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逐渐放逐的卢梭:以梁启超的认知为中心

有"中国的卢梭"之称的梁启超,对卢梭思想进行了有力宣传。就他对卢梭思想的认知而言,经历了明显的变化过程:在1900年前是全盘颂扬;从1900年至1902年对卢梭思想的推崇较为审慎,其间进行过详尽的学理分析,还表露了些微的异议;自1903年起开始质疑并逐渐走向否定,最终则完全抛弃了卢梭思想。

科玄之争的学术回响——胡适、梁启超墨学阐释的异同离合

在清代学术理路和西潮冲击之下,墨子及墨学在清末民初引起知识分子的广泛关注。作为现代学术史上的典范性人物,胡适和梁启超对于墨学的偏爱和阐释可以说具有典范意义,其学术主张存在共同性,同时也存在着差异性。二人都比较重视墨子的《墨辩》部分,以此来发明中国传统学术的"科学精神",但二人对于墨学的理解和阐释也存在根本性差异:一主"智",一重"爱"。以话语分析的视角看,现代性的科学话语和反省现代性的玄学话语构成了胡适和梁启超墨学知识生产的核心要素。可以说,"五四"之后中国思想界对于文化现代化的思索呈现出多岐性,正是对于文化现代性的不同方案导致了胡适和梁启超以及不同学术群体对于传统阐释产生差异。因此,胡适和梁启超关于墨学研究的异同离合可视为近代中国一典型的学术史事件。

论梁启超的美育思想与书法教育实践

梁启超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最像先贤苏东坡的文化名人,与康有为相比也更有现代文化气息。他对文化传播规律、美育教育作用等更加关注,也更为自觉,其以"新民说"为核心的美学美育思想有强烈的使命感和功利性,但他也能顾及文艺的娱乐消闲功能。特别是在面对书法艺术的时候,他对把玩和收藏书法碑帖、挥毫及鉴赏书法作品、讲习与示范书法技巧等都深有体会,并通过言传身教、正面引导,在书法教育实践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既有严整的专题书论,更有大量的碑帖题跋以及书作传世,还参与了书法活动及文人雅集、书法交流等,其间都渗透着他的美育思想,体现了他对书法教育、书法文化创造及传播的关切。梁氏美育思想与书法教育都体现出弃玄秘、求务实、重引导的思维特征,迄今仍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梁启超社会主义思想探析

梁启超在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和影响。他不仅有力地推动了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而且还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思考。梁启超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有其深刻的思想根源。尽管由于我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发展程度的差异和文化背景不同,梁启超的社会主义思想存在很多认知局限,但他对于中国社会主义问题的许多思考仍具有理论价值,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和研究。

从中韩关系史中谈汉学之东渐

中国乃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文化积层之厚,在东亚地区无出其右。韩国与中国近在咫尺,韩半岛文化受汉学之影响,自然所在多有。远在箕子时代即有"八条之禁",卫氏朝鲜汉朝铁文化的东传,也多处留下明显痕迹,而汉四郡设立所出现之乐浪文化,更是把韩半岛社会进一步带向高度文明。佛教进入中土后,儒、释、道糅合的结果,固然丰富了中国本身学术思想,同样藉中国传入的佛教、道教,也很快为高句丽、新罗、百济所接受。之后白居易之诗、苏东坡的词固为韩国人士所传诵,而程、朱理学更成为韩国君臣是非对错的准绳。即使到了近代,黄遵宪、梁启超的言论,也为韩国迈向开化之南针,所以中韩关系史中,汉学东渐之痕迹,随手可觅。此固由于宋太祖等"覃声教于四方"之作为,而韩国君臣士人仰慕中华文物,也功不可没。因为追求文明与进步,本就是所有人类共有之天性。

论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的确立

梁启超虽然是中国民族主义的启蒙者,但是其自身民族主义思想的确立却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从观念的角度来看,梁启超最初产生的是夷夏有别意识,但他后来却高举起天下主义及黄色种族主义大旗。经过理性的思考,梁启超最终依据西方民族主义理论,确立了团结国内各民族共同抵御帝国主义侵略的"大民族主义"。梁启超的"大民族主义"思想具有高度的思想价值。

论梁启超的学习思想

梁启超学习思想对学习的目的、内容、方法及所需的内外条件都进行了系统深刻的论述,形成了一套被世人标榜的体系,对当今大学生学习有一定的启发。梁启超学习思想的形成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包括政治经济因素以及西学的影响,并受到其生活背景、受教育过程特别是家学的影响、从教经历中经验的积累。梁启超学习思想从其产生根源到内容,都使教育者及受教育者受益匪浅,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财富,其学习思想宝藏有待我们进一步挖掘。

近代知识精英的“国民”话语及其政治维度刻画——以梁启超和陈独秀为例

"国民"话语是启蒙运动的产物,其溯源于近代知识分子对民族国家的诉求。在此过程中,以梁启超和陈独秀为代表的知识精英于批判"国民性"的同时,参照西方的民主制度和民主思想,建构了具有独立人格和权利自由观念的"国民"新意象。"国民"话语本身内在地涵盖了对公民身份的承认,刻画和标识了民众的政治维度,促进了近代以来公民社会的化育和生成。

论梁启超“豪杰译”与德莱顿“拟译”之异同

清朝末年,"豪杰译"出现并盛行于中国译坛。"豪杰译"与英国翻译家德莱顿提出的"拟译"都主张在翻译时对原作进行一定程度的改写,不同的是作为翻译清末政治小说的主要方法",豪杰译"以其杂糅的文白语体和雄壮激越的气势在近代中国思想启蒙和文化传播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德莱顿的"拟译"则没有在英国产生类似的作用。

民国知识分子对西医的批判与反思——从梁启超割肾事件谈起

1926年协和医院摘除了梁启超的一枚肾脏,引发了众多知识分子在报刊上声讨协和乃至西医。本文从这次事件后的舆论出发,以协和医院为例,探讨了民国知识分子对于西医的批判与反思。笔者指出,许多批评西医的知识分子实际上本身都是西医的信仰者,他们并非是借否定西医来推崇中医,而是认为中医不可信赖,西医也并非万能。尽管他们认同西医之学理,但实践中的西医却令他们失望。以协和医院为例,民国的知识分子们抨击了该医院不人性的规章制度,医护人员敷衍怠慢的工作和服务态度,以及该院对待不同种族与阶级的患者不平等,并将病人当做试验品等问题。上述看法并非仅仅源自无知和偏见,同时其中也有相当一部分问题是真实存在的。这类批判不应该被视作对现代化的"反动",其本身即是现代性的一种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