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慎在滇咏兰诗的文化史意义

在中华文化传统中,兰是人们共享的文化符号,兰所象征的高洁与贤德是共有的审美标准。杨慎在滇咏物诗极多,兰花是他特别着力书写的对象之一。杨慎结合云南的自然地理、个人境遇和自我形象,创作出以《采兰引》为代表的咏兰佳作,诗人以兰自喻,寄情托意,实现了屈骚精神在边徼的光大。不同时期宦滇文人、本土文人对咏兰诗的唱和、阅读促成作品广泛传播与经典化,表现出人们对“芳草美人”文学传统、杨慎人品学识的集体认同;以杨慎为首的文化名人创作产生溢出效应,促成了当地地理文化的重构。响水关改名为兰谷关,是区域文化认同的具体体现。杨慎在滇咏兰诗创作成为研究中原与边疆文人交往交流交融、构建文化共同体的新维度。

身体与伦理的博弈:《离骚》中的身体叙事与伦理审美

不同于儒家的修身立人观,有别于道家的去欲保身论,屈原既追求人格与德行的“内美”“修能”,又向往身心与生命的“游目”“流观”。《离骚》中一系列与身体相关的叙事与隐喻,映射出屈原对身体与伦理悖论的叩问与哲思。在忠君爱国的政治抱负、舍身成仁的坚定信念与奔放热烈的自由情感、浪漫瑰丽的生命体验之间的艰难挣扎中,感性浪漫的身体终而让位于理性伦理的身体,成为屈原以身殉国的人生抉择之文学写照。

论《离骚》与《招魂》中符号化的巫形象

屈原在《离骚》和《招魂》中,分别塑造了“灵氛”“巫咸”和“巫阳”三个巫形象。一方面,这些巫形象直接来源于原始神话传统,显示了楚地民间盛行的巫风巫俗对屈原的沾染。另一方面,这些巫形象本质上是屈原关于“远逝”“归来”等人生选择的思考在不同时期作品中的符号化表达,均通过信仰剥离与理性沉思实现了原有内涵的消解,褪去了宗教色彩。《招魂》与《离骚》在巫形象营构上的一致性,体现了屈原创作《离骚》的艺术思维在《招魂》中的延续。

论屈原作品的异称及其成因

汉代以后,世人对屈原作品有屈辞、屈赋、屈骚等异称,导致这种状况出现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与世人对于屈原作品的接受有关。这种接受又以屈原作品被编成集为界,分为结集之前的具体篇章接受,和结集之后对于屈原作品集的接受两个阶段。后世混淆了前人对屈原作品这两种不同接受状态下的文体认识。另一方面,后人对屈原作品的接受,受自身所处时代文体观念的影响,依当时的文体观念来认知屈原作品,而没有回归到屈原作品所处时代的文体语境中去。

《天问》错简研究

今本《天问》恐非屈作原貌,其中有三处错简。这三组错简,无论内容还是形式都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完整性,而且错简接排之处的上下内容均具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如果将此三处错简回归原处,全篇就层次井然,条理清楚,这应当是屈原《天问》原貌。

离别之痛:《离骚》的意旨与篇题

关于《离骚》的命篇之意,自司马迁以来有"离忧"、"遭忧"、"别愁"诸说。这些说法虽各有所据,但整体上未能密合《离骚》文意。从文本分析来看,《离骚》表现了抒情主人公决计远逝自疏、离别故国之际的心灵悸痛。从语言性质来说,《离骚》使用的是与中原雅言高度一致的书面楚语。以此为出发点,结合先秦其他文献的相关训解,可知"离骚"当解为"离别之痛"。

两汉时期屈原的崇高化与《离骚》经典化历程

根据屈原与《离骚》在汉代的地位衍变历程,认为汉代统治者的政治需求、两汉文人的崇慕与赞美,是促成屈原地位崇高化、《离骚》经典化的关键性因素。总体看,屈原与《离骚》在汉代的地位衍变经历了西汉初年、汉武之世、西汉后期和东汉时期四个阶段。在此期间,屈原由凡人而贤臣,由贤臣而圣人,而《离骚》也随之由"赋"而"经",最终成为文学经典。从此,屈原便以"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典范而载入史册,历久未变。

屈骚中的“彭咸之所居”和“彭咸之遗则”

屈原作品中提到的彭咸之所居,均是与抒情主人公的神游相关联,是以西海和若水为空间背景。那里是楚族发祥地,是彭咸之所居的地域。彭姓与楚族同出自颛顼,存在血缘关联。彭姓在由西向东的迁移过程中,在岷山以东留下一系列痕迹,可作为追寻彭咸之所居的参考。彭咸之遗则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特立独行,不趋时媚俗;二是由诸内而发诸外,性格耿介;三是清廉峻洁,不染尘埃。屈原对彭咸的推崇,表现的是恋祖情结和尚贤理念。

试论屈原的大众文化批判

屈原的批判,从对象上看,突破了狭隘的对某一特定对象或君王或小人,或精英阶层或普通大众的范围,而上升到对整个国家、时代和社会的批判;从内容上看,则同样超越了单纯、偏狭的或政治的或道德的或社会的批判,而成为一种涵盖此之种种在内的,更广大、更普遍的大众文化批判。

从《离骚》看屈原的美政理想

屈原的代表作《离骚》是一篇体制宏伟、意蕴丰厚而深刻的政治抒情长诗。我们可以从中窥见屈原的美政理想∶推崇往古的尧、舜、禹、汤、文、武之治,主张"有德在位",建立"以民为本"的"德政";改革贵族特权制度,主张"举贤授能";主张变法革新,实行"法治"。屈原主张的德政与法治,二者并非矛盾,恰恰表现出他作为地主阶级杰出政治家的远见卓识。

论屈原作品和骚体纪行赋

昔文士羁旅,多作行旅赋,经途草泽之际,或欣于山水之美,或怵慑羁役行难,途中之所见、所闻、所感,往往映射内心情志与理想。屈原一生三度遭遇放逐,足迹经湘江,越洞庭,渡沅水,彷徨山泽,无所告诉,因而写下《离骚》《涉江》《哀郢》《抽思》《远游》等诸多纪行之作,文采斐丽,寓意愤然,自汉代刘向继作《远游赋》之后,启示骚体纪行赋的写作。

论先秦的成仙模式——屈原“游仙”幻想的宗教学分析

屈原名作《离骚》虽然文辞华美,但是诗中"游仙""求女"这两部分内容的出现却与诗歌前文所要抒发的愤懑之情不甚契合,令人费解。《离骚》中的"游仙""求女"内容并非是诗人有意虚构的情节,而只是记述自己某种不自觉产生的幻想。这些幻想时常萦绕在诗人脑中,挥之不去,以致巫学功底深厚的屈原对其产生了宗教神学的误读,自以为谪仙下凡辅政,若假以法术,死后灵魂定能重归仙界,故而选择了在吉日投水而死,既是悲愤殉国,亦为水解化去,弃世登仙。同时,藉由对屈原的成仙努力的分析,可以看到在先秦时期原始宗教观念中已经形成了建功升仙、遇仙增寿、尸解化去三种成仙模式。

论楚辞流传与“屈原一家之书”的《楚辞》结集

楚辞的长期流传,首先是自上而下,然后自下而上,进入汉代通过三条线索得以汇编结集。今本《楚辞》是一部体例极为特殊的文学选集,它在实质上乃是“屈原一家之书”,所收作品也似有经、传之分。《汉志》不录《楚辞》,并不能否定刘向的编纂之功,刘向编《楚辞》是他在废弃期间的“个人行为”,而他后来奉诏典校经书则是“政府行为”。

屈原作品在朝鲜半岛的接受与屈原精神域外文化凝聚力的探讨

屈原作品进入朝鲜半岛后经历了两个接受的黄金时期，即李氏朝鲜时期，文人对其内容与形式的仿效、阐释或评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韩国教育科研机构对楚辞的教学、翻译与研究。屈原忠贞、爱国精神倍受朝鲜文人推崇。屈原作品的汉宋辑注本决定了朝鲜半岛读者接受屈原精神的忠君爱国基调；而“壬辰倭乱”激发了朝鲜文人与屈原的爱国“共鸣”。中韩端午缘昭示了屈原精神的超时空永恒价值特性及屈原精神在世界文化史上的凝聚力。

试论屈原《离骚》的神话寓意

本文以《离骚》为文本,以《山海经》神话为主要依据,试图从政治理想、生死观念、文化取向三个方面,探寻屈原以宗族之恋为主的独特的精神境界、文化体系及其重要的思想认识价值。

《离骚》“求女”指意探微

关于《离骚》“求女”的蕴意说法甚多,然以王逸的“求贤臣”之说最为确当。“高丘之女”象征楚国王廷里的近臣;“下女”象征即将成为楚王近臣的楚国地方官员或楚国贵族;他国之女象征其它侯国的臣僚。屈原“求贤臣”的目的乃是希望通过这些贤臣的帮助,获得楚国或他国国君的信任,以顺利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

拟骚作品的接受与传播

通过清理《九辩》以及汉代拟骚作品中有关屈原及楚辞作品的流传,可以了解战国至西汉初期楚辞作品流传的具体篇目和屈原的遭遇事迹,由此形成的以屈原为中心的楚辞文学的传统,可以弥补先秦、汉初文献记载的缺失。特别是其中大量的诗句因袭,可以见出作者的精心构思,并不是所谓的简单模拟。它是以第一人称方式,以屈原身份说话的艺术表现方式。

汉代骚体赋的京都抒写

汉代骚体赋承续了屈辞的恋都主题,而在汉代不同时期的政治环境中具有分化的表现。屈辞抒写的郢都,恒与家国、姓族、故乡乃至自身命运、政治理想、姓族荣耀一体交融。然而骚体赋在东汉中期以前的帝京眷恋却排斥了故乡的思念,变成政治热情和出处志节的单项维系,这是皇权稳固的时代士人政治热情的集中体现。东汉中后期皇权渐衰的政治局面和仕进不达的现实困境反映为骚体赋抒写对于京都的疏离,故乡的回归成为抒写的主题。从屈辞到骚体京都抒写的汉代演变,显示为一体文学的主题回环与分化过程,反映了士人对于政治仕进依违难决的矛盾心态。

公义的审判:《离骚》与《约伯记》主题再比较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叶前后,日本学者三泽铃尔称"屈原完全应该视之为传说性的人物"的"屈原否定论"一出,即在我国楚辞学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学者们大多从屈原及其作品的不容否定出发,对其进行了批驳。本文舍却这场争论的是非曲直,从约伯和《离骚》抒情主人公个人生命意识的觉醒角度出发,对两篇巨著的主题进行再比较,认为《约伯记》和《离骚》同中有异,异中有同:所同者为约伯和屈原都怀揣着对人间绝对公义的执着追求;所异者为在这种追求遇阻之时,约伯最终为自己找到了现世的出口,屈原却只能以毁灭肉身来抵达精神的彼岸,希求在另一个精神天国中去实现自己的人间理想。

张孝祥的洞庭诗文及其尊屈倾向

张孝祥是南宋著名爱国词人 ,曾三次到过湖湘 ,经过洞庭 ,写作了大量诗词文赋 ,表达对屈原的景仰 ,表现出明显的尊屈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