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网络药理学及实验验证探究廖氏化风丹抗白血病活性

目的基于网络药理学探究廖氏化风丹抗白血病活性及作用机制,并通过实验进行验证。方法采用气相色谱-质谱联用分析结合中药系统药理学数据库与分析平台检索廖氏化风丹的化学成分;应用Swiss Target Prediction数据库检索该成分的潜在作用靶点;通过数据库GeneCards、CTD和OMIM检索白血病相关靶点;使用STRING数据库对交集靶点进行互作分析,构建PPI网络,筛选核心靶点;借助Cytoscape 3.8.0软件构建“药物-成分-靶点”网络,分析抗白血病关键活性成分;应用DAVID数据库进行基因本体(GO)功能富集与京都基因和基因组百科全书(KEGG)通路注释分析,将得到的主要活性成分与核心靶蛋白进行分子对接验证。采用MTT实验检测廖氏化风丹对白血病细胞增殖的影响,流式细胞术检测其对白血病细胞凋亡的影响;构建白血病小鼠模型,通过动物实验检测廖氏化风丹体内抗白血病活性。结果分析确定了廖氏化风丹活性成分111个,作用靶点1170个,其中与白血病相关的潜在靶点970个,核心靶点10个,主要包括ABL、BCL-2、KIT等;GO富集分析与KEGG注释分析显示这些作用靶点主要参与细胞凋亡、细胞增殖的调控等生物过程及cAMP信号通路、癌症通路、神经活性配体-受体相互作用、PI3K-Akt信号通路等;分子对接结果显示廖氏化风丹核心活性成分与核心靶蛋白ABL、BCL-2、KIT有较强的亲和力;体外细胞实验表明廖氏化风丹能够抑制HEL、K562细胞增殖并诱导细胞凋亡(P<0.01);动物体内实验结果表明廖氏化风丹对小鼠白血病有明显治疗作用(P<0.05,P<0.01)。结论揭示了廖氏化风丹抗白血病多成分、多靶点、多通路的作用机制,明确了其具有抗白血病活性,为进一步研究开发廖氏化风丹的药用价值提供依据。

耶律俨《皇朝实录》与《辽史》

元修《辽史》多取材于耶律俨《皇朝实录》。《辽史.营卫志》实出自耶律俨《实录》,《百官志》中也包含大量《实录》佚文;此外,圣宗、兴宗、道宗三《纪》应也是依据《实录》写成。耶律俨《皇朝实录》的资料主要来源于此前分别成书于圣宗统和九年(991)、兴宗重熙十四年(1045)、道宗大安元年(1085)的《实录》,这些内容应为研究辽史的第一手资料,值得我们特别重视。但从耶律俨《实录》来看,《实录》内容失之过略应是辽修《实录》的通病。有关辽代史料的匮乏,恐怕不能完全归咎于辽亡后史料的散失。

从赵翼论宋辽金三史看其史学思想

《宋史》、《辽史》、《金史》是二十四史中最为粗糙的 3部正史 ,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对宋辽金三史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精辟的论述 ,特别是对这 3部正史的体裁体例、史家作史的态度、行文的“书法”、史料的来源和去取进行了条分缕析的论述 ,充分体现出了他鲜明的史学思想和经世致用的价值取向。

再谈《辽史·乐志》中的四旦七调

作者在以前发表的文章中认为,《辽史·乐志》将《隋书·音乐志》中苏祗婆的五旦七调记作七旦,从而调换了"旦"与"调"两个概念的含义。这一失误导致后世学者将七宫四调的二十八调理解为四宫七调。某些学者认为这并非《辽史·乐志》的失误,而是另有原因。文章以《辽史·乐志》中的其他材料为依据,辅以其他学者的见解,再次证明将五旦记作七旦是《辽史》的失误,而这一失误竟成为后世某些论点的依据。

《辽史》中斡鲁朵名称沿革考

《辽史》中的"斡鲁朵"(Ordo),在汉文献中历经演变,后用作内蒙古所属的市名,谓之"鄂尔多斯"〔Ordos〕(原伊克昭盟)。"Ordos"(鄂尔多斯)为"Ordo"(汉译为"斡耳朵")的复数形式。

元代史官的“通古今之变”及其价值——以《辽史》和《金史》论赞为主的探讨

元代史官编纂的《辽史》、《金史》、《宋史》虽然是断代史,却也在一些论赞中运用了《史记》开创的"通古今之变"的思想方法。可贵的是,他们在三史论赞中所呈现的具体而微的"通古今之变",不仅传承了优秀史学文化,也显示了元代人的一体观念和进步的民族观。

元末修史与辽朝典制的另类重构——《辽史·仪卫志》探源

《辽史·仪卫志》在既往研究中多被视作可以直接引据的一手材料。然若逐条仔细考索不难发现,该志其实并没有辽金旧志的现成文本作为独立史源,而是至正年间修史诸公所新撰,主体叙述框架皆出元人之手,根本无法反映辽朝当时仪制的原貌。元末史官不仅对旧史纪志、《辽朝杂礼》所见众多零散条目加以拼接杂糅,更在没有多少辽代史料支撑的情况下,大段抄袭唐宋史书之《舆服志》以充凑篇幅。如此形成的二手文本事实上是对辽朝仪典制度的重构而非再现,其主要价值仅限于保存《辽朝杂礼》及旧史纪志的部分佚文。与其他正史志书的编纂相比,《仪卫志》的文本生成过程未免颇显另类,但类似情形在元修《辽史》诸志中却又具有相当的普遍性,据此以言辽制者尤须慎之又慎。

《辽史》“属国军”条与“北面属国官”条编纂述论

辽人耶律俨《皇朝实录》不设属国专条,但帝纪传记载述大量属国来辽朝贡及辽朝讨伐诸国诸部之事,金人、元人修撰《辽史》时,皆认为属国在辽朝占有重要地位。因而金元史臣基于其对辽朝属国的认识,从耶律俨《皇朝实录》、陈大任《辽史》及其它史籍摘抄属国名字分别撰成"属国军"条、"北面属国官"条。由于金元史官失于详尽考证,致使两项条目存有不同的问题。

初鲁得族系考

u lud,在《辽史》中记作"楮特"或"锄得",在辽代汉文墓志中记作"初鲁得",是辽朝南宰相府属下的一个部族。u lud氏族最初所居地即内蒙古自治区翁牛特旗一带。u lud又作为氏族名出现,见于契丹小字《故耶律氏铭石》。根据汉文《萧孝恭墓志》、《萧孝资墓志》及契丹小字《故耶律氏铭石》三方墓志的对比,可将u lud氏门第最为显赫的一支家族的七代世系基本厘清。u lud氏族曾与辽太祖之弟迭剌一族四度联姻,迭剌家族的墓地在内蒙古自治区喀喇沁旗一带,根据我们的研究结果证实,契丹小字《永宁郎君墓志铭》和汉文《耶律琮神道碑》所记载的都是迭剌的子孙。与u lud氏联姻的,就是迭剌的六世孙中的四人。

再论《辽史·营卫志》部族门的文本来源与编纂过程

《辽史·营卫志》部族门向来为学界所推重,然其文本来源、编纂过程等基本问题却始终没有得到彻底解决。以往学界的主流观点是该门的主体内容来源于辽人耶律俨所著《皇朝实录·部族志》,但其立论基础和分析思路均须重加检讨。事实上,此门除开首所引旧志序文及太祖二十部、圣宗三十四部等局部内容因袭耶律俨《部族志》旧文外,其余文字皆为元朝史官所新作,本质是为充凑篇幅而形成的急就章。在此过程中,元人不仅杂糅、拼接不同文献系统的材料,更对契丹部族的概念和范围作出重新定义,彻底改变了原本《部族志》的整体面貌,深刻地影响和塑造了后人对契丹部族发展史的认知。

辽代耶律李胡与和鲁斡的封号

《辽史》是在辽朝灭亡200多年之后修成的,由于供修史的资料短缺和时间仓促,致使讹误很多。辽太宗胞弟耶律李胡的封号在《辽史》中"皇太弟"、"皇太子"互见。《辽史·天祚帝本纪》中把和鲁斡的封号误作"皇太叔"。有汉字和契丹小字哀册和墓志,证明《辽史》中和鲁斡的封号"皇太叔"为"皇太叔祖"之误。本文通过本校、他校和理校,并结合出土碑刻资料,把李胡的封号校订为"皇太弟",把和鲁斡的封号订正为"皇太叔祖"。

《辽史·地理志》东京辽阳府条记事谬误探源

《辽史·地理志·东京辽阳府》记事错误丛生,最显著的是将箕子朝鲜、汉四郡、慕容氏政权、高句丽、渤海的统治中心都改成辽阳府。本文认为这是契丹在前期为了追求在东北地区的政治利益,以箕子朝鲜的继承者自居,有意为之,由此造成了《辽史.地理志》东京辽阳府记事的种种不实。《辽史》多取自耶律俨《皇朝实录》,从耶律俨称"王氏高丽"为"新罗"可以反映出契丹谋求箕子继承者的政治企图与领土要求。契丹因炮制箕子继承表而任意改写"东京道"诸州县方位,给后世的史学家带来莫大的困扰。

论《辽史》中的唐古部族

《辽史》中关于党项人的称谓并不完全统一,在涉及到部族时也使用唐古一词。唐古是Tangut的对音,这个族称可能是契丹借自突厥或回鹘,通常用来指那些被纳入辽朝国家体制的党项部族。这些部族主要来源于帝国早期对党项部落的扩张和掠夺战争。在行政和军事意义上,唐古诸部已经属于辽代国族(契丹人)的一种。

契丹建国以前部落发展史再探——《辽史·营卫志》“部族上”批判

《辽史·营卫志》“部族上”向来被视作研究契丹建国以前部落发展史的核心文本,其中所示500多年的发展脉络和叙述框架构成了人们认识契丹早期史的基础,然而该文本的来源及其存在的系统性问题长期以来却鲜有人关注。这套完整的契丹史叙述实为元朝史官将中原、辽朝两个不同文献系统的材料加以杂糅、拼接的结果。摆脱元人叙述框架的干扰,正是契丹早期史研究摸索新方向、取得新突破的必要前提。

《辽史·地理志》与《百官志》所载州比较研究

《辽史·地理志》中记载辽代的州有节度、刺史、防御、观察四类,《百官志》记载有节度、刺史、防御、观察、团练五类。两相比较,《辽史·百官志》与《地理志》中关于辽代州的记载不同的部分,应为《百官志》杂抄本纪、列传及其他史料,或为史臣修史时漏载所导致的。其相同的部分,应具有共同的史源,即耶律俨《皇朝实录》。早在耶律俨修《实录》之时,就已经将不同时期的记载未加考辩而仅仅是罗列在一起了。《辽史·地理志》与《百官志》记载的混乱,恐怕不能完全归咎于元代史臣。

论冯家昇的《辽史》校勘

《辽史》校勘是冯家昇史学生涯的重要组成部分。上世纪30年代,冯家昇在洪业、顾颉刚等老师的指引下走上了校勘《辽史》的道路,并拟定了详校《辽史》的计划。可惜他最终未能实现自己的详校目标,只完成了对《辽史》的初校。然而,这并不影响他在整个《辽史》校勘史上的地位。大体而言,冯家昇校订了《辽史》在文字、史实和编排等方面存在的错误,其校勘呈现出讲求方法、注重考史、强调史源、客观存疑、善于总结等特点。冯家昇的校勘实践是20世纪《辽史》校勘链条上不可或缺的一环。

清朝官方刊修辽史述论

清朝官方刊修辽史最重要的成果在于《辽史》《钦定辽史国语解》《钦定重订契丹国志》等史籍。武英殿本《辽史》未经擅改,具有重要的校勘版本价值。而经史臣改译后的四库本《辽史》、道光武英殿本《辽史》与《钦定重订契丹国志》,因其考证内容征引部分今已不存史料,同时又包含史臣校刊考订的成果,亦值得重视。而《钦定辽史国语解》虽对历史语言学毫无裨益,但作为官方意识形态,对有清一代《辽史》研究的影响贯穿清朝官、私治史的始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