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亨利贞”与《周易》春夏秋冬的四时结构模式

《周易》以“元亨利贞”一句开篇,而“元亨利贞”是与春夏秋冬四时相呼应的,是四时观念的总结升华。农耕文明的生产方式决定了中国文化对时间的敏感,“食哉,惟时”是早期中国的重要思想理论,《周易》特别强调“时义大矣哉”的思想。先秦经典文本存在以四时为基础的文本结构形式,《周易》与《尚书》《诗经》《周礼》《吕氏春秋》等经典文献一样,都存在一个以春夏秋冬为中心线索的文本结构形态。《周易》以元亨利贞的四时观念为文本总纲,以“雷以动之”的意象为中心而结构文本,《屯》《豫》《革》《复》四卦是春夏秋冬四时运转的具体象征形式,《周易》的四时结构体现着时之动、物之象、礼之成、义之合的基本原则。

乡村现代性叙事与乡村女性的形塑——以20世纪40-50年代赵树理、李准文本为例

李准《李双双小传》以及赵树理《小二黑结婚》、《锻炼锻炼》、《传家宝》,这几部20世纪40-50年代最具代表性的乡村现代性叙事文本,实际上清晰呈现了这一历史时期的乡村现代性叙事与乡村女性形塑之间的深刻关联性。如果说《李双双小传》表现了在乡村现代化变迁过程中,乡村女性如何挪用民族国家渗入乡村的权威资源来建构自己主体性的过程,那么,赵树理小说大量出现的乡村中老年女性"中间人物"形象,则隐喻了现代性变迁中乡村的另一副面孔:自在的乡村世界中那些很难被现代性秩序整合、命名的浑沌、暧昧的"无名地带",隐喻了乡土社会真实的文化身份。

李准《清末遗闻》稿本述略

李准是晚清著名的政治人物,同时也是一个复杂的人物,既镇压过革命起义,也率先支持广东脱离清政府宣布独立。在广东任职期间曾率海军驱逐入侵西江之英国舰队,收复多处被日本商人占领的海岛,因此又是一个维护民族主权的英雄。天津南开大学图书馆藏《清末遗闻》稿本一册,记录晚清名公大臣以及维新志士的遗闻轶事,不但具有文学价值,而且可以补正史之阙。

乡村精神的颂扬和伤悼——论《黄河东流去》

李准的《黄河东流去》通过对黄泛区流亡农民生活的真实描写 ,深刻地展示了中原农民的文化心理和道德精神 ,在深情地赞美它们的同时 ,也检讨了这种文化和精神在灾难和陌生环境中的适应性 ,表现出作者理智和情感的矛盾。

公意与私见:清末李准与岑春煊关系探析

李准是清末广东政治与军事格局中的重要人物,其官场俯仰沉浮与两广总督岑春煊有着密切的关系。李准与岑春煊之间的关系历经利益合作、求同存异以及彻底决裂等阶段,反映了清末地方政治生态中“人”的因素的重要性:立场与政见的不同影响人际关系,而人际关系又影响地方政治与军事的发展进程乃至国家政权的稳固。

乡村叙事话语的三元交融——《黄河东流去》话语分析

李準的《黄河东流去》具有乡村叙事话语三元交融的特征:一方面,它的叙事框架仍然是对经典革命现实主义文学的承继;另一方面,小说还与时俱进地渗透着鲜明的启蒙意识,具有启蒙叙事的特征;第三方面,由于作家在写作中尊重生活、贴近泥土,因此它又具有民间叙事话语的特征。对这一话语特质的发现,有助于理解转折时期文学叙事话语的渐变性,它本质上是由转折时代的政治文化决定的,是多元的社会意识的产物。

追溯当代文学及批评的背景——由孙荪的《风中之树》谈起

在《风中之树》里,孙荪把李凖作为中原作家及中国当代作家的一种标本,借以描述和反省一个时代的文艺思潮和共同的经验教训,剖析作家的精神构成。他的文学史家的眼光和对于本土文化、生活的独到理解,对于作家和一个时代的关系的探讨,对于一个作家一生的跟踪研究等,对当今的文学批评界均有一定的启示作用。这种与生命的底气和本土经验相结合的批评,应该成为当代批评的方向。

《黄河东流去》综论——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丛论之一

李凖的《黄河东流去》再现了黄泛区人民在大迁徙中所经历的深重灾难和可歌可泣的斗争史实,歌颂了中国人民坚忍不拔的生活意志、对爱情的执着追求、对传统道德的坚守、对故土的热爱,歌颂了中国农民勤劳、勇敢、淳朴、善良等优秀品质和刻苦耐劳、团结互助、舍己为人的精神,揭露、批判了国民党当局的残忍、黑暗和腐败以及与侵略者狼狈为奸,揭示了中国农民由来已久的沉重的精神负担,表达了作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辩证思考。小说人物为数众多且均为平凡人物,注重多方面地刻画人物,结构精妙,情节曲折有致、波澜起伏,语言朴素、简练、通俗、流畅、生动、活泼,民族色彩强烈;但也存在着人物形象观念化、概念化的倾向和塑造人物形象的笔力不够集中等缺憾。

“侉子”性格与“辣女”形象——地域文化视角下李准小说人物形象的独特景观

由地域文化视角来看,李准小说人物形象最具典型的是具有群体特征的"侉子"性格与充满个性的"辣女"形象。这丰满的人物形象彰显着中原地域文化,又因中原地域文化的典型性而折射出中华民族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它们成为李准小说中最具深层意蕴的独特景观。

屯卦“利建侯”与周初封建诸侯

屯卦的主体意向展示了周初分封诸侯的历史事实,通过对该卦形成背景的分析,匡正对"利建侯"的不合理解读,可以看到《周易》卦辞与爻辞反映的周初政局的情况,进而还卦辞以历史真实。

银幕新人的生成——电影《李双双》再解读

电影《李双双》塑造的女主人公李双双,以其大公无私、美丽爽朗的形象成为社会主义时期银幕新人的代表。影片中李双双的政治意识以一种浑融自然的方式表达出来,并以涵容民间公义、情理的方式来发挥作用,从中可见出,乡村传统的道德伦理、情感结构和生活经验在新人的主体生成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李准将敢于斗争和“不记仇”的性格赋予李双双,创造出一种理想化的主体形态。喜旺则代表着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大多数农民的状态,通过“先结婚后恋爱”,转变为更加符合农业合作化运动要求的主体,而双双也和喜旺建立起一种更为平等的夫妻关系。在新人的塑造过程中,编剧、导演与演员之间形成了一定的张力,从中亦能够看到上海电影传统与延安电影传统的对话与冲突。

电影《李双双》:隐忧与憧憬

电影《李双双》不仅表达了李准对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乡村现代化建设的隐忧,也表达了他对乡村理想化生活的憧憬。围绕着隐忧和憧憬两条主线,我们可以看到乡村女性参与公共生活所遇到的阻碍与释放的魅力、乡村青年所面临的困境和愿景以及乡村干群关系的矛盾和温情。影片通过在说笑中说理的叙事策略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时期的乡村生活中的新变鲜活地呈现在观众面前,彰显了这部电影在十七年轻喜剧电影中独特的魅力和非凡的意义。

《黄河东流去》的文化内涵探析

文章从文化视角切入,首先从地域自然和地域习俗两个方面集中展示了中原风俗民情,描绘了中原地区农民的日常生活状态和风俗习惯;其次论述了作品的文化寻根价值取向,文化寻根视角的选择使作品从广度和深度上都更接近于历史和生活本身;最后通过对中原农民形象的分析与把握,揭示了中华民族的精神风貌,即高尚的道德情操、自强不息的良好品格和爱家恋乡的家族观念。

九小岛事件期间中国政府南海维权的历史记忆与政治现实——以《李准巡海记》为中心的考察

《李准巡海记》通过清末广东水师提督李准的回忆,还原了中国政府在南海诸岛积极维权的历史进程。由于九小岛事件折射的是民族危机与海疆危机相伴而生的政治现实,作者、大众传媒和社会各界意识到这一历史文本具有非同寻常的存史价值。李准试图展现自己处置南海主权问题的成就;报人希望在制造与南海主权有关的公共议题时有据可依;政界人士期待民众能够知晓政府维护南海主权的立场;知识分子试图从历史和法理层面充实南海主权的论证;一般民众感知到了南海主权问题的存在;传记作者希望将李准维护南海主权的贡献载入史册。可见,在此动荡时局之下,《李准巡海记》承载的历史记忆无疑成了海洋国土意识建构的话语资源,并使上述社会力量在维护国家海洋权益上达成了共识。尤其当这份记忆植入到受众的心智和文化结构时,不仅使南海主权主张的影响和范围在无形中扩大,也令历史记忆因应现实的政治功能有了比较充分的展现。

论李准《黄河东流去》的黄河意蕴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中原作家群”对黄河的文学书写与文化表达,是我们深入挖掘、阐释黄河文化价值所不可忽视的核心内容之一。黄河是李准生活与创作的情感地理,作家对黄河浓重的“恋地情结”,表明黄河流域是哺育文学艺术家的一个重要摇篮。《黄河东流去》以郑州花园口决堤事件为叙事起点,其“黄河”意象饱含着中原大地的沉重苦难,是对国民政府不顾人民死活、涂炭生灵的愤怒控诉与强烈批判。同时,奔腾向前的九曲黄河,也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表征。小说真实地描绘了黄泛区人民顽强的生命意志、机智的生存策略和真挚的伦理情感,是中华民族抗御天灾人祸、追求生存发展的精神基石。

农忙托儿所与乡村再造——李凖《农忙五月天》里的制度与人心

李凖创作于1955年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前夕的短篇小说《农忙五月天》一般被视为农村女青年东英在农忙时节为"发动妇女参加生产""解放妇女劳动力"而在村里创办农忙托儿所的故事,但小说叙述构造的特别性及思想内涵的深刻性与丰富度一直未受到关注。本文聚焦小说所呈现的农忙托儿所创办过程的特别之处,尤其是"人心换人心"的感觉—意识—行为方式对"村—社"空间形态和人心状态的再造。本文认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政治"与"社会"之间,李凖的"文学"观察打开了新的空间;如果把李凖的文学观察与呈现放置在"现代中国"实践经验的思想史脉络中考察,将有助于深化对"组织妇女"与"解放妇女"、制度与人心、"共和"政治等问题的讨论。

“大跃进”的召唤与挑战——《耕云记》中女气象员的成长、压力与限度

李准的小说《耕云记》呈现了“大跃进”中的复杂样貌。一方面,“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提供的种种现实条件使得普通的农村青年萧淑英能够成为一名女气象员;另一方面,在此背景下,萧淑英的气象工作受到了多方面的压力,包括生产责任的压力、群众舆论的压力和权威性不足的压力。小说中的公社关书记和萧淑英虽然试图应对这些压力,但其回应仍显不足,特别是没有正面面对舆论所反映的群众意见。这是因为李准在1959年、1960年的特定观念形成了对群众意见的筛选和排斥机制。他所塑造的“为党工作”的萧淑英,由于缺乏“为群众工作”的意识,没有有效理解和化解群众的不满。透过萧淑英的成长、压力与限度,我们可以经由李准的视角,看到“大跃进”时期为科学引入农业生产所创造的条件,看到它为人发挥主观能动性所开辟的可能,以及它在此时农村的现实结构中所受到的种种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