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梁启超对卢梭国家思想的容纳、拒斥与回归

在梁启超政治思想的形成过程中,卢梭的影响是深刻的,梁启超对卢梭思想的容斥是梁启超政治思想研究以及“卢梭与中国”研究的一个重要视角。然而,卢梭对梁启超政治思想的影响并非一成不变,梁启超对卢梭政治思想的态度大体经历了由容纳、经怀疑、而后拒斥、最后又回归的转折,这一转折也与梁启超自身政治思想的演进紧密相关。在这个问题上,梁启超对卢梭国家思想的态度及其自身国家思想的变迁提供了很好的例证。梁启超国家思想的多变与两歧,既回应了急速迁转的转型期政治情势,也为现代中国政治思想的展开留下了多元的思想遗产。不过,即便梁启超对卢梭国家思想的态度及其自身的国家思想历经多次变化,梁启超的国家思想却在流变中保持着内在统一,他始终致力于建设一个公共性国家。

“灭国新法”与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世界形势的思考

在《灭国新法论》中,梁启超借由叙述埃及、印度、波兰、布尔、菲律宾等地的亡国史来提醒国人,近代西方列强殖民扩张早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攻城略地、抢占地盘,而是会充分运用财政、金融、教育等手段来控制非西方国家。“灭国新法”的击中人心之处在于“灭国”,因为甲午战争之后,中国有可能因遭瓜分而亡国一直是让关心中国命运的人倍感忧虑之事。“灭国新法”的落脚点在“新”字,即强调要注意到近代列强殖民扩张的新手段与新策略。借着其始创者梁启超在舆论界的巨大影响力,以及它与帝国主义问题的紧密关联,“灭国新法”逐渐成为时人分析世界形势与中国危局时常用的一个概念。人们或是直接使用它,或是将其表述略作变动,用更通俗的形式再次传播,或是将“灭国新法”所强调的内容作为自己的立论基础。对“灭国新法”的借鉴与运用,从晚清持续到20世纪30年代。

姜良铎教授从状态论治举隅

从状态论治是姜良铎教授提出的临床新理论,是对辨证论治的深化和精细化,使治疗措施与病情能够丝丝入扣,从而提高临床疗效。文章通过具体案例的分析,从中可以体会出从状态论治与辨证论治的区别和联系。

萧梁钱范的残留物初步研究

为弄清镇江出土的萧梁钱范是铸造铜钱还是铁钱 ,或是两者兼铸。利用扫描电子显微镜 (SEM)及其配备的X射线能谱仪 (EDS) ,分析了出土的萧梁公式女钱范的残留物。钱范ZJ1的正、反面和胎的点扫描和面扫描分析结果表明 ,其应为铸造铜钱之范。而钱范ZJ2剖面的线扫描分析指出 ,其铜含量从正、反表面向胎的内部呈现明显的梯度分布 ,从而进一步验证了这些钱范铸造的是铜钱 ,而不是铁钱。

梁孝王集团的文学想象

战国以来养士之风盛行,其流风余韵,波及西汉前期。爱才惜才的梁孝王刘武周围聚集了众多的文人,通过对《西京杂记》以及谢惠连《雪赋》有关这个文学人物集团的描写的考察,可以看到梁孝王集团在后代文人文学想象中的意义。

关于西汉梁孝王刘武历史地位的评析

梁孝王是西汉文景时期的重要人物。他坚拒吴楚七国之乱,为维护汉朝天下,捍卫国家统一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招贤纳士,提倡风雅,开创了西汉梁国文化的繁荣局面;他生活极度奢侈豪华,大兴土木,劳民伤财,但在客观上却给后人留下了可供游赏观览的历史文化胜迹;汉景帝的随意许诺,窦太后的偏袒宠爱,在抵抗吴楚七国之乱中立下的汗马功劳等,都使他野心膨胀,终于上演了一场皇帝梦破灭的人生悲剧。

汉代梁国的社会文化风貌

梁国在汉代社会生活中发挥过重要的作用。梁国的发展可以分为四个历史时期。其社会政治状况的变化与中央政府的约束力有很大关系。虽然有的诸侯王飞扬跋扈迫近皇权,但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也只能是一种现象,而没有动摇中央集权。梁国的经济、社会文化丰富多彩,农业经济、商业经济给王国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以《五经》传播为特色的文化建设独树一帜。

再论美国第一次退还部分庚款的决策过程

美国决定退还部分庚款,与当时的清廷驻美公使梁诚的积极推动两国政府之间的正式交涉分不开,但其中美国政府在此问题上的积极主动性不容忽视,若没有美国政府本身的主动性,梁诚的劝说努力难以成功.美国退还庚款的决策是梁诚的努力推动和美国国内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同时,两国之所以能在此问题上达成一致,是因为它不仅仅符合美国的利益,而且也符合中国的利益.

芮国地望与秦的“饮马于河”

韩城梁带村芮国墓地的发现明确了春秋初芮国的地望,今陕西韩城的中部往北一直到龙门山属于芮国,与芮国关系密切的梁国在韩城南部到合阳一带。芮国、梁国地区是沟通黄河两岸的重要渡口的所在。秦迁都雍城后,明确其战略思想是"饮马于河",目标是争夺东进的渡口和河西地区,并最终灭了芮国和梁国,但芮、梁旧地随后又被晋国占领。在以后漫长的时期,秦、晋双方围绕东进的渡口和河西地区反复争夺。秦国在"饮马于河"的战略思想指导下融入了列国争霸形势之中,成为霸主强国,对当时的政治格局有重要影响。

十六国时期的河西人口

史书中关于汉唐时期河西走廊人口以西汉最盛、唐代次之、西晋最少的记载是错误的。十六国时期的河西人口已大大超过汉之盛时。但是,在此一百多年间,河西人口既不是固定不变的,也不是稳定增长的。前凉时期,由于中原人口的大量迁入和统治者的大力经营,河西人口出现了大幅度增长的势头;在此以后,先是后凉的残暴统治,接着是各霸主间的互相攻伐,使河西社会动荡不安,人口死亡、流失严重,许多人被迁出河西,河西人口出现了停滞和下降的趋势。

战国时期魏都迁梁年代考辨

战国时期魏都由安邑迁至大梁 (今河南开封 ) ,是魏国历史上的重要事件 ,也是开封城市发展史上的关键之点。关于魏都迁梁的年代有魏惠王六年、九年、二十九年和三十一年四说 ,其中以古本《竹书纪年》中的魏惠王六年说和司马迁《史记·魏世家》中的三十一年说相对有据。然就此两种说法比较而言 :司马迁的说法应有所本 ,而《竹书纪年》的记载不能无疑。

西汉诸侯国梁国刍议

梁国不仅是汉朝册封最早的诸侯国,也是西汉最强盛的侯国之一。梁孝王时代是梁国的鼎盛时期。对西汉这一强藩的纵深考察,可以揭示很多那一时期的社会矛盾和历史真相,从而深入体味中华文明和传统文化的深远与厚重。

卢梭民约论的一份中国遗产——略论梁启超的国民国家思想及其历史价值

梁启超流亡日本后 ,通过研习和接受卢梭的民约论 ,确立了“国民主体”论。以此为逻辑基点 ,围绕着争取民族独立与自强的思想主旨 ,他从多个路向建构起独具特色的国民国家思想。这一思想凸显了世纪之交前后建立独立民族国家的现实诉求 ,对实现中国人国家观念的近代转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有关战国秦半两钱的流通区域问题——兼论秦经济统治力的扩张与形成

战国秦半两钱的流通是秦经济统治力形成和延伸的标志。战国秦半两钱在战国后期秦国本土及其疆域以外的地区形成了一个秦钱流通区域,这一流通区域可以划分为三大部分:即关中流通区、关东流通区以及西南和西北流通区。其中关东与西南和西北两大秦钱流通区域的开辟,使秦人在扩张政治版图的同时也获得了超越关东诸国之上的雄厚经济实力,打破了战国以来分裂割据局面赖以存在的经济区域条件,构成了秦统一的经济地理基础。秦统一事业的完成与秦经济统治力不断扩张和延伸有密切关系。

论梁启超的“大民族主义”

梁启超在借鉴西方民族主义的基础上 ,吸收了中国传统的大一统观和夷夏变易观 ,提出了御外自强的“大民族主义”。“大民族主义”的基本内涵是 :联合包括满族在内的中国境内各民族以构建民族共同体和民族国家 ;汉族是民族共同体的中心和主体 ;保存族粹以复兴中国传统文化。汉族主体与清廷权威 ,民族诉求与民主诉求 ,保存族粹与借鉴西方之间的矛盾是“大民族主义”的主要缺陷。“大民族主义”顺应了中国现代化的需要 ,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 。

浅论魏晋南北朝时期梁国和梁郡的疆域

曹魏时期的梁国,其疆域包括睢阳、下邑、虞、砀山、鄢、蒙、宁陵七县,西晋时梁国疆域扩大,辖睢阳、蒙、虞、下邑、宁陵、谷熟、陈、项、长平、阳夏、武平、苦十二县。西晋灭亡后,梁国先后被后赵、前燕和前秦控制,其辖域主要有睢阳、蒙、虞、下邑、宁陵、谷熟六县。此后,梁国处在东晋和后秦、后燕的交界处,疆域很不稳固。刘宋时的梁郡仅有下邑和砀两县。北魏、东魏时期的梁郡仅有睢阳和襄邑两县。直到隋朝,梁郡改称宋州,疆域扩展到十三县。

从对明史的研究看张学良西安事变后的心态

西安事变后 ,张学良潜心于明史研究。其原因如下 :1 顺从蒋介石让他多读书 ,少问政治的旨意 ;2 因与王阳明几乎有相同的遭遇 ,引发了对王阳明“姚江之学”的兴趣 ;3 张学良生长在中国现代史上最动荡的时代 ,他很想通过研究历史找出中国社会不安定的根源。张学良研究明史 。

诸葛亮的若干反面启思

诸葛亮为蜀汉政权的建立立下的汗马功劳,众所周知。但其后半生中,在荆州局势决策错误,不识大局不自量力,用人不当,不善授权,不善培养人才,赏罚不平,拒谏等九方面的过失,使得蜀汉最先灭亡,可见蜀汉“成也诸葛,败也诸葛”。

前凉经略西域

自古以来,西域是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晋之后,我国北方虽处于"十六国"的大分裂时期,但偏踞西北的前凉张氏割据政权仍积极经略西域,使西域一度曾成为前凉版图之一部分。这一段历史时期,在西域发展史上有举足轻重的历史地位。就全国而言,前凉经略西域史是我国西北边疆史的一部分,它为我国西北地区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乃之民族大融合有不可忽视的历史贡献。

论梁启超的国家“精神”

梁启超赋予国家以内在的"精神",从而似乎让其"活"了起来。梁启超的国家"精神"有三种表现形式:法律、主权与文化,它们是梁启超有机体国家观的自然结果,在其政治思想中占据重要地位。梁启超国家"精神"的目的是为解决两个重大问题:对内统一、对外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