僚族源流考释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原来骆越的分布区内,出现了一个上承骆越,下启近现代壮侗语族各民族的僚族,这并不是一个新产生的民族,而是汉民族历史学家在新的历史时期对骆越的新认识。他们在与汉民族的接触和与周边民族的交往中,渐次发展为今中国境内壮侗语族及中南半岛掸泰民族的直接先民。

契丹饮食文化在墓葬壁画中的反映

契丹是古代北方地区古老的民族,在历史上建立了辽政权,在本民族与中原王朝及周邻民族的往来中,形成独特的饮食文化,并在辽代墓葬壁画中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契丹的历朝皇帝都非常重视经济的发展,使畜牧业、农业、渔猎、手工业迅速发展起来,出现了经济发展的繁荣景象。这些经济类型与饮食有着密切的关系,是契丹人食物的全部来源,饮食文化在此基础上展开与发生。在辽代墓葬壁画中,以艺术的形式表现了获取食物来源的经济类型场面和备食、烹饪、宴饮、进酒、进茶、茶道等饮食过程,形象生动,画面宏大,反映了契丹民族对饮食文化的热衷和挚爱。

辽代契丹民族的人口及特点

契丹族是辽代中国北方最强大的民族之一,其族源由古代鲜卑的一支演变而来。辽国政权建立后,随着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和民族融和等因素的影响,契丹族人口经历了由少到多的过程,形成了其人口构成、密度、素质、增长速度、分布状况等方面的特点,他们对中国北部边疆的开拓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传承、创新与再融入:壮族嘹歌文化的现代重构模式

文章在政治、经济、文化、艺术、教育等场域交织而成的生态系统中梳理壮族嘹歌文化的重构规律,认为嘹歌文化重构呈现出“传承—创新—再融入”的模式特点,其中,以传承干预为起点,形成了多元共生的传承干预群体和相持互制的传承干预格局;以创新发展为动力,推动了传承群体从“单一我者”到“我他融合”、文化形态从“生活方式”到“区域品牌”、社区功能从“乡村秩序”到“城市纽带”的发展与转变;以乡土融合为导向,既注重文化持有者主体意识的树立和强化,也回应了文化承载地的社会关切和发展诉求。“固本”“汇源”“跨界”是嘹歌文化重构模式中的鲜明特质,对当下民族传统文化重构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文化重构与经济调适:壮族嘹歌文化市场化研究

本研究立足田野调查,对嘹歌文化市场化的社会背景、运作形式、发展规律等进行分析梳理,提出市场经济背景下文化重构会催生或强化民族文化的经济功能,推动形成特定区域范围内的民间文化产业市场,进而反作用于民族文化重构。从短期看,民间文化产业市场由于缺少外部力量的介入和外部环境的影响,有利于推动民族文化的在地传承,但创新活力的缺失会阻碍民族文化的长远发展。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民族文化的经济价值日益凸显;与此同时,诸多实例证明,民族文化的地方性和全球化是可以同步发展的。民族文化开发只有推动市场主体由“单一性”向“多元化”转变,推动开发形式从“地方生计手段”上升为“跨界文化产业”时,民族文化才能从经济角度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价值重构和可持续发展。

广西壮族嘹歌壮语英译策略研究

在个案剖析的基础上,研究从意象、词汇、文化等角度探讨了壮族嘹歌壮语英译策略。指出译者应在准确理解原文的基础上,巧妙运用意象保留、移植、转换、浅化、省略、增加等意象翻译手段传递原文的意境,力求保留嘹歌的语言风格与本土文化特色,再现嘹歌的意境美。

辽金时期的民族迁徙与辽西走廊滨海州县的发展

辽金时期迁徙汉、渤海、女真等族人口到辽西走廊滨海地区,并建置州县以对他们实施政治统辖和行政管理,这种做法有利于辽西走廊滨海地区交通环境的改善,直接促使辽西走廊傍海道成为交通要道,也进一步提升了辽西走廊沿海州县的军事地位,更有力地促进了这一地区的开发。

从跨界共享到乡土融合:嘹歌复兴与壮族社会变迁研究

以嘹歌文化主要流布地--广西平果县的田野资料为例证,"历时"与"共时"视角并重,描述了迈入21世纪的壮族嘹歌由衰至盛的复兴历程。反思嘹歌文化的发展,文章认为推动乡村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与创新中实现"跨界共享"可以成为乡村文化振兴的有效路径,总结其规律,"传承-创新-再融入"是一重要发展模式。在多元互动的语境下,平衡好文化"向上"与"向下"之间的流向关系,对乡村社会的发展至关重要。

《辽左见闻录》中的辽东族群与社会

成书于康熙年间的《辽左见闻录》是王一元根据自己羁旅辽东时所见所闻撰写的一部文献。王一元在文献中详细记录了生活和流连于辽东地区的多个族群,反映出当地多族群共存的历史史实。文献关于清初辽东地区居民社会生活的记载更为丰富,且内容涉及诸多方面,基本还原出当时辽东居民日常生活的历史情景。此外,文献也展示出辽东地区社会变迁和当地居民对外部世界的认知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