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哲学视域下和谐医患关系构建的伦理思考

柏格森作为生命哲学的代表,其所倡导的生成式生命观,为个体生命社会价值的实现提供了有力支撑,其所构建的生活观,对个体生命的利益共联赋予极大的关怀和爱,其所宣称的直觉体验生死观,为个体重新理解和领会自我生命开辟了伦理学独特视角。在生命观、生活观、生死观视域下,认为生命哲学体现了医患关系本质的价值延伸,其生命观在于唤醒生命意识,是实现医患社会价值的有力支撑,其生活观在于培养生存能力,指向医患间利益共联的独特属性,其生死观在于激发内在动力,找到重新理解和感悟生命的伦理秘钥。同时,借鉴天津某医院处理医患矛盾的实践经验,提出构建未来和谐医患关系的几重思路:加强医患沟通共情,精准服务医疗实践;辩证客观对待医学,做好患者期望值管理;注重人文素养培育,助推医学人文的落地;健全医疗体制机制,强化利益共同体建设。

死于癌症是最好的死亡方式吗?

前任BMJ(《英国医学杂志》)主编曾提出“死于癌症是最好的死亡方式”这一观点,作为医生,笔者并不认可。结合亲人罹患癌症去世的经历,笔者认为好的死亡方式需要满足如下条件:(1)临终阶段身体的疼痛最小化;(2)患者本人及家属均对死亡抱有预期,并尽量减少心理痛苦;(3)没有未尽的愿望;(4)提前与家属告别;(5)提前安排好后事。罹患癌症可能只是实现上述部分条件的一个契机,如果能提前询问临终患者的需求和愿望并尽量满足和实现,即使无罹患癌症这一契机,临终患者也能够按照自己希望的方式,有尊严地离开。

传统伦理文化的根由——儒家文化对死亡认识的四个维度

死亡恐惧是人类的本能表现,而我们民族强烈的死亡恐惧更多是传统儒家文化塑成的。"恶死、讳死、慎死、哀死"是传统儒家文化对死亡认识的四个维度,而这又使儒家文化在生死问题上凸显出"喜生厌死"的伦理性格,也就是主要在这种生死伦理文化观的影响下,造成了我们民族对待死亡的强烈恐惧心理。

生命信息学视野中的人——兼谈死亡标准问题

生命信息学把人看成一个具有多层网络结构的"活着"的信息系统,而人体硬件即"活着"的物质系统只是它生存和发展的依托。在宇宙演变过程中,一切物质形态的生成物都有一定的生存周期,但是,基因和文化一经产生,便可以在不断的复制和进化中永存。基因信号和文化符号对人类行为共同起着控制作用。文章的中心是讨论人的信息学本质,最后以死亡标准为例说明生命伦理问题的信息转向及其意义。

浅谈临终医疗的双重效应原则

双重效应原则常用于临终患者的治疗中,应用药物为患者解除痛苦,但可能导致患者严重不良反应甚至死亡,这在伦理上是可以接受的。但目前仍存在着较大争议,特别是如何认定医师的主观意图。

现代护理伦理学应用于临终护理的体会

对于一些恶性疾病,治疗已经没有意义,进行临终护理尤为重要。运用现代护理学开展临终护理工作,应满足患者及其家属的需要,充分尊重病人及其家属的选择权。在进行死亡教育时要适宜适度。在护理的过程中,还要注意与其他医务人员的沟通与协作。

探求死亡伦理

死亡伦理研究刚刚兴起,相对而言环境伦理已较成熟,我们可以受后者的研究思路启发来探求前者,立足存在的人类在自然之思的深层价值面上便产生了环境伦理,立足在世的人类在死亡之思的深层价值面上对应有了死亡伦理。在从出生到临终的人生旅途中,我们无时不能缺少对生命的伦理关怀,甚至生命的终止(死亡)之时或死亡之后,这种伦理的关怀仍在我们关注的视域之中。

头颅移植术的生命伦理困惑

头颅移植手术计划的提出引发了诸多生命伦理困惑及临床医学伦理困惑,也面临着道德伦理的诘问,面对各种伦理困惑,医者需要更多的人文理性回归,大众需要更多的关注生命本质及对生死观的认知。

死亡哲学与生命伦理的思辨

哲学是研究人的科学,故此,死亡问题从来没有被排除在古今中外哲学研究的对象之外。不同时期、不同流派的哲学家对于生死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当代生命伦理学飞速发展,渐次成为一门新兴交叉学科。运用伦理学的理论和方法,对生命科学和医疗保健的系统研究又与死亡哲学不断发生交集。面对生命,实现功利与道义最大程度的统一,是未来生命科技良性发展的基石。

中国“儒、道、佛”生死伦理观比较

"儒、道、佛"生死观蕴涵了丰富的伦理思想,并积淀成中华民族生死伦理的主要元素,但三者有着许多不同之处,生死本体论不同:儒家以"仁"、道家以"道"、佛家以"佛"为生死本体;生死价值论的不同:儒家重生的价值、道家生死价值等同、佛家重死的价值;生死态度的不同:儒家好生恶死、道家善生乐死、佛家恶生主死;生死超越论的不同:儒家由生观死、道家由死观生、佛家弃生观死。

临终关怀在养老服务中的发展方向

在明确养老伦理社会基础变化的基础上,阐释蕴含着时代精神的养老理念和养老服务,临终关怀在养老服务体系中将独立化为服务模块并逐渐凸显其复合性价值。临终关怀是养老服务中医学人文精神的体现,将演进为现代养老服务的具体内容、专业活动和自觉筹划。确立临终关怀的内涵,梳理临终关怀的外延,论述临终关怀在养老服务中的角色与实施路径。临终关怀在养老服务中将更加广泛而深入地被医务工作者、养老护理员所关注,临终关怀作为养老服务的必要、重要外延将与餐饮、文娱等服务协同发展。

死亡之真——论史铁生创作的死亡主题

文章描述了史铁生创作的死亡主题 ,认为它表现出明显的反英雄主义倾向。在此基础上 ,文章对这种死亡观做出了详细的分析 。

翻译伦理视域下《生死疲劳》英译中的译者主体性研究

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语境下,文学作品的外译成为新的研究焦点。莫言作为中国当代重要作家,对其作品海外传播和译介的研究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以翻译伦理为理论依据,对莫言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生死疲劳》的英译进行研究,探讨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及其效果,寻求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的合理译介模式。

《红死病的假面具》的伦理批评

《红死病的假面具》是爱伦·坡的恐怖名篇,小说彰显的"恐怖美"得到了读者的广泛认可。深入研究这种"美"会发现其背后的伦理之"真":政治主体信用伦理和向善伦理的背离、民众对生存伦理的诉求、伦理中权力"弥散"所致的权力冲突和权力转换。小说以"恐怖美"为表象,巧妙地表明了叙述者的政治立场,隐晦地揭示出封建统治的灭亡和资本主义民权胜利的历史必然性。

司马迁的悲剧意识

司马迁《史记》的创作完成标志着我国历史上较为完整的悲剧意识的正式产生。从整体看 ,这种悲剧意识既包含了丰富的内容 ,又带有鲜明的个性特征 ,而且在其产生的过程中曾有传统士风、自身遭遇及时代精神等多种因素发挥过作用。

从脑生与脑死之标准看治疗性克隆的理据

从伦理学意义上讲,人始于脑生之后(即受精卵发育10周时脑功能启动之后),终于脑死之时。伦理学意义上的人的特点是拥有感受性,感受性的存在是其享有完整的道德地位以及人们可以对他进行道德评价的前提条件。这样,以脑生/脑死,换句话说以感受性的存在与否为标准,人就可以分成两类:一是生前之人和死后之人,二是普通的人(亦可称为伦理人)。生前之人和死后之人尽管也是人,但因不具备感知能力而难以享有与普通的人同等的道德地位。在发生权益冲突之时,生前之人与死后之人要让位于拥有感受性、因而享有更高道德地位的普通人(伦理人)。这一点不仅为堕胎,而且也为治疗性克隆提供了重要理据。

生死伦理的本土化诠释

中国本土文化对生命的阐释是二重性的,既重视自然生命的存在,又追求精神生命的永恒。死亡意味着自然生命的终结,但也蕴含着精神生命的永恒。当自然生命与精神生命二者不可兼得时,则视具体情况,或忍辱负重保存自然生命以求实现生命的更大价值;或牺牲个体自然生命以求种族自然生命的存在和精神生命的永恒。

历史与人学的伦理交织:《醉生梦死》对《朱诺与孔雀》的剧本改编

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看,文学所反映的对象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在诸多社会关系领域中,文学伦理学通过挖掘文学文本内在的伦理关系,帮助读者从伦理道德批评的视角重新认识和赏析文本,从而达到更高层次文学审美维度。文章运用文学伦理学方法,通过对比20世纪爱尔兰著名的现实主义剧作家肖恩•奥凯西的成名之作《朱诺与孔雀》与1937年章泯先生翻译改编剧本《醉生梦死》,从历史与现实及伦理与人学、文学伦理学逻辑线索,探究改编作品与原作品间隐含着的历史与人学的伦理交织的逻辑脉络,进一步呈现出两部作品之间交织呼应的美学意义与社会价值。

《吴越春秋》死亡叙事的文化内涵及艺术功能

《吴越春秋》作为东汉时期一部著名的杂史著作,其死亡叙事取得了较高成就。它折射了崇尚人生命的社会属性而轻忽其生物属性的生命观,体现了忠、孝、节、义的伦理观。《吴越春秋》的死亡叙事有助于具体饱满地展现人物的性格特征,塑造生动逼真的人物形象,对增强作品叙事的生动性、有机性也有一定的作用。

死亡观教育——一个不容回避的课题

死亡观是医学伦理教育的一个重要问题。加强死亡观教育、认识死亡的本质及生命的神圣性不仅可以使个体生命更积极、更健康 ,也可推动社会的进步。在死亡观教育中应当坚持生命神圣与生命价值观的统一 ,认识医学不断进步与医学技术局限性及卫生资源有限性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