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华文派诗歌创作及诗学思想研究

金华文派作家群是元明之际诗坛上一支重要力量,其诗学思想在崇尚平易正大诗风、注重自得之趣的同时,强调诗歌关照历史现实、体悟山水自然之美。他们追求“合乎法度”与“本乎性情”的辩证,重视自我感情的抒发,主张人品与诗品相结合,由师古而师心,自成一派。金华文派的诗论不像宋代由于理学的兴盛将诗学导入艰涩,反倒是他们的实践探索和理论成果引导诗学走向深入,为明代诗学批评的发展注入多元活力。

繁缛富艳:汉末魏晋易代文学的才情底色

文学是时代的产物,既有共性,也有个性。建安时期,曹操三次发布求贤令,打破了汉代以道德文章为标准的程式化人才选拔方式,大量辞章氤氲而又个性鲜明的文人脱颖而出。曹操、刘备、孙权政治集团,尤其是在曹氏父子麾下,聚集了众多擅长文学、辞采斐然的士人,由此形成汉末三国以文采见长而精彩纷呈的文学画卷。三家归晋,能够和敢于入洛仕进的“亡国之余”,唯可凭借的即是自身的才学,而个体的才华和能力大多体现在文辞富艳、辞采华美、深情低回的文学创作乃至文学风格上,由此出现了晋世群才雕采饰藻、挺拔峻峭的文学特色。时代不幸诗家幸,汉末魏晋易代的人才流动,因才情为文学,呈现出传统中国文学史上色彩斑斓的文学景观。

甬上证人书院与清代浙东文派的理论生成和创作实践

甬上证人书院是黄宗羲面向浙东文士讲学的教学平台,也是他由抗清斗争转向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的交流平台。黄宗羲通过证人书院讲学和交流,推动了浙东学派的繁荣和兴盛。浙东学派不仅学术成就突出,而且文学思想和文学创作也颇有特色。作为一个文学流派,浙东文派的理论生成和创作实践也与证人书院关系密切。证人书院为浙东文派培养了大量稳定而交流密切的文学人才,即便是讲学活动中止后,依然如此。证人书院的学术导向和文学教育极大地推动了浙东文派重构文学与经史之学的融通,文学思想和创作具有鲜明的“儒者之文”与“文人之文”的中和特色,不仅有力地批判了明“七子”的模拟之文,而且具有强烈的经世观念和主体意识,为清代文风发展开辟了新路径。

南宋初期诏令与文风的演变

诏令不应该仅仅是研究文学历史语境的史料来源,它与文学的深层纠葛更应该受到重视。在两宋之交的历史语境下,南宋初期与文学相关的诏令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性。文学摆脱了北宋后期的封禁枷锁,开始恢复生气,诗赋取士重新成为国家的基本政策。南宋初期由于皇帝对苏轼的偏爱,全国上下掀起崇苏热潮,促使江西诗派勃兴并成为文坛主流,对南宋文学影响深远。绍兴年间,朝廷实行严厉的言禁制度,尤其是震惊朝野的多起诗文获罪案例,对全国的诗文作者形成了强大的震慑力,这种高压的文艺政策促使献赋颂成为一代文风。

从区域格局看宋元文派的文法观

宋元时期散文流派的文学版图,就空间取向观之,传统地可划定为南北二块。从南北文学冲突与融合的角度来看,北宋洛阳文人集团在宋初南文北移的文章演进中担当了中坚力量;从诗文革新历程而言,北宋东学文派内化议论实用、辩明经籍的精神于文章创作中,是诗文革新运动中不可小觑的一支生力军。南渡之后,文化中心的逐渐南移,南部也呈现出江西、浙东不同区域的文派景观,这主要由南宋已降特殊的时代背景导致而成。从整个宋元时期的文学版图而言,也有东西走向,这里的“东”主要指东南尤其是福建地区,“西”则单指四川等地区。宋元文派的文学版图依照时代演变、区域格局和作家观点三重理路而建构,在时、空、人三位一体的间架下,文法取向染上了地域文派的特殊性。

文学视角中的“鸿都门学”——兼论汉末文风的转变

汉灵帝时期设立的鸿都门学 ,是为了平衡政治势力而组建的颇有特殊性的政治集团 ,并非文学集团 ;从文学地位、文学观念、文学创作及其影响来看 ,鸿都门学不能代表那个时代的文学风气 ,更不是魏晋文学自觉的前奏。汉末文风的转变是由于在政治环境影响下文人心态、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变化以及道家思想的兴盛、经学的衰落等因素造成的。

试论郝经文学创作的渊源与造诣

郝经以理学著名,对其文学成就与文学史地位历来较少注意。文章以郝氏文论为主并联系其各体文学方面的创作实践,探索其文学创作的渊源及其艺术上所达到的成就,指出郝经以金代中期以来形成的"国朝文派"为其文学基础,并上溯到以北宋中期文学为下限的整个古代文学传统,对宣和以下的宋代文学则有所贬抑,隐含有以金元文学为正统的文学史观。郝经同时继承宋金时代理学与文学两方面的传统,重视诗赋文章的艺术表现,注重才情,表现出气格与法度并重的创作倾向。其古文继承唐宋古文家的思想与艺术传统,古体诗与辞赋则追仿汉魏六朝的风格。郝经作为一个处于复杂交错的政治、族群及文化背景中的文学家,是十分值得研究的。

集群流派与布衣精神——清代前期文章史的一个观察

清代前期文坛上若干文人群落应运而起,有的衍变为流派。这些文学集群的存在,再次印证了"文可以群"的古义。在显示清代文运的发足与繁盛的文人群落中,遗民社群、鸿博词人、毗陵四家、清初三大家和桐城三祖因依相应的时代人才条件,鼓荡声气,各有作为。尽管挽奇入正是这个阶段的大趋势,但在这些集群的挺生及前后衔接联系等方面,布衣精神作为聚合元素与文学素质隐然跃动。由此可以构成对清代前期文章史的一个别样观察。

清代蒙古族学堂教育及其语言教育

从 2 0世纪初开始 ,清朝教育制度发生了极大变化 ,出现了近代教育的萌芽。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下 ,蒙古族近代学校教育的艰苦实践和探索也走上新的道路。蒙古族学堂教育是新教育思想的产物 ,虽然同旧的官学有一定的继承关系 ,但它打破封闭的传统教育 ,提倡开放的近代教育 ,由此教育种类和等级开始多样化、多层次化 ,出现普通教育、留学生教育和内地求学等形式。在学堂教育中 ,各种语言教育模式是同时并存的 ,这些模式经过分化和重组后 ,出现向汉语和蒙古语两个单语教育模式或蒙古语汉语双语教育模式集中的倾向。

金代山西文学论略

金代山西文学是山西诗歌史上最辉煌的一页。《中州集》所收诗人中,山西诗人占三分之二。山西忻州诗人元好问,是公认的金元诗坛领袖。活跃在汾河流域的"河汾诸老",对元诗有重要影响。金代山西作家的词、赋、散文、小说等,也有很高成就。山西文学家对于形成独具特色的金代文派,作出了巨大贡献。

试探清季川边康区的边疆民族师范教育

自清季赵尔丰经营川边、设立关外学务局开始,川边康区的边疆民族师范教育机构,如关学师范的先导"四川藏文学堂"、关学师资的临时养成机关"关学师范传习所"、关学师资的长期养成机关"藏语专修学堂"等相继开办起来,对川边康区教育与社会进步发挥了明显的先导与推动作用。清季川边教育与民族师范之所以得到推广与发展,主要得益于官吏提倡推动、政府拨款经营以及给予办学人员、学堂教师及关外师范生精神和物质优待等因素,其中宽裕的经费支持是最重要的原因。

清末官话教学的开展及其启示

随着汉语地位的提高、切音字运动的兴起和统一语言成为共识,曾在清中期雍正年间推行过却没有成功的官话教学又在清末新政时期重新兴起,并进入了现代中小学语文课程体系当中。清末官话教学在课程设置、教科书编撰和师资培养等方面均有独到之处,并取到了很大的发展。官话教学的重新兴起,不仅意味着统一语言的推行,更开了听说教学形式进入中国现代中小学语文课程的先河,对中国现代语文教育有着重大贡献。

金代“国朝文派”的性质及其内涵新探

"国朝文派"语出元好问所编金诗总集《中州集》,当下学者一般将它理解为诗歌流派,而实际上它应是与诗歌相对的文章流派。国朝文派又名中州文派、唐宋文派。"国朝"主要体现其国家属性,"中州"主要体现其地域特征,"唐宋"主要体现其正统意识。

穆卡洛夫斯基的美学思想——兼论布拉格学派的美学贡献

从文学符号学理论建构,文学语言与情感语言、科学语言的区分,以审美规范为中心的文学史观念三个方面分析布拉格学派代表人物穆卡洛夫斯基的美学思想,考察穆卡洛夫斯基以及布拉格学派与索绪尔及俄国形式主义的关系,并对其在20世纪西方美学史上的地位做出评估。

清代文学世家及其家学考略

清代比较典型的49个文学世家,大都出现于清前、中期,主要集中分布于环太湖的苏南、浙北及皖东南经济发达地区,具有十分明显的时空分布特征。文学世家的家学传统非常丰富,有的文学世家以诗文著称,还有一些文学世家善画工书、兼遂经史。清代文学世家与文学流派的关系密切,学派具有鲜明的"家族化"学术特征。清代文学世家的兴盛,与清前、中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有直接关系。统治者的喜好对于文学的发展及文学世家的形成也产生了推动作用。

文人结社在文学流派发展中的作用——以明代为考察中心

文人结社在文学流派的发展过程中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结社活动刺激着作家的创作热情,催生出大量文学作品。社事主盟者往往成为流派领袖,引领流派发展,扩大流派影响和传播流派理论。一些流派在结社活动中逐步形成自己的文学理论,并运用各种方式来宣扬和维护本派的文学主张。流派的诞生与衰亡常常依附于结社的形成与解散,有的是一派多社,有的是一派一社。流派林立与结社风行同时出现在明代,说明两者之间存在着一定联系,通过考察明代文人结社与文学流派的关系,对于探讨结社在流派发展中的作用非常具有典型性,对于中国古代乃至近现代文学流派的研究都有着普适意义。

论隋代文坛的两大流派

隋代结束了中国多年的分裂,建立了统一的王朝。国家的统一并没有带来文学派别之争的停息。细细观察隋代文坛,我们可以发现隋代文学分成两大流派,这就是以隋炀帝杨广为代表的晋邸王府学士派和以杨素为代表的北方士族派。这两大流派文人的组成不同,代表了不同的政治利益,其主导思想亦不同。

外语教育:考察晚清上海对外开放的一个视角

随着晚清上海国际化都市的日渐成型,孵育了一个不断成长的外语教育环境,上海社会学习外语的意识也不断加强。本文立足于晚清上海外语教育与晚清上海对外开放态势间的互动和俱进关系,透过对教会学校、本土学校和非正规化教育等途径的外语教育进行考察,提供了观察晚清上海对外开放的另一个重要视角。

晚清词家词境观念评说

全面清理晚清词家以境界评词的观念,我们可发现词境的生成及获得,须有一个多层级的超越历程:由 泛化至独尊构成了词境观念的存在形式,“不离乎情,不泥乎境”是词境化生的一个基本前提,艺术的时空意识乃是词 境内结构的深度焦点,层次和类别丰富了词境的审美品格,而语言的超越充实了词境的艺术张力。

清初文坛盟祖之代兴:从钱谦益到黄宗羲

姚江黄氏与虞山钱氏是世交,博学擅文的黄宗羲经由文坛盟主钱谦益的奖掖推扬,声望日隆。对于钱谦益的提携之恩,黄宗羲甚为感念,但是黄宗羲的古文追求和审美好尚均与钱谦益有较大差异,因此在对钱氏古文理论继承批判的基础上,他逐渐形成了一套独立的古文理论,并以宏富的创作实绩赢得了钱谦益与其他古文家的一致赞赏,最终成为继钱谦益之后领导群伦的新任文坛盟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