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基博骈文批评对刘勰文学批评的继承与发展

钱基博在文学批评方面对刘勰特别推崇,其《骈文通义》一书就是明证。该书一方面继承刘勰《文心雕龙》中“擘肌分理,唯务折衷”的总体批评方法,对骈文产生的原因、流变过程、典型作家与作品,以及骈文与散文之关系等问题做了深刻的阐释;另一方面又取法刘勰《文心雕龙》中“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的文体批评方法,深入辨析骈体文。同时,在继承的基础上,他又自出机杼,进一步发展创新:一方面,将“骈文话”引入书中,并且加以改造,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文体批评的方式和方法,另一方面,在论证体制上将《文心雕龙》文体论中各个步骤都由原来的语段状态发展成专题论文,形成完整的议论体系,在当时和以后的骈文批评中都具有启发意义。

宋代诗话对刘勰“风骨”论的文学接受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提出的“风骨”之说在宋代诗话中发生了多样化的改变:北宋中期欧阳修等人倡导的“尚健”诗风着重宣扬“风骨”中雄健阔大的一面;江西诗派更关注诗人的性情和品格如何通过语言呈现在诗歌之中,对语言“生新瘦硬”的追求使得他们更看重“风骨”之“骨”对言辞的要求,并在宋代理学家“气本论”的影响之下,变“风骨”为“气骨”;南宋后期的诗论代表严羽虽对江西诗派的观点有所纠正,但又将“风骨”论从美学要求变成了对建安文学风格的概括,当前学术界评价建安文学最常用的“建安风骨”便源于此。

“以技为喻”释“雕龙”——《文心雕龙》书名再探

“以技为喻”是以百工技艺比譬文学创作的独特言说方式,是《文心雕龙》“象喻”批评最重要的分支与譬喻类型。《文心雕龙》书名中的“雕龙”一词,除与“雕龙奭”的典故相关外,亦是以雕龙技艺比类文学创作的“象喻”言说。在“以技为喻”视阈下考察,刘勰以《文心雕龙》命名其论文钜制,寄寓了三重意涵:一是借古代雕龙技艺渐趋繁复的历史演进以及“雕龙奭”典故的修辞指向,说明“雕缛成体”的文学规律;二是借雕龙技艺“金相玉式”“符采相胜”的审美经验,阐述“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的文学理想;三是借“龙纹”沟通天人的媒介作用,确立文学“赞天地化育”之神圣功能。

中国文章学巨著的阐释与应用

《〈文心雕龙〉精义今释》内容丰赡、精义迭出,呈现出“开宗明义、提出己见”“以‘文’为线,勾连各章”“道以文明,泽被后世”等特点。全书论断明晰、指导现实,具有学术价值和现实价值。本书也是内蒙古师范大学龙学团队为龙学界奉上的又一部新的力作。

论《文心雕龙》创作论中的主体间性思想

《文心雕龙》对创作主体与“物”主体、他者主体、内在主体以及语言主体之间主体间性关系的描述,变主客体关系为主体间性关系,将仅描述人与人的主体间性关系拓展至人与世界万物,这种将情感投射于对象使其主体化、人格化并与之交往的思想,正是《文心雕龙》创作论的独创性所在。创作主体与“物”主体邀游交流生成的“思理”、与他者主体研阅沟通产生的“穷照”、与内在主体资养交往达成的“虚静”状态,以及与语言主体精微对话形成的“焕然”的艺术境界,都阐明了主体间性思想的意义所在:主体在与另一主体沟通交往过程中,彼此都获得了超越单一封闭主体的新内涵,生成了主体与主体融会后的新意义。

论《文心雕龙》“神”范畴的意蕴

“神”在《文心雕龙》中出现次数颇多,刘勰“神”论上承老庄哲学的论“神”思想,受魏晋时期“形神之辨”风气的影响,刘勰赋予“神”系统深刻的内涵,拓展了“神”这一范畴的多义性、丰富性和深刻性,使“神”成为中国古典诗学一个重要的范畴。在文学产生阶段刘勰把超自然的“神灵”作为文学的描写对象,解释了作为文学规律的“神理”;在文学的创作阶段刘勰剖析了“神与物游”的想象和“神用象通”的灵感,强调了人的精神在文学构思中的重要作用;在文学的接受层面刘勰提出凸显自然之妙的“神妙”和以情为本的“神理”,深化了文学的审美意蕴。《文心雕龙》的“神”范畴对后世的文艺创作和文艺理论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价值。

《文心雕龙》“传神写照”论发覆

“传神写照”是魏晋六朝时期一个重大的美学命题,对后世影响较为深远,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却从未征引此术语,但仔细考究,可以发现《文心雕龙》中是有大量相关理论存在的,刘勰吸收了顾恺之“传神写照”论中的思想精华并加以改造和升华,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学理论。在本体论中,《原道》篇指出“神理”是文学产生的根源,在对“文”的本体追问中呈现出了“神”的审美意蕴;在创作论中,从审美想象的过程出发,与“传神写照”中的“迁想妙得”相似,但不同的是,刘勰将“想”更为具体化,融入了“志气”和“辞令”,认为二者是传递“神思”的关键机枢;在作品论中,《风骨》篇中“风骨”(“情”“志”“理”“神明”)和“采”(“文辞”“词采”)对举,“采”就是为传达出“风骨”的精神内蕴而服务的;《隐秀》篇更加侧重于对意象的描写,类似于“传神写照”的审美途径,即以“隐”写“秀”;在接受论中,通过对“神明”“神异奇伟”和“精诚忠信”的心理感受来感知“神明”的存在。

《文心雕龙》上篇的“文学自觉”阐释

“文学自觉”这一命题含义模糊,通过对《文心雕龙》上篇的阐发可以解决“文学自觉”含义的泛化。《文心雕龙》上篇以“大文学观”为基础,修正了“纯文学”视野对文学的狭窄定义。上篇的篇目呈现层次分明的“文体序列”,可以衡量文章的“自觉”程度,规定了文章书写的广度、深度和表达的自由度。上篇的结构体现以文章为中心的“阐释空间”,通过理想作者和理想读者的建构来确立文章的“正体”,形成一套独特的“文学自觉”标准。

从《文心雕龙札记》看黄侃的骈散观念

黄侃先后参加了清末民初的骈散文派之争与新旧文学论战,在论争中形成了宏通的骈散观念,他作《文心雕龙札记》,推重刘勰《文心雕龙》的折中之旨以调和骈散。围绕各学派的论争焦点,黄侃从内涵与外延分别定义文学范畴,在兼顾文体纷杂的同时强调声律、辞采的重要性,并主张兼习文笔之体。黄侃秉持骈散并重的态度,力主骈文实不可废,提倡奇偶适变,他兼重命意与修辞,细析并评点《文心雕龙》所总结的声偶文学修辞技巧,倡导为文者创作辞义相称的作品。黄侃通达的骈散观念既对桐城派文采不足之弊予以纠偏,又对《文选》派持论过严之处加以补正,推动了骈文与散文两派的互融。

黄侃《文心雕龙札记》成书详考

黄侃早年在北京大学授课,有《文心雕龙札记》传世,已成为现代文史学术经典。该书从讲义到公开出版,过程颇为复杂。最早采用油印和铅印形式,凡31篇。铅印的下半部16篇庋藏北大图书馆,至今缺乏研究。1920年代初,顾名将最初油印31篇的下半部20篇改题《文心雕龙笔记》作为平民大学讲义铅印。1927年文化学社版即据该本,并附录骆鸿凯《物色》。黄侃离开北大后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和中华大学任教,约于1923年铅印31篇本讲义,并在《华国》月刊连载,因《华国》停刊而中辍。1935年黄侃去世,中央大学《文艺丛刊》刊发讲义上半部11篇。1947年,四川大学将《文艺丛刊》与文化学社本合集为31篇本刊印,流传不广。1962年,中华书局再次将两者合集出版。但已非《札记》的原貌,须要进行文本复原的工作。黄侃《文心雕龙札记》是现代大学讲义的形态演变的一个典型个案,产生于近现代思想转型期骈散相争、文白对立的北大讲坛,因此更有细致探讨的必要。

《文心雕龙》研究的发展脉络与热点展望--基于CNKI核心论文的可视化分析

《文心雕龙》是中国古代文论的集大成著作,对相关研究作可视化分析能深度梳理“龙学”的学术脉络,把握其发展动向。运用文献计量工具CiteSpace与Vosviewer,以中国知网(CNKI)的703篇核心文献为数据样本,通过绘制文献时空分布与热点趋势演进的各类知识图谱,定量研判《文心雕龙》研究现状。结果显示:“龙学”研究经历起步、增长、深化3个阶段。立足院系传统,形成主要作者群与机构群,但合作强度不高。“龙学”体系建设、典籍对比、创作论、英译等是共同聚焦的热点主题,英译、与中国文论的关系等将在后续研究中持续凸显。

《文心雕龙》“金相”三句译释辩证

《文心雕龙》共有三个“金相”句,分别是《辨骚》篇中的“金相玉质”与“金相玉式”,以及《书记》篇中的“既驰金相”。由于《毛传》将《诗经·大雅·棫朴》“金玉其相”中的“相”释为“质也”,所以绝大多数译注者受其影响,忽略了《辨骚》篇的论证语境,也将其中两个“相”字解释为“质地”之类;但对于《书记》篇“金相”句中的“相”字,他们却又转而释为相反意义上的“形式”“文采”“辞藻”之类。事实上,《毛传》解释“相”字的合理性尚待考证,而《文心雕龙》中这三个“相”字也并不必然与之互文用同,从它们各自的论证语境看,其意义具有同一性,但不宜释为“质地”之类,宜皆释为“形式”“文采”“辞藻”之类,这也符合刘勰对《楚辞》与“书记”类作品的整体认知和判断。

《文心雕龙》“情采”的英译及其变异研究

在《文心雕龙》“情采”篇中,刘勰论述了“情”与“采”之间的关系。用“情采”阐释“文质”,在儒家文论的基础上进一步突出“采”,构建了新的“文质”关系的范畴。本文从比较文学译介学以及变异学角度出发,分析施友忠和杨国斌两个全译本中关于“情采”的英译,对比两个译本在语言层面、语义层面及文化层面的差异,结合刘勰的“情采观”原义,对英语世界中“情采”的翻译及阐释进行观照,解蔽其中的“创造性叛逆”和变异现象,为建构中国文论的海外译介路径提供思路。

《文心雕龙·练字》异文校读

《文心雕龙》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第一部系统的文学理论巨著,文章以《文心雕龙》第三十九篇《练字》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比当今各权威版本对《文心雕龙·练字》字词使用情况的注解,分析其字、词及其表达等方面存在的异文现象,并探求其产生的原因。

论《文心雕龙》对《文赋》写作技巧的继承与发展

《文赋》探讨了文学创作的诸多核心问题,对文章的写作技巧也有较为深入的分析,在谋篇布局、文辞表达方面都有精辟的论述,对后世的文学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刘勰的《文心雕龙》同样关注文章的写作技巧,与陆机相比,刘勰的论述更加系统且深入。一方面,《文心雕龙》对《文赋》所论及的写作技巧有所继承;另一方面,刘勰不仅对《文赋》中未详尽阐述的写作技巧进行了系统的论述,甚至创新性地提出更为深刻的见解,使文章的写作技巧朝着更全面更严密的方向发展。

诗化描述与理性论述:《文心雕龙》书写语言的两种模式

《文心雕龙》作为具有文论和文学双重性质的著作,其文论与文学双重成就的取得与书写语言密切相关。本书书写语言主要有两种模式:一是诗性描述式形象化语言,二是理性论述式理论化语言。描述性形象化语言主要体现为对自然景物的描绘、大量的比喻及典故运用等;论述性理论化语言主要是对理论观点、概念范畴进行阐述诠释,具有明晰性、逻辑性及简约性等特点。由于两种书写语言各有利弊,刘勰采用交互并用之法,取长补短,不但使"体大虑周"的文论思想得到明晰透彻地阐释,而且赋予了本书丰富深厚的文学韵味,从而使《文心雕龙》成为中国古代文论史乃至世界文论史上最具文学性和审美色彩的文学理论宏伟巨著。

楚辞与汉代骚体赋流变

汉人辞、赋不分,及王逸《楚辞章句》以书定名、南朝《文心雕龙》《文选》辞、赋二分,不害本来为一。屈原人格精神系于三代理想与楚人气性,屈《骚》等怨怼激发,以抒情为主线,重沓繁复,散语长短参差,广托名物,富于描写,多述楚地、楚物及远古三代“虚无”之事,迥异《诗》四言重章叠句的咏唱,别立一体,独守乡风,略无祖《诗》之证。汉儒将《诗》《书》等据为经典,从经义立场对屈原及其作品予以扬抑褒贬,固无所契。汉代骚体赋取效屈宋等,所祖不一,衍为弔屈与自悼、《太玄》与《思玄》、自我抒情或代为抒情、述志纪行,以及骚体叙物,或参大赋,大都系于一己进退、宠辱、生死,或“心存魏阙”,以理节情,归于经义,叙事纪行,由虚转实,结构严谨,句式整饬,多以议论抒情,名物、描写为寡,卒至不克铺陈。

《文心雕龙》及唐人论转韵

转韵问题曹魏时期即已提出。刘勰之后,唐代王昌龄、《八种韵》均论及转韵。刘勰只是各种转韵说中的一家。从创作看,押韵转韵有一个发展变化过程。这是《文心雕龙》转韵之说的创作背景。刘勰没有把转韵和风骨问题联系起来,没有考虑转韵即无力的问题,没有考虑到诗体观念影响着押韵。

体道行志:刘勰文学本原论

《文心雕龙》是贯注着刘勰哲学性思考的文学纲领。刘勰志在经世,以撰著入道见志之子书的态度、注经的严谨与诚挚,写成《文心雕龙》一书,力探文学本原,在文学场阈实践其体道成圣、行志济世的理想,并且将这一思想,始终贯穿全书,将形而上的高远追求与形而下的表现方式相结合,形成了体大虑周的巨著,为后世揭示了伟大文学应具备的基本因素,对我们今天的文学创作与理论批评,有其裨益。

《文心雕龙》文体论的文学理论意义

《文心雕龙》所论的是广义的文章,虽然其中很多文体至今已经消亡,其现实的理论意义并不大,但是整个文体论部分包含了许多文学理论,值得我们加以总结。这里论及四个方面:依书中的文体类分,可以看出刘勰的文学观念;书中对文体发展的描述,直接体现刘勰的文学史观;文体论中运用文体比较的方法,从中可以看出刘勰自觉的文体意识;全部文体论中贯穿刘勰文学功用的思想,它统摄在宗经观念之下,与《文心雕龙》全书的指导思想正相扣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