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时期中央文学研究所对文学新人的培养

“十七年”时期,中央文学研究所开启社会主义文学新人培养工程,培养新中国文学的新生力量。办学模式方面,侧重“小而精”的培训,招生计划、教学安排、师资队伍配备等体现了培养工农文学新人的诸多努力与创新。办学理念方面,既自由活泼,鼓励讨论争鸣;又严肃紧张,突出政治规训。办学质量评价方面,尽管人们常常诟病中央文学研究所培养的大作家和创作的名作品少,但综合考量其办学目标定位、生源质量与培养成效,大体实现了办学初衷,且对20世纪50—70年代乃至新时期初始作家队伍建设和文学生态建构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社论化:“十七年”文学批评的一种形态

“十七年”时期,社论这一当代报纸的新闻评论方式,被广泛运用于文学批评,形成了这一时期特殊的社论化文学批评形态。社论化文学批评以其特定的话语方式,参与了“十七年”的文学生产和文学消费;更以其特殊的话语内容,深度参与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史、思想史的建构。文章超越纯粹的“美学的”批评方式,重返历史现场,分析社论被广泛运用于文学批评的时代语境;进而采用史料统计方法,呈现社论化文学批评的运用情况;并采取话语分析的方法,分析社论化文学批评关注的主要内容,以揭示社论化文学批评积极参与社会史、思想史建构的内在逻辑。

“历史”的多样化叙述——关于当代文学史写作的对话

中国当代文学走过了 5 0年的风雨历程 ,当代文学史的写作也到了一个重要的转型阶段。今天 ,我们面临的当代文学史写作现状是多元与多层的 ,这是一个好现象。但其中仍有许多问题值得我们思考。当代文学史如何选择“经典”文本 ?十七年文学应该如何评价 ?当代文学史写作如何回到“文学”与“历史”本身 ?

“十七年文学”评价与文学经典性问题

"十七年文学"的评价充满争议,其背后蕴含着与对文学经典性密切相关问题的不同认识。首先是文学评价的标准问题,它关系着文学经典最根本的原则,也是"十七年文学"评价分歧的重要归结点。将文学标准的绝对性与相对性统一,我们既能认识到"十七年文学"的价值,又看到它与经典的距离;其次是文学经典构建中的外部因素问题,它也深刻地影响到"十七年文学"的研究和评价。客观辨析这些外在因素,同时更应该认识到建构文学经典的最根本因素是文学性。"十七年文学"评价问题对中国新文学的经典建构提出了建设性的启示:一是回到以文学为中心的评价标准;二是强化对文学规范的建设;三是客观认识非文学经典作品的意义。

十七年文学研究“热”的几个问题

"十七年文学"研究渐成学术热点,其中原因值得深究,无论是历史演进中的心理补偿、"现代性"反思的推动还是"新左派"思维的影响以及新的文学文献的发掘和使用,都有其各自的理由,但也存在相应的问题,新的学术研究的基础应该是回到文本,通过对文学文本的解读构建历史的真实景观。

《为奴十二载》的伦理表达与生活书写

自传体小说《为奴十二载》以主人公所罗门·诺瑟普屈身为奴的十二年经历为主线,使用倒叙和插叙的手法,成功再现美国南北战争前期惨无人道的奴隶生存状态,真实记录主人公为"回家"而隐忍十二年的心路历程,揭露奴隶制下的残酷人性。以文学伦理学批评为研究视角,沿着"回家"这条伦理主线,通过还原"被卖为奴"发生的"伦理现场",逐一解构小说中的"伦理身份"、"伦理选择"、"伦理意识"等"伦理结"。在伦理意识的驱动下,所罗门选择通过以文字这一独特的文学样式来叙述自己的生活经验,代表整个黑人民族进行伦理控诉,揭露了万恶的奴隶制和暴力等级秩序,奏响了献给黑人种族的赞歌,并表达了反对奴隶制度的伦理诉求,最终推动了废奴运动的进程。

当代文学在80年代的“转型”

由于历史阐释的强行进入,实际存在着多种意义上的"当代文学",如十七年、"文革"和新时期等等。该文试图从当代文学与80年代语境的关系入手,从四个方面重新理解当代文学在这一阶段"转型"的形态、矛盾和表现。作者认为,在"新时期",如何接受"十七年"、如何转换文学批评阵地的功能、改变文学生产的方式以及如何看待翻译的政治等问题,都将会对这一时期的文学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

翻译文学期刊构建的“世界文学”图景——以建国初期的期刊文学译介为例

《译文》(1959年之后更名为《世界文学》)是建国初期17年间唯一从事文学翻译活动的期刊。对该刊物的统计表明:苏俄文学的译介数量最多,其次是西方国家的进步文学,再次是亚非拉文学。该刊物一直将构建"世界文学"图景作为刊物的主要目标。建国初期的17年间,文学和政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译文》(《世界文学》)也受到了政治意识形态的操控,政治正确成为了期刊文学译介的主要标尺。"政治正确"在该时期有如下三个方面的体现:"现实性"和"战斗性"并重;文学形象的选择性呈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的兴盛。

建国后十七年关于文学经典的批评

建国后十七年,文学批评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通过掌握文学经典的解释权力而取得了主导地位,其具体方式是:颠覆原有经典,重新确认经典,文学经典重释,强化原有经典。简言之,通过共时态的文学经典建构与历时性的经典评价从而实现文学批评的经典化。由于文学经典的形成受他律性因素的支配,文学批评的经典化与非经典化范围总是处于流变之中,其流变的复杂过程呈现了建国前后文学批评观念的转型态势,也预示着建国后主流批评话语的建构方向。

“清洁”的文本与“衰竭”的主体——论“十七年”文学批评的规训与惩罚功能

由于依托于民族国家话语和主流意识形态,"十七年"文学批评的功能和性质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由对于文学的审美评判转向了对于文本和创作主体的政治批判,并衍生出了具有高度规范化和裁决力的规训与惩罚功能。对那些不符合意识形态规范的文本,主流批评家进行了干预和批判。作家依照批评意见修改文本,努力使其变得"清洁"和纯粹,并做出了检讨和自我批评,但他们并未因此而重新被意识形态话语所接纳。文学批评的规训与惩罚功能使作家作为写作主体的独立性和思考能力日益衰竭,也造成了"十七年"文学作品某种程度的相似和一致。

“十七年”文学写作方式的“一体化”特征

从文本生成的方式及过程上来看,建国后"十七年"的文学具有明显的"一体化"特征。在这一时期,作家从对创作素材的加工,到对作品的修改以及作家的写作活动本身,都被纳入到一种有着明确的意识形态指向性的系统之中,从而使得作品的意义走向得到可靠的保障。

论“十七年诗歌”与政治文化

作为一个特定时期的文学现象,“十七年诗歌”无疑是和“政治”具有密切关系的。然而,无论从研究的角度,还是反思文学史的角度来说,对于这种关系的分析都不宜作浅表化处理。而从政治文化的理论视点出发,从四个主要方面对“十七年诗歌”进行分析,其最终目的就是希望在重新审视这段历史的前提下,发现问题。

文学经典的批评与文学批评的经典化——以建国后十七年文学经典的批评为中心

建国后十七年,文学批评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通过掌握文学经典的解释权而取得主导地位,其具体方式是颠覆原有经典、重新确认经典、文学经典重释、原有经典强化以及确立新时代经典,简言之,通过共时态的文学经典建构与历时性的经典评价从而实现文学批评的经典化。由于文学经典的形成受他律性因素的支配,文学批评的经典化与非经典化范围总是处于流变之中,其流变的复杂过程呈现了建国前后文学批评观念的转型态势,也预示着建国后主流批评话语的建构方向。

《文艺报》与“十七年”作家自我批评空间建构——以作家“成长”轨迹为中心

"十七年"文学批评进程中,《文艺报》以权威主导角色参与了作家自我批评空间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构。以《文艺报》为中心的考察,清晰地展现出"十七年"作家在自我批评中"成长"的大致脉络。作家生存方式与身份是重要影响因素,而《文艺报》上折射出的作家转型、调适与新生的心路历程为我们了解此"成长"轨迹提供了最好的参照。

论十七年农村小说中的城市书写

十七年农村小说既描写农村风貌,叙述农民的悲欢;又书写城市,城市工业化建设、城市面貌、城市商业活动以及农民的城市梦想等内容或多或少进入作家的创作视野。十七年农村小说城市书写透视出城市生活的许多重要侧面和城市发展痕迹,一方面拓展了十七年农村小说的内容和视野,为农村小说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学术空间;另一方面在城市书写中流露出作家内心的真切体验,表达出作家微妙的意向,凸显出作家的主体精神,潜藏着作家的现代意识。

“大众”与“工农兵”批评话语的生成和流变

随着20世纪前半期中国革命和政治形势的剧烈变化,文学批评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逐渐紧密,由"大众"及其演化而成的"工农兵"批评话语也随之发展,在不同时期的批评实践中得以利用和阐释,被赋予了不同的功能与内涵。本文意在考察从革命文学时期到"十七年",在与不同政团和政体意识形态的"合力"中,"大众"与"工农兵"批评话语的生成和流变,及其折射出的文学批评祛除审美成规、终至"不能自主"的过程。

时代脉动的展示 学术探索的收获——2015年湖南文艺理论及文学批评研究综述

2015年湖南文艺理论研究既关注当下文艺理论热点,突出探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新发展与新内涵,又以求真的精神和开放的胸怀研究世界文艺理论的新成果与新动态,取得新的收获;文学评论既执着于经典作家作品的深入发掘,又密切审视湖南本土文学创作,既坚持传统研究方法,又不断拓展新的学术视野,总结其创作艺术的得失,书写了新的篇章。

《文艺报》与“十七年”文学批评标准和模式的建构

十七年文学批评进程中,《文艺报》在文学批评规范方面起到积极的媒介建构作用,在批评规范的批评标准和模式层面,《文艺报》传递出规范建立的思想源头,同时也在整体互动效应中参与规范的建构作用。

人性、人情:在“合情”与“合法”的夹缝中——“十七年文学批评”关键词研究

人性、人情的"合情性"存在是文学的一种内部规律,但在"十七年文学批评"中,人性、人情被抽象为社会性而贴上阶级性标签,人性、人情的"合情"性遭遇来自阶级性这一"合法"性的挤压,而只能在文学自身审美特征的"自律"性、"合情"性与社会意识形态变化的"他律"性、"合法"性的夹缝中求得一点生存的空间。

写什么和怎样写:十七年小说的生存限度

小说的价值在于其"写什么"的独一无二性和"怎样写"的最大发展空间。从解放区的扩展到共和国的建立,新的世界和新的生活使小说面对新的"写什么"的课题,并带来小说自身能写的无穷可能性、小说叙事方式的多样性和小说家被允许写什么、怎样写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冲突。当"写什么"决定了一切,排斥了"怎样写",小说的生存空间就大大萎缩;而当"写什么"被封闭进规定的"写生活是什么",小说生存的限度就更加岌岌可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