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葬资料所反映的汉代列侯的交往对象及相关问题

汉代的列侯是享有封爵的高等级人员,对外交往是列侯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内容,具有与等级身份相对应的特征。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与汉代列侯对外交往有关的墓葬资料日益丰富,所反映的交往对象既有朝廷、诸侯王国,也有其他侯国、不同的郡县乡里等,而列侯及其侯国与不同对象之间的交往内容与交往方式均较为多样,从相应角度体现出与汉代列侯发展的内容和特点,这对开展汉代列侯的综合研究及分析汉代列侯的社会生活等均可提供相应参考。

西汉周应墓相关问题探析

周应墓为西汉景帝阳陵陪葬墓之一,位于阳陵东区陪葬墓区域,其以列侯身份陪葬,设有独立的墓园,规格较高。墓葬为西汉前期典型的斜坡墓道洞室墓,以简单的木结构在墓室门前构筑的“前厅”。陪葬的塑衣式陶俑是墓主生前“家吏”“家臣”和“侍从”的替代品。推测该墓建于汉景帝中元二年(公元前148年),时代明确,为西汉阳陵陪葬墓的代表。

战国时期秦国封君的特点和法律地位析论

战国时期秦国的封君在商鞅变法之后大量涌现,其组成成分包括列侯、分封的诸侯和一般食封贵族,其中以列侯地位最为尊贵。秦国封君中功臣所占比例最大,多数都拥有实际的领地。另外,封君的犯罪行为也较为普遍,以危害政权类犯罪为主,均与政治斗争紧密相关。秦国统治者对封君处罚严厉,许多封君身死国绝,剩余封君也未见有传及二世的记载。严格的法律成为秦国统治者制衡封君的重要手段。

列侯位次与汉初政治秩序——从位次厘定时间说起

汉初十八列侯朝位次序的厘定时间在高帝十二年平定卢绾叛乱之后,而非过去认定的高帝六年。不同于纯粹的褒奖军功,厘定位次旨在通过确立军功与权力、地位的对等原则,既证成刘氏皇帝以最高军功掌握最高统治权的合法性,也以与军功相匹配之政治权力、地位的享有,换取元功列侯对刘氏皇帝和汉政权的认同。其与“白马之盟”、《三月诏》均为刘邦驾崩前极力构筑分权共治秩序的重要举措。基于军功或位次高低的分权共治秩序贯穿于汉武帝中期之前的政治实践中,并突出表现在奏书署名和绍封恩赏两方面。元功列侯朝位体系及分权共治秩序的建构,是汉初“有限皇权”的具体表现,也折射出秦皇汉武之际,专制皇权体制的曲折发展历程。

西汉列侯墓地设施初探

据统计,西汉时期分封的列侯约为811人[1],加上嗣位者,列侯的总数十分庞大。列侯虽多于诸侯王,但考古发掘、确认的列侯墓葬不到20座[2],远远少于诸侯王墓,相关研究成果[3]也较少,不及帝陵和诸侯王墓深入。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列侯之间的政治、经济地位相差悬殊,造成墓葬复杂多样,增加了研究难度;二是大批陪葬西汉帝陵的列侯墓尚未发掘,研究材料受到一定的局限;三是已发掘的部分墓葬特征不明显或被盗严重,部分列侯墓未得到确认。近年来,汉景帝阳陵、西安南郊凤栖原富平侯张安世墓园[4](图一)、南昌市海昏侯刘贺墓园[5](图二)开展了考古工作,加之已经确认的列侯墓葬,我们能够对列侯墓进行进一步讨论。本文主要探讨列侯墓地的设施,暂不涉及陪葬器物。

马王堆汉轪侯墓地祔葬墓身份的考古学观察

重新审视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墓主人身份,尝试从"西汉列侯"的视角切入,结合相关出土与传世文献,借助于考古发掘资料,分析西汉列侯的分封与传袭特征,观察考古发掘的列侯墓地家族成员构成和汉墓出土封泥情况,发现西汉列侯墓地迄今尚无始封侯与嗣侯墓毗邻现象,而封泥一般为办丧事者或赗赠者缄封随葬物品所用,据此认为马王堆三号墓墓主人推断为嗣侯利豨尚存疑,而推断为利豨之弟明显有其合理性。

从对立到合流:汉代列侯与豪强关系刍议

豪强依托雄厚的财富和宗族势力形成了一种强大的社会力量和民间权威;列侯作为汉代仅次于诸侯王的第二等贵族爵,以专制皇权为后盾,拥有范围大小不等的封国。二者之间关系微妙,对两汉的社会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昭宣以前,列侯与豪强之间的对立与冲突是二者关系的主要内容,昭宣以后,列侯与豪强的合流就是二者关系的主流了,形成了东汉王朝的多元权力格局,酿成了汉末军阀割据混战,以及三国鼎立的政治局面,拉开了门阀士族时代的序幕。

“守藩”:汉代列侯的文化角色

列侯集团作为汉皇朝的政治重心,自汉初始,逐步文质化。列侯们具有了深厚的文化底蕴,较为成功地扮演了宫廷文化中转站的角色,他们纷纷著书立说,教授诸生,考校群书,正定《五经》,制礼作乐,革新制度,为大一统文化格局的建立与巩固做出了重要贡献。列侯亦逐步实现了对于文化资源的垄断,成为士族之滥觞,逐渐走向了皇权的对立面,开启了魏晋以降门阀士族垄断政权的先声,对于两汉的思想文化格局以及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