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金文“隋”地考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韩国铜器“隋㐭壶”中的“隋”地,即《左传》所载“翼侯奔随”之“随”,位于今山西省介休市。从疆域变迁的角度看,介休市一带在战国时期曾是韩国领土,据此可重新审视“千亩左军”玺印、“公刍半石”铁权的国别,二者属战国时期韩国的可能性比较大。

不同甘油浓度与平衡时间对食蟹猴精液冷冻效果的影响

探讨了不同甘油浓度（3%、5%、7%、11%）和不同平衡时间（30、60、90、120min）对食蟹猴（Macaca fascicularis）精液冷冻效果的影响,以建立和优化食蟹猴精液冷冻的程序。参照TTE稀释液成分组成改良型TTE,冷冻前和解冻后均检测精子的活力、畸形率、质膜完整性、顶体完整率。结果显示,平衡时间为30min时精子的冷冻解冻后活力、复苏率均高于平衡时间90min和120min组,差异显著（P〈0.05）,比60min组稍好;甘油浓度为3%、5%组的精子冷冻解冻后活力及复苏率均高于甘油浓度11%组,差异显著（P〈0.05）,比7%组好;不同甘油浓度各组间以及不同平衡时间各组间畸形率、质膜完整性、顶体完整率差异不显著（P〈0.05）。由此得出如下结论,在食蟹猴精液冷冻中,在改良TTE中加入3%-5%的甘油且平衡30min可以获得较好效果,精子冻后活率和复苏率达到45%和62%。

试论林徽因诗作的“建筑美”特色

从林徽因的人生道路和创作实际出发,深入探讨了其创作与建筑艺术的交叉问题,揭示了建筑学知识的厚重积淀,使林徽因的诗歌既有对新月派建筑美的主张呼应的一面,更有突破和创新的一面。其突破和创新既体现在诗形的建构上,也表现在诗歌艺术与建筑艺术的深层交错上。

文史考辨与史实求真——以苏雪林与胡适交往二则史实考证为例

在当今文史界 ,有关现代人物研究的文章大量引用口述史料或回忆性资料已较普遍 ,因疏于考证而出现史实失真的现象也不鲜见。本文以苏雪林与胡适交往的二则史实考证为例 ,旨在强调研究者使用回忆录性质材料时 ,应当注意到回忆者记忆的准确度。学术研究类的论文 ,更应建立在经过考实后的史料基础上。

立德与节欲:晚清廉吏胡林翼的身心涵养之道

胡林翼是晚清湖湘理学的中坚人物,为官清廉,与曾国藩、左宗棠齐名。其研习理学恪守湖湘理学传统和清代务实学风,始于修身,终于济世。观其一生"立德"、"节欲"之成效,莫不得益于"审己"、"修心"之工夫。理学是因,清廉是果。胡林翼身心涵养之道,于今人治学修身、廉洁从政不无可资借鉴之处。

五四时期胡适自费资助林语堂留学考

五四时期,林语堂留学美欧,胡适确曾自费资助过林语堂,但数额甚少。实际上,资助林语堂留学的主体仍为北京大学,林语堂所获资助的大部分属于北京大学的公款。林语堂晚年关于此事的回忆存在重大失误,亟待纠正。

共鉴“五四”:西学东渐、指向启蒙与政治现代性——以苏雪林、胡适与周作人的“五四”观为支点的学术考察

文章以苏雪林的《中国文学史略》、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与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等三部新文学史著述为研究对象,解读早期新文学研究者们如何在不同视角下建立自己的"五四"观。研究表明,就"五四"的发生而言,苏雪林认为西方思潮对中国人生活形态的影响应是主要因素,而胡适敏锐地从古文向白话文的转换入手,认同"语言"革命是"文学"革命、"文化"革命之先声,周作人则更多倾向于"言志"这一传统诗学精神在社会变革期的反映,认为"五四"与明代文学革命运动如出一脉。三种不同的"五四"观,实际上反映了早期新文学研究者们从不同层面反映了如何用自己的眼光来审理"五四"这一学术命题。这反映了"五四"所产生的动因乃是"启蒙性"而不是"革命性"的,无论同时代人如何解读"五四",其出发点都不约而同地指向"启蒙",苏雪林对于"五四"发生之解读,在更高层次上囊括了胡、周二论,是相对全面的。最后,笔者进一步总结,发现"五四"的深层次意义在于,促进了白话文与大众传媒的普及进而导致政治现代性的转变。

林语堂与胡适、鲁迅、赛珍珠之间的聚合疏离关系探微

林语堂从小生长在山清水秀的大自然怀抱里,目之所接青山绿水,耳之所闻鸟语花香,这种与自然相亲的经历潜入他幼小的心灵,影响着他的人生观与审美观,使他在处世待人时始终追求“要有自由能流露自然本色,无须乎做伪”的人生境界。追求这种人生境界的林语堂在处理与胡适、鲁迅、赛珍珠等朋友关系时既不苛求别人,也不委屈自己——“其即其离,皆出自然”。

论胡应麟的“史有别才”观

"史有别才"是胡应麟史学思想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它是由前后相继、内外相承、有着内在逻辑发展理路的三个方面组成的有机整体。其中第二个方面即强调史才之业有专门是其核心内容;第一个方面即时代性和第三个方面即史家成果,则分别是这一核心内容的外部环境和客观表现。时代性限定了史才得以发挥的程度,史家成果则具体展示了史才的内在要求。胡应麟之所以提出"史有别才"这一范畴,无疑是对其史家难得、须"三长二善"五者兼之这一表述的进一步衍申,同时也是对刘知几"史学三长"中史才问题的进一步深入思考和探讨,其中心就是推崇史才之专和史才之高。明代史学虽总体上处于衰退之中,但在史学思想方面也取得了一些发展。

林纾的鼎新与恋旧——从胡适《林琴南先生的白话诗》说起

林纾和新文化运动诸人的笔战广为人知。作为林纾怒怼的目标之一,胡适在林纾死后,撰有《林琴南先生的白话诗》一文,对其进行盖棺定论。文章持论貌似公允,却暗含对林纾的清算。通过文献细读,联系"五四"前后的历史背景,可以更好还原当时的论战因果和林纾的复杂心路。

胡应麟与王世贞的关系考论

胡应麟是明代晚期一个具有多方面成就的学者,他与当时的文坛盟主王世贞过从甚密,他的著作《诗薮》得到王世贞的肯定和赏识。胡应麟曾七次拜访王世贞并有很多书信往来,这种密切交往基于他们文学思想的相近。王世贞对《诗薮》的欣赏是一以贯之的,胡应麟在诸多方面受到王世贞的巨大影响,尤其是文学思想中的复古倾向、格调理论等。

胡应麟对黄庭坚诗歌的接受与明末宗宋诗风

一般认为,明代的前后“七子”尊唐诎宋,而胡应麟在《诗薮》中更进一步,全盘否定了宋诗。实际上,胡应麟基于其盛衰相继的诗史观点,认为“衰世”也蕴含了勃发的生机,对宋诗在否定中又有所肯定,对宋诗的代表黄庭坚诗歌也多有论评,特别对其学杜与用事进行了多向度的考察,较早地打破了明代对黄庭坚诗歌“缺席审判”的坚冰,直接导引了明末的宗宋诗风。

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视阈中的文化领导权问题——对苏雪林与胡适关于文化动态问题通信的考察

苏雪林与胡适关于文化动态问题的两封通信,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长期以来未受到应有的重视。通信的核心内容并非关于鲁迅的评价,而是抗战前的文化领导权问题。两人的分歧,凸显了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的不同视域下,右翼知识分子内部不同的政治文化选择。

胡林翼与湖湘文化

胡林翼与湖湘文化渊源深厚。作为湖湘文化理学经世派的领军人物,他尊崇程朱理学,穷理正心,磨砺德行;强调经世致用,力行践履;尚武斗狠,残忍嗜杀;内心极其焦虑彷徨。追根溯源,这一切无一不是湖湘文化内在本质的呈现。

鲁迅、胡风与林语堂

1930年代,鲁迅、胡风与林语堂之间的论战实际上代表着当时文坛两大文学阵营之间的分歧与斗争。胡风对于林语堂的批评,显示了胡风所代表的左翼文学批评话语在当时历史语境下的阐释活力及其思维限度,也提醒人们在今天的文化和理论视野下反思"红色三十年代"的主流话语,重审林语堂的别样思想与文化贡献。

试论胡林翼经世实践的哲学内涵

胡林翼是湘军创始人之一,也是晚清理学经世派的杰出代表。胡林翼秉承湖湘文化实学传统,把理学的天命观与价值观应用于广阔的社会实践,逐步形成了具有浓郁哲学内涵的经世思想。要完整地把握胡林翼的思想,必须深入挖掘胡林翼经世实践背后的哲学内涵。

胡林翼与吏治整顿

为镇压太平天国 ,胡林翼认为必须整顿地方吏治 ,他主要在湖北 ,以及在湘军军行之处 ,按照较为严格的标准 ,采取了多种措施 。

林损离职与学风转移

1934年4月,北京大学国文系教授林损离职,并于一个月后前往中央大学任教,在当时引起轩然大波。其中原因,涉及学术理念的异同和学术派别之争,当时便言人人殊,在今日仍不时引发争论。倘若将此一事件置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北大文科人事格局变动和学风演变的背景之中,则可以看出其背后实含有学术评价机制的转移和不同学术派别之间的人事纠葛。

陶澍和“湘军三杰”

陶澍和被称为“湘军三杰”的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关系十分密切 ,并在理学经世思想、改革思想、吏治思想、人才思想、爱国主义思想等方面 ,对“湘军三杰”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可以说 ,没有陶澍 ,就没有“湘军三杰” ;也可以说 ,“湘军三杰”是陶澍思想与事业的继承者和发扬者。

李鸿章佚函《复欧阳兆熊》钩沉——李鸿章出幕与赴沪的人事臂助

李鸿章亲笔信《复欧阳兆熊》不见于《李鸿章全集》,而欧、李往返通信都论及曾国藩选派统帅建军东征之事,欧阳兆熊"自诩其藻鉴之明",李鸿章则回以"谬膺艰巨"而"怨及良媒"。通过对佚函的考证,结合《曾国藩全集》、欧阳兆熊《榾柮谈屑》与《李鸿章全集》《胡林翼集》,可探知李鸿章离开曾幕与领军赴沪的人事臂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