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译小说”的现代阅读及其意义——以民初教育部褒奖小说为例

清末民初,“林译小说”影响很大,其中十几种为民初教育部所褒奖,以利于通俗教育。这十几种褒奖小说为国民所普遍阅读,其中首推《黑奴吁天录》,其“阅读”焦点在于借黑奴悲黄种人,体现出浓厚的启蒙色彩。对三种伦理小说的阅读,反映了读者对传统伦理的重视,尤其是通过西方小说发现中西在人伦上的相通之处,从而更加坚定了维护“伦理”的信念。对四种社会小说的阅读,体现了读者关注下层人民的悲悯情怀,更肯定了西方社会小说与我国古文在叙事技法上惊人的相似之处。对其他几种小说的阅读,各有侧重。对这些褒奖小说的阅读反映了读者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此外,考证与品评、批评这两种广义的“阅读”方式则大力促进了近代翻译小说批评的发展。

晚清林译小说中的儒学传统与“新民”视野

林译小说蕴含着丰富的儒学传统,这是它在当时即能获得广泛传播的主要原因之一。林译小说中的儒学传统大致表现出三种面向:其一,将儒学之“忠”运用在男女之间的情爱上面,表现为女性对另一方的感情之忠;其二,将儒学之“孝”运用在晚辈对长辈的尊敬上面,分别体现为晚辈对长辈的尊重之情、关心之情和照顾之情;其三,将儒学之“礼”运用于人际交往的德行上面,既展示人与人之间交往时的诸种礼仪,也记述人们对诸种礼仪的遵守行为。林译小说并非只是对儒学传统的简单使用,而是以此为媒介,寄寓了对开启民智这一时代主旨的深层考虑。

文明互鉴视阈下林纾的三种身份考读

林纾作为清末民初的文学巨擘,集“文言文捍卫者”“传统文化殉道者”“外国小说译介者”三种身份于一体。作为文言文捍卫者,他在新文化运动中力排众议,用铮铮铁骨竭力捍卫文言文固有的地位,提倡古文与白话文并行,骈散结合、言畅意美。作为传统文化殉道者,他的好义尚侠、家风严谨、学养深厚,凝聚了五千年中华文明传统美德。作为外国小说译介者,他在国运多舛之际,通过大量翻译小说达到警醒国人、救国保种之目的。林纾作品彰显了中华文化的多元魅力,他是清末民初一位对文化界做出巨大贡献的文化狂生、译界泰斗。他既坚守传统文化的主体地位,又主动翻译西方文学作品,其文明互鉴理念对当代增强文化自信、提升文化软实力具有划时代的借鉴意义。

林译小说封面设计的时代特色与当代启示

林译小说封面设计蕴含着民国时期设计师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与对西方装饰风格的直观表达,具有一定的时代特征。民国时期的政治环境、出版业的兴盛、装帧设计师群体的参与等现实因素,使林译小说封面设计发展成熟并且呈现多元化的风格和手法。采用图文互证法进行挖掘与整理,发现林译小说封面设计具有鲜明的特征:版式结构紧跟潮流,色彩搭配对比和谐,图形设计中西结合,封面字体抒情达意,整体体现了兼容并蓄、参照中西的时代特色。林译小说封面设计对当代中国书籍设计有一定的启示,为设计师提供了借鉴新思路,即要发掘时代审美、提升综合素养、创新工艺技术、不断满足读者的新需求。

“赞助人”视角下“林译小说”研究——商务印书馆个案分析

传统翻译观无法解释饱受非议的"林译小说"为何一度颇为读者青睐。文章应用勒菲弗尔操纵理论中的"赞助人因素",从微观角度详细考察商务印书馆因何能够成为林纾译介活动的主要"赞助人",对"林译小说"地位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意在说明"赞助人因素"是翻译活动中的重要因素,具有强大的操控力量。

林译小说“思想性误读”根源探析

林纾及林译小说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存在。林译小说在清末民初之所以能成为"畅销书",除了外部的时代社会原因外,最关键的是他出色的译笔和极富林氏特色的"思想性误读"。林译小说中的"思想性误读",根源于他的中西文学相通观及"中体西用"、"以中化西"的矛盾思想。因此,他的这种"思想性误读",与其说是出于林纾营销策略的考虑,莫如说是其文化心理结构的自然显现。

清末民初文言译本的语言研究价值——以林纾的文言翻译文本为例

林纾的文言翻译作品在清末民初的文言译本中堪称典范,林译语言最主要的特点是崇古而又趋今,具有一定的杂糅性,"异质文言"与"欧化文言"的特质明显。对林译语言面貌及特点的归纳总结可以有助于我们借斑窥豹,促进此期整个文言译本认知体系的建构;抓住其过渡性特征,可以寻找、明确它与现代汉语的关联及一致之处,及其对后者形成与发展的影响。以林译为代表的清末民初文言译本语言研究具有重大的汉语史方面的意义和价值:着眼于文言史,作为其发展过程中一个重要节点上的代表性语言形式,反映了传统文言最新的发展变化状态及样貌,是完整汉语文言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着眼于现代汉语,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是由典型文言到现代白话的重要通道或桥梁,同时也是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特别是书面语)重要的直接来源之一。

“林译小说”与意识形态、出版机构的关系

林译小说作为中国最早的西洋文学经典,其由誉及毁的地位演变,蕴含着微妙的意识形态与出版机构的因素影响。商务印书馆、期刊杂志与新旧阵营对垒中策略的使用,对林译小说经典地位均产生一定的影响。

认知图式与文本的修辞建构——以《撒克逊劫后英雄略》中三则比喻的修辞设计为例

文本的修辞建构和读者的认知有着密切关系,文本的语言选择、修辞形态受到读者认知图式的左右,而文本的修辞形态又在一定程度上建构了读者的认知图式。就翻译而言,社会文化语境、诗学传统的差异使隐含于源文本和译本之间的认知图式差异显得更为突出,对翻译文本修辞建构的观察更能反映出认知图式和文本建构的关系。本文运用认知理论,以林译小说《撒克逊劫后英雄略》中三则比喻的修辞设计为语料,探讨认知图式和文本修辞建构的关系。

商务印书馆《图书汇报》中的林纾——一种基于文学出版与传播的历史考察

林纾与商务印书馆之间的关系,至少在20世纪10年代到40年代这一时期内,是一种在文化与商业市场双重意义上相辅相成的共生共存关系。这种关系既见证成就了林纾以及"林译小说"在现代翻译史和文学史上的一个传奇,亦成就了商务印书馆以一个作者为中心、通过若干既有商业市场包装促销之意又不失文化水平与行为品格的推销策略而造就一个知名出版品牌的传奇。通过对商务印书馆"图书汇报"以及相关文献的分析考察,不仅可以清晰地把握上述两者之间关系的基本历史面貌,亦可对这种关系的历史文化内涵,产生更为深切的认识与理解。与此同时,作为翻译家的林纾及"林译小说"在近现代语境中地位之变动,与现代知识的传播、现代文学的发展、现代学术体系的生成以及现代图书分类体系的建立,在一个阶段的同步之后,逐渐呈现出反向的互动关系。此类文学与文化现象,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系列"图书汇报"中,不仅有现象式的呈现,而且亦能与林纾及"林译小说"这一时期的现实遭际彼此互证。

目的论视阈下林译小说归化策略研究

林纾被誉为"中国翻译文学之父",其对中国翻译文学所作的贡献有目共睹。本文以翻译目的论为视角,从语言、写作方法和文化三个方面探讨了林译小说中使用的归化翻译策略,发现长期以来一直遭评论家们口诛笔伐的林译小说的漏译、误译、增译等现象正是林纾为了达到自己的翻译目的所采用的归化翻译策略所致,因此应充分肯定这种翻译方式的积极作用。

林译小说——“以中化西”的文化坚守

"林译小说"中"以中化西"的改写一直以来被后世诟病甚多,但其本质却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文学的坚守。在晚清特定社会需求以及译者本身文学素养的共同合力下,林纾在译介有关文学规范、宗教道德等文化文学核心内容时,选择了"以中化西"的翻译策略。此举虽在一定程度上损伤了译本原有的文学艺术魅力,但却使得西方小说顺利地进入国人视野,达成了特定的翻译目的。而更为重要的是,在"以中化西"的过程中,林纾有意无意地超越了僵守本国文化文学的立场,实现了文本形式及语言内容的"中西交融",这不仅促成了中国传统小说内部的文学演变与革新,而且也为当今时下如何真正做到"文化坚守"给予了有益的启示。

林纾对哈葛德冒险与神怪小说的解读

哈葛德的冒险与神怪小说是林译小说中数量较多、影响较大的作品 ,正是这些通俗小说成为中国新小说的效法对象。林纾在翻译过程中通过序跋实现了译者对原本的干预 ,忽略了西方冒险与神怪小说中的个人主义因素 ,特别突出中国传统中所缺乏的“贼性”与“盗气” ,将西方人炫耀种族优势的小说作为抵抗帝国主义入侵中国的武器。但正是这一点 ,凸现了他意欲在屈从于西方话语之后获取攻击帝国主义力量的困境。

赞扬与贬抑:周作人对林纾及其翻译小说的矛盾评价

晚年林纾因反对白话文运动,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们不断笔战。而随着笔战的深入,他和胡适、陈独秀、刘半农、钱玄同等人之间的矛盾不断升级、恶化。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支持者,周作人对林纾的态度相对温和,但却充满了矛盾,在赞扬和贬抑之间反复,这样的摇摆不定,一方面说明周作人受惠林纾实多,加之传统文化为长者讳的古训使他对林纾的攻击有所收敛;另一方面又对晚年林纾的言行感到不满,评价随时发生着变化。周作人对林纾及其翻译小说的矛盾心态,正是林纾在中国近现代文学领域保守与贡献地位的真实映射。

林纾与《东方杂志》

林纾是清末民初最著名的文学翻译家,同时也是一位具有代表性的古文学家。《东方杂志》是商务印书馆旗下最为重要的综合性刊物,在它的早期刊发了林纾大量的译作和诗文,成为林纾作品发表的重要阵地。但自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后,林纾与《东方杂志》都受到了陈独秀等激进派的严厉批判。林纾致力于译介西学,最终落得个"守旧"之名;《东方杂志》以理性之态度启导国民,介绍西学,也同样落得个不新不旧的"杂乱派"之恶名。

林译小说文学现代性解析

作为清末民初译介西方文学的第一人,林纾用文言翻译了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通过对西方文学有意或无意的误读与误译,林译小说为中国文学现代性提供了价值转换的空间:雅俗文学界限日渐模糊,文学主题逐步丰富完善,叙事模式突破传统局限。以林译小说为代表的晚清文学对"五四"新文学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晚清与五四两代文人共同的历史性选择最终促成了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

林译小说:接受美学视角的解读与启示

接受美学给翻译研究带来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译文读者接受之维。从接受美学来看,林译小说在晚清的成功主要归功于林纾古雅的文笔、合宜的翻译选材及其中国语境化的翻译方法,这使得译文不仅迎合了当时读者的期待视野,且提升了读者的期待视野。林纾翻译的成功也给当代翻译实践提供了借鉴:译者在翻译时,要站在译文读者的角度来考虑译文的"可接受性"和译文的"异质性",要根据读者期待视野与原文文本之间的审美距离来选择翻译策略。

对新式教育视野下的林译小说的再解读

新式教育下林译小说与新式教育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这种密切关系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林译小说的口译者是新式教育下的产儿;二、在合作翻译西方小说的过程中,林纾逐渐地把合作翻译西方小说定位成新式教育的一种替代形式;三、林纾本人还是新式教育中的教师;四、新式教育下的林译小说在当时的影响是极大的,这不仅对接纳新式教育的五四文学创建主体有着深刻的影响,而且对那些没有接受新式教育的士大夫和市民也都有一定的影响;五、在五四文学发生过程中,林纾以强硬的反对者身份和五四文学的发难者进行的论战,在客观上促成了五四文学的主张从文化的边缘走向中心,成为正式取代以林纾等为代表的那一代接受西学影响的学生的标志。如此说来,林纾对五四文学发生的贡献在于他以偏激的传统文化立场,通过与五四文学的发难者和倡导者的交锋,使五四文学最终移位于社会的文化中心。

林纾的合作翻译模式反思

从翻译概念的角度分析,不懂外语的林纾算不得真正意义上的翻译家:他只是参与了翻译的后半程工作,对接收的汉语信息进行再创作,完成更彻底的"归化"。这种翻译方式有得有失:一方面,由于合作双方"各司其职",林纾的合作者不必为如何在汉语中再现原作的"精神"绞尽脑汁,林纾也不用为理解、领会原作的本义费心劳神;另一方面,由于合作双方只管各自"份内之事",这实际上将完整的翻译过程人为切割开来,导致了包括选材不精、作品信息不确、对原作不够忠实甚至误译频繁发生。尽管这种翻译模式有其自身缺陷,但我们应该学习和借鉴的是其成功之处,比如,能否让精通外语的译者与特定行业的专家合作,来完成学术著作的翻译呢?这为当前我国某些佶屈聱牙的学术翻译提供了颇有价值的启示。

意识形态与翻译研究

对我国意识形态与翻译研究的现状作了梳理之后指出了意识形态概念的模糊以及翻译研究中泛意识形态化的趋势。从意识形态基本特征入手,指出意识形态在其无名时期影响相对较弱,而且并不能囊括所有影响翻译的因素,诗学以及其他一些社会力量都有可能成为影响翻译的主导因素。在翻译研究中,应该将意识形态从错综复杂的社会局势中辨剥出来,考究不同因素,包括不同意识形态、诗学以及其他社会因素在翻译中互相纠缠、交互影响的关系。最后对林译小说作了个案研究,具体分析意识形态和诗学以及其他因素在林纾翻译中的综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