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爆发前林则徐的禁烟举措与对外认知

林则徐受命前赴广东禁烟,不仅是一项政治使命,也是一项经济、社会使命。抵达广州后的林则徐采取疾风暴雨式的禁烟举措,重治吸食、强令缴烟、力催英方交凶、驱离英人出澳、断绝与英商贸易,禁烟力度逐步加大;而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由最初的缴烟妥协到反对具结、拒交凶手、海上炮击,态度越发强硬。林则徐断定义律的各种操作是想方设法支持私售鸦片,意在建立有利于英方的贸易体制。双方沟通上的障碍与不断叠加的矛盾,刺激了战事的爆发。林则徐对外认知也随禁烟进程发生渐变,但唯一不变的是他始终相信清朝有能力、有办法击败“英夷”,彰显了不惧强敌的斗争精神以及高尚的民族气节。

林则徐在湖北的防洪救灾实践和堤防工程管理思想

林则徐在各地从政期间,对其管辖范围内的各类水利工程采取了不少科学有效的工程管理措施。着重分析林则徐在湖北的防灾救灾减灾措施和防汛工作措施,通过《修筑堤工章程》研究林则徐的堤防工程施工管理措施,进而大致了解林则徐的治水科学思想,为充实林则徐科学思想研究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论地方文献中爱国主义教育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在中央的总体指导下,各省、市应充分利用当地的典型事例,尤其近代以来抗击帝国主义侵略的英雄事迹,和咏赞这些英雄人物的诗词作品,讲好当地的故事。这样不仅大大地丰富了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也使这个活动更加深入人心,同时突显了当地的优秀文化传统。全国每一个地方都有爱国英雄留下的印记,都能听到咏赞爱国英雄的诗歌作品。就甘肃而言,鸦片战争中壮烈牺牲的朱贵将军、抵抗八国联军入侵中奋勇杀敌的回族爱国英雄马福禄将军的英雄事迹,和诗人们赞扬这些英雄人物的大量作品都是振奋人心的。林则徐、谭嗣同在甘肃留下的很多作品,也同样表现出强烈的爱国情怀。赞扬克服家庭困难积极要求奔赴抗日前线的职员和兰州空军部队一次轰炸日军四十多架飞机的战绩及相关诗文,表现出甘肃在抗日战争中作出的贡献。

《林公案》文体之辨

《林公案》是记叙林则徐的晚清小说。此书虽名为“公案”,也常与其他公案小说合集出版,但其写法独特,与当时流行的侠义公案文学有很大区别。清代侠义公案小说作品众多,以塑造侠客义士为重点,情节多离奇曲折。《林公案》则颠覆了这种写作模式,林则徐不是线索人物,而是实际主人公,书中没有塑造众多的侠客形象,也不以侠客义士为中心展开情节,而是真实描写了林则徐的为官事迹,特别是他在水利、漕务和禁烟上的贡献,表现了林则徐的民本主义思想和爱国主义精神。《林公案》的创新写法和纪实性使其成为清代侠义公案小说的一种变体,应归类为历史演义小说。

近代福建知识分子国际视野的形成与演变——以林则徐、严复为中心

近代福建产生了一批学贯中西的知名人物,他们开中国士大夫国际视野之先,以世界眼光来观察中国,寻找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法,在各自领域取得了出色成就。本文以林则徐和严复为中心,探讨近代福建知识分子国际视野的形成过程及其原因。

林则徐翻译实践的国家性及其成因探究

林则徐组织的翻译活动有别于日常翻译活动。他的翻译实践是国家禁烟行动的有机组成部分,在翻译过程中,他遵循了符合国家战略需求的翻译选材原则,组织翻译西方报刊、文化和地理资料,以开阔国人眼界;组织翻译军事资料,以提高国家实力;组织翻译法律资料,以维护国家利益。他选择的翻译策略同样出于维护国家意志的现实需求——译文调整体现国家中心意识、译文纠正彰显国家主权意识、译文改写凸显国家自强意识、译文校正展示国家至上意识。林则徐翻译实践的国家性既是传统和现实交互作用的结果,也是文化观念和政治避险相互叠加的结果。

林则徐福州诗文及交游论略

林则徐遗留下来的文章,主要是大量的奏折、文录、信札、日记和译编等。他一生写过不少诗词散文,但都是业余所作。在林则徐宦海生涯的四十年中,曾六度返回故乡福州,留下了他与闽都文化的一段佳话,弥足珍贵;其怀念父母及致妻儿、亲人的文章、书信、诗作,表现了很高的文学修养,渗透着忧时悯民的情怀,折射出深沉的爱国激情;他与张师诚父子、陈寿琪、梁章钜、杨庆琛、李彦章、张际亮、林昌彝等师友的交游及其诗文,更增添了闽都文化乃至中华文化的丰富史料。

林则徐和魏源对西方图书馆的译介

作为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第一人和近代中国维新运动的重要先驱,林则徐是晚清时期中国翻译介绍西方图书馆的第一人。本文全面分析了林则徐在1840年左右组织编译的《四洲志》,以及魏源于1842年重编的《海国图志》翻译介绍西方图书馆,尤其是美国公共图书馆的历史史实,从而说明了西方图书馆观念最初流入中国的情形。

林则徐在云南的矿务活动

林则徐在云南任职期间,为挽救清政府的财政危机,从“开源”的角度出发,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对云南矿业尤其是铜业进行了治理与整顿,其整顿范围包括勘察、开采、冶炼、管理、资本、约法诸方面。这既是林则徐深受传统儒家“民本”思想影响的结果,又是其“藏富于民”矿务观的具体体现。他在云南的矿务活动对于后世洋务派等发展近代工矿企业,以及客观上抵制外来资本对中国近代工矿业的垄断与扼杀,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林则徐《回疆竹枝词》中的维吾尔语考释

林则徐流放新疆期间深入研究维吾尔族历史,尊重维吾尔人民的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虚心学习维吾尔语。《回疆竹枝词》是林则徐深入南疆勘地时所作的反映清代维吾尔民族生活习俗的诗歌。他把许多维吾尔词语经音译或意译直接写入诗章,使读者体会到诗歌所蕴含的民族文化特色。本文逐一试解了原诗中没有准确注音和义训的维吾尔语词。

林则徐治理刘河、白茆河述论

治水在林则徐一生的政绩中占有重要的位置,道光十四年疏浚刘河、白茆河更是他在江苏巡抚任上的一件大事。与前人相比,林则徐治水在经费的筹措、方案的选择等方面都颇费周折。工程也收到了明显的成效,只是由于投入的规模有限和天时等原因,收效不可能长久。

论林则徐摘译国际法的选择性

林则徐禁烟,对外实行"命令在华鸦片走私贩缴烟具结,以达到杜塞鸦片来源"的方针,遭到抗拒。义律把此矛盾运作上升为中英政府间的外交纠纷。林则徐认为鸦片走私属于个人行为,"与其国主无干",希望在照会英女王、明宣禁烟新例时,通过换位思考、充分说理,争取英女王对中国禁烟方针的理解与配合。为了知己知彼、写好《拟颁发檄谕英国国王稿》,林则徐选择了国际法中"国际贸易规则中的例禁与违禁"、"外国商人的法律地位"、"战争的发动及其决定权"三个主题,组织、主持摘译,以供参考。林则徐是近代中国依据国际法倡导国际配合禁毒的探路者。

林则徐对“夷情”的探访及认识

林则徐在奉命赴粤查办海口事件、在办理夷务过程中及事后都十分重视探访“夷情”,掌握“夷情”,认识“夷情”,根据“夷情”采取驭夷、治夷、筹夷对策和措施。林则徐在这方面做得非常认真,很有成效,具有深远影响。由于掌握、认识了夷情,所以能成功缴烟、销烟,九龙抗英获胜,成为开眼看世界的先驱。在林则徐的奏折、书函中,虽然没有“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概括提法,但筹船炮水军以制夷的主张与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是一脉相承、思路共通的。这一思想成为近代思想界由封闭到开放转型的重要里程碑,是改变传统华夷观念、道艺观念的先声。

近代中日两国对西方认知的差异——以林则徐和渡边华山的洋学吸收为例

林则徐与渡边华山虽身处中国和日本两个不同的国度,但他们在相似的历史、社会背景及动机下,在吸收西方文化方面,却有着不同寻常的建树。只是由于中日两国吸收洋学的环境、归结等不同,二者同途而异归。正是这种同途而异归的结果,对尔后中日在近代化过程中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及两国各自的近代化进程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论林则徐与近代初期中西文化交流

在反对外来侵略的过程中,林则徐致力于了解夷情,学习西方先进的军事技术、经济思想、法律知识等;同时,也向西方传播和弘扬中国文化,促进了西方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和了解,开创了中国近代初期的中西文化交流。因此,林则徐被称为中国近代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接受外来新事物,介绍西方情况,吸收外来文化,开启了中国近代的维新思潮,是近代中西文化交融的实践者。林则徐对西方世界的认识及实践活动,林则徐对中西文化交流的贡献,值得学术界进一步研究。

林则徐、魏源对西方图书馆的译介及其影响

林则徐在《四洲志》、魏源在《四洲志》的基础上于《海国图志》中译介、宣传了西方图书馆,使中国学人以浓厚兴趣考察、宣传西方图书馆,同时,《海国图志》传入日本,使日本舍"文库"(图书馆)而用"书馆",再用"书籍馆",最后用"图书馆"一词,于清末流入中国,形成创建省图书馆的浪潮。

杨国翰与林则徐的关系述论

杨国翰与林则徐相知相交14年。两人谈励经常、书信往来,触及了吸食鸦片这一当时严重的 社会问题。杨国翰去世后,林则徐撰写了墓联和墓志铭,对他作出了实事求是的评价。

晚清王笃两次“谮毁”林则徐本事考

晚清广东禁烟期间,钦差大臣林则徐曾与广东督粮道王笃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但魏源、芍塘居士等学者一般都认为王笃曾向抚粤大臣琦善、道光皇帝两次谮毁林则徐,致使林氏革职遭贬,以至遣戍边疆。本文一方面考辨王笃力挺林则徐"主战"政见,对琦善等"主和"行为极尽控诉,且因卸职离粤而未参与议和诸事务,故王笃向琦善"谮毁"林氏不足成立。另一方面详证,林、王关系渐趋破裂缘于王笃与林氏禁烟举措的政见相左,并终因王笃亲近穆党行"造膝之言"中伤林氏,故二人友谊遂止。

林则徐关于“银贵钱贱”的认识与困惑

林则徐最初认为“银贵钱贱”是鸦片透漏白银出境造成的,但是到了1846年,当他看到西安市场上银价“忽低忽昂”,在不了解“杰科布定律”的情况下,最后他还是陷入一片迷茫之中,留下了“其理亦不可解”的感叹。

林则徐《答奉化令杨丹山明府国翰书》成文时间与史学价值考释

通过对林则徐《答奉化令杨丹山明府国翰书》的合理解读与论证，可以得出该信的成文时间是道光三年（1823年）七月。该信是林则徐最早进行禁烟活动的文字记载，对于研究林则徐早期禁烟活动、林则徐的司法实践及林则徐与杨国翰的关系等极具史学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