经沉浮,终不敌军阀强权政治,而黯淡收场。其间,顺应时代发展潮流,黎元洪投身实业,捐资助学,成为开明绅士,对于振兴民族工商业做出了积极贡献。纵观其一生,诸多争议于一身,对共和的坚贞,对革命的反复,对民国的向往与无奈,使其作为政坛的中间人物而被＂消费＂。在投身实业和教育事业后,他砥砺前行,终有建树,成为大节无损、有益于社会的人。

试析黎元洪在武昌起义期间的转变

黎元洪是武昌起义中的一位重要人物,在武昌期间,他逐步完成了由一个封建旧军官向革命党人的转变。起义前,一方面,黎元洪的身份和个人利益决定了他的态度是要反对革命;另一方面由于他接受过新思想,对革命有种自然的同情。起义中,黎元洪对革命毫无信心,他害怕革命一旦失败,自己将会成为罪魁祸首,因此他拒不担当都督一职。而武昌起义以后,鉴于形势向着革命的方向好转,黎元洪对革命的信心增强,决心投身革命,向革命党人转变。

从江西护军使、讨袁都督到“止戈和尚”——二次革命中欧阳武的角色变换及背后动因

欧阳武在民初本是赣督李烈钧手下健将,但反袁态度并不激烈,加之其兄众议院议员欧阳成等在幕后积极活动,因此得以在袁世凯罢免李烈钧后出任江西护军使,并经黎元洪保荐兼代赣督。他一方面暗中表示拥护中央,另一方面公开谋求赣省自保,故他对北军以震慑"乱党"为由入赣,竭力阻止。二次革命在湖口爆发后,欧阳武在袁世凯方面笼络、施压下,一度表示要派兵进攻湖口,但很快他又接受讨袁派推举,出任赣督。随着北军逼近南昌,欧阳武的态度再次发生变化,他以"不忍使南昌为战场"为由弃城而去,并以"止戈和尚"名号入山为僧。为了脱罪,他将自己就任赣督及其后所为一概称之为"被胁",将讨袁派称之为"乱党",从而彻底倒向袁世凯一方,并通过多方活动,最终获得袁世凯特赦。他保住了性命,但丢掉了气节,结果两面皆不讨好。

徐世昌与1916年府院之争再探讨

1916年袁世凯去世后,黎元洪、段祺瑞的矛盾因孙洪伊、徐树铮的冲突而加剧,府院几近破裂。徐世昌因其在北洋派的地位、资望和影响成为调停的核心人物。黎极力迎请徐,拟以其组阁排段,院方虽对徐无敌意,但为维护段阁而暗中阻挠。徐一面公开声明决不出山,打破府方强其组阁计划;一面运用其影响,协调府院,令政潮症结人物孙洪伊、徐树铮去职,维持段阁,政潮暂平。基于其时北洋派危机和徐的北洋意识,其调停貌似公允,实则偏段,实质是维护北洋派利益。此举虽暂缓了府院矛盾,但影响府院关系的政治和制度环境并未改变,故更大的冲突还在以后。

统一战线下的黎元洪

100年前,武昌首义爆发,革命党人运用统一战线这一强大的法宝,推举清军高级将领黎元洪为湖北军政府都督。而爱国忧民,又屡受新思潮冲击的黎元洪在革命浪潮的推动下,也不自觉的运用了统一战线的策略,为辛亥革命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