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洪武初年浙江黄册的起源与演变

据日本静嘉堂藏《汉书》《后汉书》纸背文书,洪武二、三年间,浙江行省处州、温州府已编排里甲,攒造“黄册”。其所编排里甲以一百户为里,其中十户里长,九十户甲首,分成十甲,每年一户里长带领九户甲首应役。五十户以下畸零户由同保百户里的里长带管,畸零户五十户以上则置立“小黄册”,自行编排里甲轮役。明初户帖是由民户保存的户籍副本,主要功能是核实户口;黄册由政府攒造并保存,主要功能是征发赋役,两者的内容并不直接对应。洪武十四年前,江南地区至少存在两种不同的百户里甲组织,黄册制度还处于探索阶段。洪武十三年,明政府在浙江黄册的基础上改良,翌年开始在全国攒造赋役黄册,增至一百一十户为里,遂为明代定制。

清代严州府城内的“庄”

清代严州府城为严州府治所在,该城规模不大,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山区滨江小城。在复原清代城内"庄"的平面格局基础上,我们可以对严州府城中"庄"与明清之际"图"的关联等问题进行初步探讨。在严州府城之中,明代城内主要的基层管理组织是"图",清雍正六年推行顺庄法之后,以图为基础划分确定了"庄",以承担赋役征发等职能,"图"与"庄"在城市管理上有着较为明确的继承性。

清初徽州的里编制和增图

清初徽州各县和明代一样,里的增减现象持续着。特别是康熙三十年祁门县一共增加了3个里。但方志中只是简单地提到了这个事实,《清康熙四十二年词卷》保存了康熙二十六年到三十年间围绕祁门县的增图文书,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可能。文章首先对清初徽州各县里制的变动,特别是以祁门县为中心进行整理,然后借此对当时祁门县里增加的具体契机和情况进行考察。在清初的徽州各县,里的增减虽不时反复,但从整体上来看不过是局部性的变化,里制的变动看起来是在最小化的范围中进行的。里的增减无可争辩地表现了里甲制原本带有的不稳定性。但与此同时,这种增减变动的事实本身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当时的里甲制具备一定实用性。

清代黔西北基层政治单位--里的设置研究

清代初期在对黔西北地区进行改流时并没有在府以下设置县,而是直接编户设置里甲。里作为一种直属于知府的特殊政治实体,有着不同于内地的里的较大疆域面积和数量众多的人口,并且作为知府直管的政治实体而拥有基本边界线。依据里与相邻政治单元的等级差异可将其分为:里与里的边界、里与州厅县的边界、里与行政驻地的边界。从清代黔西北地区的有关记载来看,里的边界划分大体遵循“山川形便”原则,这主要是在改土归流中遵循原来土司领地的分布情况而划界,也是为了便于官员的实际管理。

明清时期广西土司地区的里甲制度研究

通过对官方和民间历史文献的梳理,证实明清时期的广西土司地区推行了里甲法,建立了里甲组织;深入探讨了土司地区里甲制度的区域特征、里甲组织与传统村落的关系,以及里甲长与官府的关系;里甲制度对土司地区基层行政体系与社会治理模式的变迁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从祁门县“谢氏纷争”看明末徽州的土地丈量与里甲制

本文以徽州祁门县谢氏《万历状稿供招》为主要研究资料 ,全面梳理了谢氏同一宗族内部的不同支派 ,在土地丈量中因产权不清而产生纷争的全过程 ,并对参与丈量的人役组成进行分析。证明徽州土地清丈人役的佥选是利用原有的里甲组织与人员 ,而不是重新建立新的组织和任命新的成员 ;清丈的单位是原有的里 ,也不是新划分的地域或行政单位。

明代的阴阳生与阴阳户

明代的阴阳户是民户大类下的一种杂役户,其正丁被称为阴阳生。地方府、州、县阴阳生隶属于阴阳学,北京、南京阴阳生隶属于钦天监。阴阳户的基本差役为计时、报时、记录灾异祥瑞等,阴阳生另以风水、择日、占卜等为生计,两者拥有的知识范畴及其实践属于同一大类。阴阳户起源于元朝,明初继承并推广,洪武年间一概编入里甲。宣德年间阴阳生获得免役权,由此导致富实之家、胥吏的营充,其差役内容亦随之泛化,涉足司法、行政、财税等多个领域。由阴阳户的例子可以看出明代户籍制度的特点:一是可以在军、民、匠、灶四大基本户籍上叠加新的次生户籍,二是具有役、职的双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