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初期毛泽东为何选择林彪为接班人

"文革"初期毛泽东选择林彪为接班人,是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一方面与历史上毛泽东对林彪极其赏识有关,第二方面与"文革"前林彪已是接班人人选之一有关,第三方面与毛泽东在做最后决断时没有做到疑人不用有关。毛泽东选择林彪作为自己的接班人固然是错误的,为此他要负主要责任,但没有一套科学的选人机制也是毛泽东犯下这一错误的重要原因。因此重要的是要在选拔干部的问题上加强制度建设。

会理会议再认识

在毛泽东的指挥下,红军四渡赤水成功地摆脱了敌人的包围,但这种"只走路不打仗"的战略却在部队中引发了普遍的动摇情绪。出于对红军的高度责任心,林彪向中央写信要求更换前敌指挥,却造成了当时权威地位尚未树立的毛泽东对彭德怀与张闻天的怀疑和猜忌。在当时的革命者团结一致、顾全大局的精神下,会理会议克服了党内、军中的动摇情绪,统一了思想认识,为长征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纪要》问世的前前后后

《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简称《纪要》)是理解"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文艺状况的典范性文本。它统领了此后10年间对中外古今文学艺术进行大批判大扫荡的否定性评价的官方口径。笔者在阅读有关史料的基础上,梳理了座谈会召开和《纪要》的反复修改过程,解读了《纪要》中讲到的"17年文艺黑线"、"重新组织文艺队伍"等要点,也揭示了其中的"黑八论"的由来,进而凸显文艺领域极左思潮的来龙去脉。

毛泽东《给林彪的信》奠定《古田会议决议》的思想理论基础

毛泽东《给林彪的信》,是在红四军从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转移、开辟中央苏区初期,在闽西连城县新泉镇所写。在红四军党内意见存在严重分歧的历史背景下,毛泽东在信中系统论述了关于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军事与政治关系、红军党的建设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以及关于党的思想路线、党的建设科学化等新的理论概念,对于古田会议的胜利召开具有重要意义,是《古田会议决议》的思想理论基础。

七千人大会与领袖接班人问题

研究领袖接班人问题,1962年年初的七千人大会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关节点。七千人大会导致毛泽东产生"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的危机感,引发了他对接班人问题的严重关注;埋下了毛刘冲突的种子,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开始动摇;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用心良苦,深得毛心,由此在接班人序列中的地位急剧窜升。

“文革”发动阶段毛泽东对林彪的态度辨析

“文革”发动阶段毛泽东对林彪的基本态度是信任支持还是怀疑,大多数人长期以来一直倾向于前者。但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一些材料的正式公布,这一看法遭到了不少研究者的质疑。一时间,理论界关于“文革”发动阶段毛泽东对林彪态度的认识再度变得模糊不清。这主要是由于对这些材料的误读而造成的。事实上,在“文革”发动阶段,毛泽东对林彪一直是信任有加的。

古田会议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本文分析了1929年6月14日毛泽东《给林彪的信》的具体内容,赞同这封信"是古田会议决议形成的基础"这一理论观点,同时认为,古田会议后,毛泽东于1930年1月5日给林彪的复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批评林彪错误的同时,更希望林彪摆脱悲观情绪,增强革命信心。古田会议决议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也是毛泽东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共产国际中国问题研究小组评析

中国问题研究小组是1939年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为中共七大准备指导文件而成立的临时机构,中共党的领导人任弼时,高级干部林彪、毛泽民等参加其中。有关这个小组的史料,反映了任弼时、林彪和毛泽民坚持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正确分析中国抗战形势、阐述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讨论当前坚持国共合作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等方面的信息。该小组的活动,反映出共产国际高级干部在中国统一战线问题上过分偏向蒋介石和国民党,忽视中共独立性的倾向。他们的不正确主张,最后并未形成指导意见。

“林彪路线”的两面性与“文化大革命”的破产

"林彪路线"是"文革"后期普遍采用的一个习惯用语,是对林彪为代表的反党集团在"文革"中所推行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思想路线的总称。"林彪路线"具有公开的一套路线和暗中的一套路线。其公开的一套路线的特点是极力迎合所谓毛泽东的革命路线,利用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左"倾错误,把这一路线推向极端。其暗中的一套路线则是林彪在实现篡党夺权以后准备实行的一套路线,因而这是一条未及全部实行的路线,是林彪准备施政的腹案。前者是林彪篡党夺权的手段,后者是他篡党夺权后准备实行的路线。"林彪路线"的两面性从反面证明"文化大革命"的破产是必然的,"林彪路线"的破产也起到了唤醒民众的作用,预示着"文革"必然破产的命运。

论罗荣桓关于学习毛泽东著作与林彪的分歧与斗争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罗荣桓和林彪作为一对军政老搭档进行了长期的合作,但建国以后,在如何学习毛泽东著作方面,二人产生了重大分歧。随着林彪地位的日益上升,欲借学习毛泽东著作以突出自己,先后抛出了所谓"带着问题学"、"立竿见影"等"左倾"论调。罗荣桓坚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学习毛泽东著作,与林彪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表现了他对真理的执着追求与勇于斗争的可贵精神。

关于林彪研究的几个问题

林彪未参加汀泗桥、贺胜桥战役 ;林彪与毛泽东相识于 1 92 8年 5月上旬至 6月中旬之间一次讨论群众工作问题的会议上 ;林彪一再要求去陕南打游击 ,是其右倾悲观情绪在新形势下的反复 ;毛泽东举荐林彪当红军大学校长 ,并不是对林彪的“惩罚” ,而是对林彪的信任和器重 ;民主革命时期的毛泽东与林彪是师生、战友的关系。在文化大革命时期 ,他们俩的关系 ,与其说是“亲密合作” ,不如说是各自政治上的需要。

《陆秀夫抱王入海图诗》作者辨疑

《陆秀夫抱王入海图诗》是挽陆秀夫诗歌名篇。自明代始,载录《陆秀夫抱王入海图诗》的相关文献已就其作者归属问题产生歧义。一诗三见于姚燧、盛彪、林景熙名下,迄今学界尚无定论。本文通过爬梳相关文献,从此诗在三人别集中的收录状况、此诗在明代以前文献中的载录与归属、作者的历史身份及诗意考查等几个方面进行考辨,考定此诗作者应为南宋遗民诗人盛彪。

毛泽东“先入关再出关”设想的提出与放弃

1948年国共东北决战进程远比毛泽东预想的短促。9月12日北宁路战役发动之时,毛泽东并不认为东北决战时机已经成熟,更没有意识到这是国共战略决战的序幕之战。按照既有设想,东北野战军应在北宁路作战结束后举兵入关,继续发挥运动战优势,消灭华北国民党军大部,之后再于1949年7月返回东北参加决战。这一“先入关再出关”设想因顾虑分兵作战、粮食运输困难、国民党军撤军等因素而被推迟。锦州战役结束后,毛泽东放弃原设想,提前实施东北决战。

关于建国后至中共九大期间“接班人”问题的历史考察

新中国建立后至中国共产党召开九大期间 ,“接班人”的问题曾在中国共产党党内展开过广泛的议论 ,产生过极大的影响。这一问题蕴藏着复杂和深刻的内容 ,要想对此问题进行历史性的考察 ,需要人们去分析当时中国共产党所处的国内和国际环境 ,研究中国共产党对“接班人”的标准提出了哪些内容 ,采取了什么具体措施。本文以翔实的史料论述了“接班人”问题的提出、人选的变幻、确立林彪为“接班人”几个问题 ,力图探索毛泽东和中共领导集体对解决“接班人”

“两案”的审理及其历史经验

依照宪法、刑法和刑事诉讼法 ,1 980年司法机关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公开审判。由于涉案的十名主犯中有九人是我党的高级干部 ,且他们的犯罪活动是在“文化大革命”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 ,因此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以彭真为主任的两案审判指导委员会 ,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决定成立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和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进行审理。审理工作本着“以事实为根据 ,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 ,严格依法办事 ,“两案”的审理显示了法律的尊严 ,推进了民主与法制的进程 ,是建国以来法制建设中一个引人注目的里程碑。

东北野战军辽西会战决策的演变

1948年10月辽西会战中,国民党军内部意见不一,西进兵团行军方向犹疑不决,对东北野战军的敌情判断和作战部署构成了不小的挑战。林彪在战役判断和兵力部署上多次出现偏差,却未对东北野战军全歼西进兵团造成根本性影响,原因在于:他将阻止西进兵团返回沈阳作为战役取胜关键,几次调整围歼作战地域;东北野战军第6纵队遇到突发事件敢于灵活处置,把因林彪的决策疏漏有可能造成的不利后果降到最小程度;东北野战军第5、第7、第8、第10纵队等敢于承担阻敌重任,西进兵团行动迟缓,都为林彪修正判断、调整部署提供了宝贵时间。

关于1953年10月高岗杭州之行几个问题的研究

高岗的杭州之行是经过中央正式批准的正常休假，到达时间是1953年10月7日晚间，24日晚上离开。在杭州期间，高岗一行住在刘庄，同行人员除小女儿、保姆与卫士长之外，夫人与秘书等没有全程陪同。高岗多次看望过林彪，与陈正人的会面也不止一次，还见过东北局的有关同志及谭震林和浙江省委的主要领导，散布了一些不利于党的团结的言论，后果非常严重。

1965年中央军委作战会议风波的来龙去脉

《罗瑞卿案》一书全文披露了《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并将其中关于1965年作战会议的段落摘入《毛泽东、林彪与罗瑞卿关系大事辑要》。在作战会议期间,发生了林彪禁止罗瑞卿做总结发言的风波。其远因是毛泽东否定了林彪提出的"北顶南放"战略方针;近因是罗瑞卿在作战会议上批评作战部一份材料时无意间触怒了林彪。《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中说中将以上干部评级定薪未通过林彪,责任全在叶群;而"弹打不飞,棒打不散,我罗瑞卿死了烧成骨灰,都忠实于林彪同志"这句话则是叶群的编造。林彪、叶群和邱会作说罗瑞卿"上了贺龙的船",既是对罗瑞卿也是对贺龙的诬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