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咏史燕行诗里中国岭南书写的儒家精神

朝鲜咏史燕行诗相关中国岭南的书写,从域外人士的视角为我们呈现出中国岭南广阔的社会历史画面,也体现出朝鲜半岛知识界对中国岭南的关注与向往,而其中尤其着墨于中国岭南秦汉史为主的历史、唐宋时期贬谪至岭南的文人和宋元交替与明清易代之际岭南的忠臣义士。这一书写中所贯穿的强烈功业思想、儒家知识分子情怀和华夷之辨理念,是朝鲜咏史燕行诗中儒家精神的具体体现。

苏轼谪粤对岭南词坛的影响

从词史与文化史角度来看,苏轼谪居岭南六年,对岭南词坛作出了多维贡献,影响深远。苏轼不仅身体力行,为岭南地区带来了中原文化的春风,促进了当地经济与文教发展,更以其词作和情感认同、精神人格,为后世岭南词人提供了丰富的创作摹本、素材、情感内蕴与风格典范,开启了岭南词创作环境。其影响贯穿于岭南词人创作实践,体现在粤词尚雅健、崇稼轩风格的奠定形成之中。苏轼“苏踪”及其所蕴含的人文精神,为岭南词坛提供了持续的创作灵感、价值追求,其贡献非但在于文学本身,更在于地域认同与文化自信的塑造。

刍议黄登《岭南五朝诗选》序中体现的编纂背景与思想

清代初期,在广东盛行编纂地方类诗歌总集的文化风气影响下,在自觉保存乡邦文献、延续岭南诗歌命脉意识的主导下,黄登编纂了现存广东省域的第一部诗歌总集《岭南五朝诗选》。《岭南五朝诗选》具有“人各有传”“阐幽表微”“多选国朝”的编纂特色,选诗注重“本乎性情”和“平澹自然”,在广东省清诗总集编纂史上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意义。

张九龄岭南诗中的乡邦意识

张九龄是唐代岭南诗人之宗,他留传下来的200余首诗中,题咏或咏及岭南的诗篇将近50首。与唐代绝大多数岭南诗不同,张九龄的岭南诗流露出明确的"岭南"乡邦意识,在他的笔下,岭南不是蛮烟瘴雨,而是环境优美,山川明秀,风物宜人。透过这些诗作,我们可以把握张九龄对于岭南乡邦所抱有的完全不同于非粤籍诗人的特定感情。

论陈邦彦诗歌中的国家情

陈邦彦是明末清初岭南著名的诗人、散文家、民族英雄,"岭南三忠"之首,与黎遂球、邝露并称为"岭南前三家",有"粵中杜甫"之称。他的诗歌表达出强烈的国家之情,有对国土沦丧的忧虑和悲痛,有中兴国家的愿望和建功立业的大志,有对自己不被重用和国家内讧的失望,有为国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耿耿忠心。

黄节诗教观的学术文化渊源

诗教之要,在于培育高尚的气质,诗教置于六艺之首,更是因为它与人性的觉醒保持密切的关系。儒家诗教观从孔子开始一直影响后世,也使岭南学派具有了浓厚的世俗性、人间性的特点,从而形成了岭南地域一种共同的群体价值取向。黄节以岭南诗教文化为手段,以良知和责任为地基,以道德践履为砖瓦,以唤醒全体国民的纯粹良知和道德心为目标,重建人的精神信仰,树人伦之式,促进人性的自我完善、自我提升,主体意识的自我觉醒,从而对国家存亡有一种自觉的担当。

论陈邦彦的“雄直”诗风

陈邦彦是明末清初岭南著名的诗人、散文家、民族英雄,"岭南三忠"之首,与黎遂球、邝露并称为"岭南前三家",有"粵中杜甫"之称。他是岭南诗派的传承者,他的诗歌既继承了岭南诗派一直以来"雄直"的风格,又影响了"岭南三大家"艺术风格的形成。他的诗歌雄壮豪迈,又多运用赋的手法,抒情上多用直抒胸臆的方法,而且往往在诗歌的结尾卒章显志。

唐代文人宦游视域下的岭南饮食题材诗歌文化表达

唐人尚"游",几乎所有的文人都有过游历的经验。空间位移导致的时空变换,给文人带来了全新的审美体验,间接促进了文人饮食意识的自然觉醒和饮食题材的开拓。唐代文人游历岭南主要是以宦游为主,岭南道成为唐代流放罪人最集中的地区。之前鲜为人知的岭南饮食题材首次大量地出现在唐代宦游岭南的诗人笔下。他们"怪"、"杂"、"苦"、"涩"的岭南饮食题材书写,一方面揭示了岭南独特的地域文化与饮食发展的关系,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贬谪后的审美心态流变。

岭南地域文化环境中的唐诗意象创造

唐代大批文人士子由中原核心文化区移入处于汉文化边缘的岭南地区,造成了其身份和心态的巨大落差,这种落差感与岭南特殊的地域文化环境相作用,使唐人岭南诗歌在意象的特征和体系发生了明显的异变,形成了一个特色鲜明的、以"岭海和瘴疠"、"客和囚"、"虞翻和尉佗"三种形态为标志的岭南诗歌意象群落;这一意象群文化心理内涵丰富,普遍表现为"去中原化"审美倾向,有着突出的悲惧感特征。

“岭南儒宗”崔与之蜀中诗论

崔与之曾"七辞参知政事,十三辞右丞相",是南宋后期有名的贤臣。而他同时也作为一位文学家名世,有"岭南儒宗"之称,并开创了"菊坡学派"。嘉定十三年(1220)他奉旨入蜀,在蜀五年,政绩颇多。而他在这期间也间有诗作,惜现存不多。从仅存的蜀中诗来看,崔与之在蜀中交际颇广,时常与丁黼、李曾伯、洪咨夔等人唱和,而这也成为他蜀中诗歌的一大特点。

“讽荔”之外:《岭南荔枝词》的诗美价值

荔枝作为岭南佳果,在中国古代曾流行于北方。但中国古典诗词中的荔枝意象不多,只是因唐贵妃嗜荔被诗人屡次抒咏,使"讽荔"成为古典咏荔诗一个典型模式。清代广府诗人谭莹的《岭南荔枝词》在"讽荔"模式之外,将荔枝当作独立的审美意象,特别是围绕民俗风情、荔枝本体、借荔喻事三个方面,对岭南荔枝进行诗意呈现,对荔枝风情给予深切凝视,营造出了一个充满岭南风情的诗性空间,具有独特的诗美价值。

北宋谪臣与元末明初“南园五先生”岭南诗比较

北宋谪居岭南的文人与"南园五先生"的岭南诗都描绘、赞美了岭南秀美的风景名胜和风俗民情。处于蛮荒流放之境,环境不适,受仕途自忧心态的影响,北宋谪臣在其诗歌中描写了岭南恶劣的气候、岭地陋俗、重商轻农等习俗,诗中流露出了谪臣远在异乡的思亲之情、不适之感及贬谪之怨,使其诗歌附上一层抑郁之色。"南园五先生"生居岭南,不会产生诸多不适之感,在他们的岭南诗中表现出悠闲、自得之情。

唐代岭南墓志所见粤西地域风貌、民俗风情及南迁士人之民族态度

因唐代史籍对粤西蛮夷族群粗略化的书写记录,粤西诸蛮与唐代朝廷的复杂民族关系被简单描述成为朝贡、叛逆、征伐和奇风异俗的历史图景,遮蔽了南迁士人对粤西少数民族部落的真实认知和态度。迁入唐代岭南的北方士人墓志文献及传世诗文材料,是考探蕴含粤西节气物候、风俗民情及地域文化所独特价值的一个视角,同时也能剖析唐代朝廷重用文官武职类型的南迁士人的政治现象。从粤西边吏选官制度深入挖掘岭南羁縻政策刚柔失衡的原因,透过墓主私人记忆重新审视南迁士人边疆治理行为及民族态度,揭示唐朝廷对粤西少数民族羁縻政策变化轨迹。

清代岭南张九龄诗文的刻印传播与岭南文化

清代张九龄诗文在岭南广为流播,其曲江别集均由岭南翻刻,且校勘亦相对精审;岭南诗文总集的选录亦"俱首曲江";除此之外,张九龄诗文还以诗集单行本及选本等形式流传。这种接受热潮反映了清代岭南文学及文化借推崇先正典型,力求自具面目,齐驱中原、江左,从而弘扬地域文化及文学特色的努力。

为国育英才 青春自芳华——简评冼玉清《迁韶校中书事十首》

冼玉清的《迁韶校中书事十首》主要记述了岭南大学抗战期间搬迁到粤北韶关大村艰苦办学的个人生活和生命体验。诗篇既表现出忧国忧民、报效国家的豪气,又不失女性的细腻和婉约,体现了精神之美、人格之美和才智之美的审美意蕴。

岭南诗派窥诗貌广府文化探文踪——评《佛山历代诗歌三百首》

在概括中国诗词"三百首"范式的基础上,对《佛山历代诗歌三百首》的时空因素、诗人构成、题材选择等特点等进行了总结。这本诗选充分体现了岭南诗派的特点,例如鲜明的地方色彩、擅长向民歌学习、诗风雄直、勇于创新等。同时本诗选在题材内容、精神气质等方面也反映出广府文化的精髓。

唐廷“大手笔”张说咏岭南诗校释——以《唐诗品汇》为中心

唐贤张说因"守正"而"见逐"钦州。在滞留岭南的一年多里,于各地颇多吟咏。《唐诗品汇》只收录7首,但已能证明我国盛唐时代即领有南海主权,广州已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今以此7首诗与《万首唐人绝句》《唐诗别裁集》《全唐诗》等比勘,发现异文若干,并从史地沿革、名物更改、文字发展、音韵变化诸方面加以校释。

汤显祖岭海诗文论略

汤显祖因上《论辅臣科臣疏》抨击朝政而贬官徐闻,任职时间不到一年,却是他思想与创作的重要时期, 清远、澳门、海南、徐闻等地的景物均在他笔下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如果没有贬官的遭遇,他的生活视野没有这么广阔,其题咏岭海山川风物的旅游诗文就不可能产生。也许,汤显祖的南粤之行,乃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件幸事。

论唐人岭南送别诗的情感倾向及模式

送别诗因其担负着交往功能与礼仪意义而表现出一种应用文的特点,唐人在岭南创作的送别诗呈现出一定的模式化特征及情感倾向。以行人所至的目的地不同,可分为两类:一是始于岭南,达于岭南外的送别。送人于岭南外,又可分为送人入朝和送人返乡,前者为己而作,后者为人所作。一是始于岭南,达于岭南某地的送别。诗人由己怜人,由人悯己,歌诗为双方而作。

论陈邦彦诗歌的岭南色彩

陈邦彦是明末清初岭南有影响力的诗人和散文家,“岭南前三家”之一,被称为“粵中杜甫”。同时,他也是民族英雄,是“岭南三忠”之首。其诗具有鲜明的岭南色彩,表现在学习对象上是标举唐音,表现在诗歌风格上是诗风“雄直”,表现在诗歌内容上是多描写岭南的景物,表现在用语上是以粵语入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