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名与传情:通俗小说征引作者诗集谫论

通俗小说征引作者诗集的现象较为奇特,以前学界关注较少。这一现象与小说家借诗词传名、传情有关,诗词传名是作者朴素思想的呈现,其主要原因是诗文集出版难而小说出版容易;诗词传情体现了小说家主体意识的介入,表现为将自身经历点缀于小说之中,带有自况性质甚至实录性质。该现象的小说史意义有三:明清越来越多有名望的文人关注并创作通俗小说;通俗小说题材多样化催生了通俗小说征引作者诗集的现象,同时文学风气与作家观念又制约了这一现象的发展;小说文体地位提升促进传统观念转变,出现了诗文集收录小说诗词的现象。

《西游补》与《周易》:主题与结构

刊刻于1641年的《西游补》是一部发挥到极致的文人写给文人看的小说,其中一个特点是作者的旁征博引。不同文本的引用、化用、影射以及戏拟的叠加给这部小说带来厚重之感。其中与主题密切相关,并且贯穿于小说深层结构始终的最重要文本则是《周易》。小说的情节、地点均建筑在某一卦、某一爻之上,或是二者的组合。整部书都以《周易》为基础,其中每一回、每一情节或场景均可视为不同的卦象。此小说始于对《周易》解释性诗篇,终于对《周易》的引用,可以与《周易》对读,二者彼此相互阐述,相互补充。数千年来对《周易》的阐释也增加了这部小说的复杂性。

中国古代小说观念史论纲

用历史的眼光清理中国古代小说观念发生、发展、演变的历史,不仅是中国古代小说学科发展的内在需要,也是科学地建构中国古代小说史的理论基础和现实要求。“以今例古”“以西律中”不是建构中国古代小说史和小说观念史的正确态度和方法。而按照中国古代小说思想的本来面目描述中国古代小说观念史,才能让人们真实地了解中国古代小说和小说观念,深入认识传统与现实的内在联系,这样的中国古代小说观念史才算是中国古代小说观念自身的历史。中国古代小说既有被正统文化所接纳的士人小说,也有被正统文化所排斥的通俗小说,还有由近古市民小说发展演变而来的近代公民小说。而反映这些小说的观念之间既有联系也有区别,中国古代小说观念史必须对它们的发生、发展、演变及其相互关系进行客观描述和科学说明,才能建构出真正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中国古代小说观念史。

“文备众体”:明清文人小说的文体特征

唐传奇小说"文备众体"的特征似已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同,而在小说这种叙事性文字中,穿插使用诗、词、曲、赋等其他各体文字,不独唐文言小说为然,明清文人小说亦如此。如果说说唱艺术的文字遗存被取来作为案头"小说"进行阅读时,各体文字共享同一文本时常常显示出异质和杂糅,而诗、词、曲、赋等各类文字在文人小说中已各自承担起了相应的独特功能,从而成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同时,小说家们之所以特别看重诗、词、曲、赋之类文字的写作,是因为此类文字最能表现其作为文人的"文学"才能,故各体文字本身皆有其相对独立的价值,不宜单从小说"叙事功能"的角度加以体认。因此"文备众体"最终成为明清文人小说最主要的文体特征。

徐訏40年代“现代志怪”小说的叙事分析

徐訏(1908-1980)创作于四十年代的"现代志怪故事"在目前的学术界一般在"浪漫主义"或"现代主义"的批评框架中被读解。本文采取新的解释视角,从历史阐释学的角度对小说进行叙事分析。通过分解他的作品的两大母题:流产的浪漫史和虚幻的世界主义;充满阴影和张力的"普遍人性",本文提出他的"现代志怪故事"是一种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寓言性质的"现代文人小说",一种"观念寓言",意在表达作者在特定历史时刻,在似乎绝望的社会历史状态下的文化幻想和焦虑。

文人小说的理性高度——《西游补》的意蕴与风格初探

贯穿《西游补》16回文字中的主线,是对国家政体的严肃思考,作为一部充满诗意的小说,《西游补》思维的变动不居、艺术手法的跳宕多姿,都与作者生动多采的个性有关。认为《西游补》虽在宗教背景下讥刺现实,以历史及心灵史喻佛论道,但仅将其归为讽刺类小说或归为佛道类小说是不全面的。领略《西游补》的复杂主旨,将有助于深入理解和赏析这部特色独具的作品,省察作者凝聚在小说中的深邃复杂的思想和灵魂。

明中叶吴中文人交游与文言小说创作及传播

明代中叶吴中地区形成了以沈周与都穆为中心的文言小说作家群,他们相互交往密切、客谈风气浓厚,为文言小说的创作提供了良好环境;他们好奇尚怪的心理催生了一大批志怪小说;互相延誉、互题序跋的热情促进了小说的传播;对吴文化的认同使得小说带有明显的地域色彩。他们的文言小说成了明代文言小说最重要的一部分,在文言小说发展史上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狭邪小说的过渡性与末世文人心态

近代文学作为晚清文学和现代文学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兼有古典和现代两重因素。狭邪小说的创作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狭邪小说不仅仅只是才子佳人模式的续章,更具有隐含的现代性意味,这与当时小说的商品化和晚清末世的文人心态是密不可分的。

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说结局新论

一般认为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说的结局为"科举及第,洞房花烛"的大团圆结局。事实上,常见的此类小说在这一结局之后还有一个"辞官归隐或者虽在任上却无意仕进"的萧寂尾声,这和前面的团圆喜庆结局形成巨大反差。这种结局的设置,与明清易代之际才子佳人小说家们对于科考功名既追慕又弃绝的复杂心态,隐逸文化传统在江浙一带文人身上所发生的新变以及小说创作商业化文人化色彩加强等因素有关。了解这些,对于我们全面把握这一时期中下层文人的心理结构与精神风貌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

艺人小说、书贾小说与文人小说——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的不同类型及其编创特征

中国古代的通俗小说,若从其作者与编创方式着眼,大致可分为艺人小说、书贾小说与文人小说等不同类型。不同类型的小说在编创旨趣与方式上有较大的差异,但又存在不同程度的交叉、互渗关系。明乎此,解读小说时才不至于出现认识上的错位,避免只用一种小说标准来衡量不同类型的小说或介于不同类型小说之间的过渡型作品。

“才子书”与“奇书”:美国汉学明清小说研究的两个关键词

异域的学术背景与理论视野使美国汉学明清小说研究具有了全新的研究模式与方法。在西方叙事理论与明清小说评点的双向理论透视中,美国汉学家们逐步建构了"奇书文体"的理论体系。围绕着"才子书"与"奇书"等关键词,他们重新定位了明清长篇小说在中国叙事文学传统中的位置。无论是叙事框架与叙事修辞,还是主题表达模式,白话长篇章回体小说均与宋元通俗文学具有鲜明的差别,清晰地呈现出精英写作的特征,因而理应被认定为文人小说。凭借着扎实的小说文本分析与理论探索,美国汉学在研究理念与方法论上都拓展了明清小说研究的维度。

主体的凸显——李渔拟话本小说“叙事干预”略议

李渔小说文人意识的增强,使作品呈现出强烈的主观色彩与叙事干预,主要表现为三个重要的方面:一是入话中富于个性色彩的议论;二是对故事叙事节奏和人物描写的操纵;三是虚拟叙事情境,虚化现实内容。

人情小说的艺术历程——从《金瓶梅》到《红楼梦》

鲁迅给出了人情小说的定义,并将《金瓶梅》看作人情小说的开山之作。《金瓶梅》在中国小说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它的出现,引起了中国小说观念与创作方法的重大变革,引导着近代小说的萌生。曹雪芹写作《红楼梦》＂深得《金瓶》壸奥＂,而《红楼梦》之于《金瓶梅》,从理论上、艺术上都有所突破和超越。

立言不朽——清中叶通俗小说的文人化与小说观念的变化

清代中叶,大批文人以通俗小说来表达对社会人生的理解,通过小说世界的虚拟来抒写自己的抱负,表达自己的牢骚与感伤,通俗小说成为文人表现自我的重要媒介。传统诗文的抒情言志因素被引入通俗小说,使得通俗小说具有了文人品格。文人们将通俗小说视为"立言"之一种,当作可以藏之名山的著述。这些文人独立创作的通俗小说被称为"文人小说"。清代通俗小说的文人化进程也是通俗小说走向真正的独立成熟的过程。

诗意品格的个性闪现——《西游补》的意蕴与风格再探

贯穿《西游补》16回文字中的主线,是对国家政体的严肃思考。作为一部充满诗意的小说,《西游补》思维的变动不居、艺术手法的跳宕多姿,都与作者丰富多彩的个性有关。认为《西游补》虽在宗教背景下讥刺现实,以历史及心灵史喻佛论道,但仅将其归为讽刺类小说或归为佛道类小说是不全面的。领略《西游补》的复杂主旨,将有助于深入理解和赏析这部特色独具的作品,省察作者凝聚在小说中的深邃复杂的思想和灵魂。

晚清通俗小说序跋的现代转型

通俗小说发展至晚清迎来繁荣发展期,其表现之一便是大量新创序跋的出现,更加敏锐、全面地展示出晚清时代特色。晚清时期的通俗小说序跋反映出的外部世界变化呈现出由点及面、逐步深入的过程,意味着晚清文人知识体系逐渐完成新旧更迭。作者在创作序跋时继承并改造了传统政教观,使小说序跋中的政治观念表达更为灵活自主。小说序跋编创方式的转变则显示出晚清文人对通俗小说的认识渐趋成熟,主动调和其中的商业价值、思想深度和文学趣味。晚清通俗小说序跋在此基础上实现了现代化转型,成为了连接新旧文学观念的纽带。

宋代剧谈风气与“谈录”小说

宋代文人性喜剧谈,蔚然成风。座谈之时,多有故事传闻。剧谈之后,可将这些素材记录下来,自然成为"谈录"小说。本文对宋代的剧谈风气进行考察,并探析剧谈传播方式对宋代"谈录"小说的影响。

唐代文人的审美与文化观照

文人是社会意识的代表,是传统文化的承传者。唐代文人受两性审美史的影响,文学创作体现了一种以美善相乐为特征的道德审美形态。在盛唐文人身上,魏晋文人普遍具有的内在紧张和焦虑已消除,仕与隐、玄与儒均得到了较为完美的统一,审美心理更加恬静平和。随着城市佛教文化的兴起,一种新的审美存在方式——唐代释僧小说出现在世人面前。

20世纪90年代官场小说三题

官场小说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是个不可回避的文学现象。但应该看到,在作家的创作中存在着许多悖论性心灵情结,我们从权力批判与欣赏把玩的悖论、思考呼唤政治体制改革与清官意识的悖论、传统文人爱情观在当代文学中的潜性书写三个方面进行剖析可以得到很多的文化上的启示。

落第记载与士人科举心态——以唐宋文言小说为例

科举是封建时代读书人的事业,但赴科举考试的读书人中大多数都是应试不中的落第者。唐宋文言小说中有关士人落第的记载体现出世人对成功人生的肯定与向往,表达出对读书人行善、孝道和德行的基本道德要求。同时,大量落第记载与梦兆和问卜看相的内容联系在一起,流露的是读书人无法把握自己科场命运的无奈心态以及对命运天定的认同。而文言小说中记载的士子落第后化鬼、入道、致富等种种行为,是后世科举批判类作品的先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