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法律文书语料库的数词“二”与“两”用法差异分析

“二”和“两”的用法差异研究一直被学者关注,但以往大多是基于定性的研究,而针对特定领域的研究还不够深入。“二”和“两”在两个语料库的使用存在较大差异,法律语言须准确详细描述事实,多使用数词“二”,体现了法律语言的精准性;法律文书中注重细节描写,常用“数词+量词”这种搭配,且“二”和“两”有相对明确的分工,在选择量词时有固定倾向,而国家语委语料库中,“二”和“两”在选择量词时相对自由,体现了法律语言的稳定性;此外,法律语料库中更倾向于使用省略量词的说法,映射出法律语言的简洁性。

“两”字职用演变研究

“两”字在汉语史上是个使用频率极高的书写形式,所涉及的字词关系、词际关系错综复杂.我们尝试从历时的角度全面梳理“两”字先后记录过的词项,考察其本用、兼用、借用等职用属性,发现“两”字大致以汉末魏初为分水岭,先后经历了职能扩展和职能缩减的过程,这种变化是语言和文字辩证互动的结果.

从出土文献看量词“两”的发展

系统考察先秦古文字材料里"两"的用法,发现"两"字的历时演变不是简单的、直线型的,而是复杂的、多元的。

从“写‘二’说‘两’”到“写‘两’”

基于吕叔湘先生所说的“写‘二’说‘两’”的判断,重点结合“二”和“两”的读音、字形、语义和语用特点,分析两者的使用状况。从读音、字形的角度来说,“两”的响度大于“二”,有助于交际主体之间实现信息的传达;阿拉伯数字“2”在书写上更为便捷,“二”和“两”均不占优势。从语义角度来说,“二”与“两”的概念义与色彩义有别,在古代汉语中,“二”多用于指称平行二物,“两”用于指称“车之两轭”;在现代汉语中,“二”侧重于数字的本身,“两”更侧重于衍生泛指,同时“两”的褒义色彩又强于“二”。从语用角度来说,在与三类数词、量词的搭配时,无论是在书面语中还是在口语中,“两”的使用频率都要高于“二”。总体来看,呈现出既说“两”又写“两”的使用趋势。

试说古文字“两”

"两"字旧多释为象衡轭之形,通过考察商周墓葬马车实物以及古文字中保留的衡轭形制可以发现,"两"与衡轭之形相去较远。结合"两"的字形、本义、用字习惯来看,该字的产生经历了一个由借用他字到重复构件另造本字的过程。

说“钱”

“钱”本是铲形农具，秦以后铲形铸币也称为钱。唐武德四年铸开元通宝钱，十个钱重一两，一个称一钱。一两本重二十四铢，不便计算，就分为十分。十分之一两改称钱后，因“钱”字笔划太多，仍写作“分”，而训读为ｑｉáｎ。

张载“参两”说及其与“太极”之关系

《正蒙》中有《参两》篇,先儒与时贤对“参”的音义理解意见不一,或读解为“参”或读解为“叁”。其实,张载“参两”之说先见于《横渠易说》,后备于《正蒙》。从文本疏通和义理阐释两个方面对《横渠易说》中相关条目进行分析可知:“参两”非单以数论,而当合以象言,描述的是现实世界活泼泼的生命,应读为“参”而非“叁”;相应,《正蒙》中应为《参两》而非《叁两》,“参两”在更深层次的内涵上是穷理尽性,与“太极”密不可分。“参”虽包含“叁”之义,实则意蕴更丰富,并具参合之义,生动具体描述了太极之道的一与两合为叁以及参合化生之义。即是说,张载的“太极”一物而兼有乾坤两体,在太虚之气的场域下,本质上“太极”是气化生生流行不息的状态,是一种动态图景。“太极”与“参两”的关系为“参”是“太极”气化生生表现样态的定性,“两”是“太极”气化生生的动因。

陈奂致冯桂芬书笺释

在田家英小莽苍苍斋旧藏中,有一通陈奂致冯桂芬的信函。这封信是扬州的杨亮托陈奂向主持修纂《两淮盐法志》的冯氏说情,以便续聘杨亮等人的。结合现存几封杨亮写给陈奂的信件,基本上可以勾勒出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即杨亮、陈奂两人实际上并无深交,只不过是在之前不久才相识于南京的博山园内的。基于这样的交情,就能请托这样重要的事情,从而反映出当时底层文人学者的生活状态,实在是潦倒穷愁。而陈奂作为当时两江总督的座上客,他的这种请托,无疑应该是具有一定的效用的。至少,在杨亮眼中,可能比其老师姚莹,一位在任官员,更有效力。否则,他也不会在相识不久之后,就发出这样的请求。不过,即便如此,这封信发出之后,到底得到了什么样的结果,现在已经不太清楚了。但信中涉及的《两淮盐法志》一书,事实上因为太平军的攻陷江南,并没有修成,在此后不久就陷入了停顿。因此,即便是陈奂的这次请托,得到了满意的答复,事实上杨亮的生活也依旧不会有多大的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