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美趣味:作为意象批评法的美学基础

意象批评法的“意象”是显性形式,“趣味”则是寄寓文人性情的隐性本真。“意象批评法”中文人审美趣味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表现:魏晋人往往关注山水自然之趣,唐人舍弃的是文以载道的政治诉求,宋人在意的常常是理趣,明人在小说中展示他们的奇趣;香草美人的趣味则为历代文人所赏。意象批评法是文人个体审美经验的自我表达,探讨意象批评法中文人审美趣味的兴起、发展及其演变过程,希望可以构建趣味阐释方式,构建当代文学批评新方向。

宋瓷美学思想的形成和表现及其对现代审美的影响

中国作为世界陶瓷发展最为繁荣之地,在陶瓷领域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宋瓷以其古朴深沉、简洁素雅的气象为中国古代人民在世界工艺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同时宋瓷窑口遍布甚广,传世佳作多如牛毛,笔者探究宋瓷独特风格的形成原因及其核心的审美思想,以及其历经沉浮后对现代审美的启示和影响。

固体支撑双层脂质膜(S—BLM)味觉传感器的初步研究

介绍一种固体支撑双层脂质膜（S—BLM）味觉传感器的制作方法。通过对膜的形成过程和寿命的观察，验证了S—BLM具备制作简单，成形快，稳定好，寿命长等优点。S—BML味觉传感器对不同浓度的蔗糖、柠檬酸进行测定，发现在一定范围内，味物质浓度与膜电容之间较好地符合G．H．Techner感觉对数定律。

试论唐末的“僧侣伴直”现象

寓直是唐人在朝为官时期的重要职守之一,中晚唐时期,朝官们为了消解夜晚独宿宫禁时的寂寞,多借用习禅来静坐养心,白居易、郑畋、郑谷等人诗中多有直接表现在寓直之夜学禅的情形。唐代末期,朝官在宫廷寓直时会邀请僧侣陪伴,出现“僧侣伴直”现象,这有着独特的文化背景。晚唐时期,僧人与朝官交游密切,从情感上达到了“知己”的境界。这种知己感,使他们既同怀伤感乱世之心,又共有避隐山林之趣,这是“僧侣伴直”的情感基础。唐末的“僧侣伴直”往往发生在中书省、尚书省、秘书省,僧侣主要来自内道场。“僧侣伴直”既是文人的精神需要,又是佛教与政治融合的深化。通过品茶和谈静的交流形式,伴直僧侣与寓直文人达到某种精神的默契,从而淡化了个人与时代的焦虑。

尚怡、尚趣、尚德--论江南文人园林植景审美情趣

江南文人园林中的植景与文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表现出一定的审美倾向性。文人园林植景之赏析,既重"情",即植景蕴含的文化内涵对精神的陶冶;也重"趣",即园居生活中与植景互动的意趣。具体说来,植景审美之"怡",是指欣赏植景所引发的舒适、愉悦的身心感受;植景审美之"趣",强调人与植景互动之感官体验;植景审美之"德"是植景表明心志的象征性。

论士大夫趣味与儒家文道关系说之形成

"趣味"或"趣味结构"是人们精神世界的集中表现,从这一角度出发来考察文艺思想或审美意识可以揭示在各种概念、范畴、观点背后隐含的丰富文化心理意蕴。士大夫阶层是中国古代文化在两千多年的发展演变中居于主导地位的知识阶层,这个知识阶层的"趣味结构"决定着中国古代文艺思想的基本特点与价值取向。士大夫阶层的"趣味结构"主要有四个相互关联的维度构成:一是鲜明的、带有某种自恋色彩的自我意识;二是高远到令人难以企及的人格理想;三是被神圣化了的"师"的角色意识;四是"道"的终极价值。"道"是整个士大夫文化的标志性范畴。儒家的"文"与"道"的关系之说在中国古代文艺思想史上居于核心位置,而此说之形成即是士大夫趣味的必然产物。自东汉以降,士大夫趣味与文人趣味并行而不悖、相得而益彰,共同引导着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发展走势。

《更路簿》的历史价值研究

《更路簿》作为我国民族海洋遗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所蕴含着更路精神与定量耕海的历史性传承等内容。更路精神既包含宏观的国家海疆意识与海洋文明的历史性精神传承;同时也包含着微观的渔人掌控驾驭海洋的技术内容。而渔人的掌控驾驭海洋也成为海洋文明一个重要内容。因为,此中不仅包含特定的渔人群体,同时也包含士商所辑录的与海有关的所有诗、史、书、志及簿等。民族海洋遗俗的传播途径既有民间的依赖于口耳相传的形式代代相承的,也有官方的通过士人所完成的有关海疆意识的辑录。所有的这些都能在历史性的耕海生产和生活当中不断地赋予新义,并形成一种持续不断的历史性经验累积过程。

军事哨楼 游宴场所城市地标--黄鹤楼历史文化意蕴探寻

位于武汉武昌蛇山西端黄鹄矶头的黄鹤楼,始建于三国吴黄武二年(223),从位于城西南角瞭望守戍的军事哨楼,到与城垣分离、成为独立的观景建筑而成雄奇壮美的游览楼阁,其旅游功能不断强化,围绕其历史与传说,其周边衍生出许多相关景点,将斯楼所涵摄的空间不断延伸扩充,又将文本传统外在化与形象化。自宋代始,黄鹤楼不仅承担旅游胜地的功能,也是官方的接待处和临时的官署,明清时期更是地方文化复兴重要的一部分,还展示了国家危难时期仁人志士的热血与豪情、抗争与信念。在绵延上千年的时间里,黄鹤楼屡毁屡建,一直在长江边发挥着重要的"点景"和"观景"作用,自唐代起(除南宋为南楼代替过一段时间外)就是江城的一个标志,以其高大的形体气势勾勒出城市的轮廓线。黄鹤楼之所以能成为江城的标志,除了得益于它独特的地理位置、自身固有的气质——瑰丽堂皇和形制工艺、民间力量和国家力量的支持外,更与植根于道家道教的传说、千百年来文人墨客、迁客骚人的文化活动存在更密切关系。

在讽谏与娱乐之间:“文人趣味”生成的历史轨迹

"士大夫"与"文人"是中国古代知识阶层的两大基本身份。萌芽于春秋战国之际,成熟于汉魏之间的"文人趣味"是中国古代诗词歌赋、琴棋书画等文艺形式最主要的主体心理依据与价值取向。从"贵族趣味"到"士大夫趣味"再到"文人趣味"是一个历史的演变过程。对于这一过程我们可以从"琴"这一古老乐器功能演变的角度进行考察。

宋代文人审美情趣及特性——以宋代家具为例

宋代时期的家具以其独特的艺术张力与审美品味,成为中国传统家具体系的代表性造物,同时也成为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重要载体。宋代文人士大夫阶层对家具器物所具有的独特审美特性的形成起着关键性作用,他们重视并参与对家具器物的设计与制作,使其在装饰、造型、工艺、用材等各方面都体现出宋代文人士大夫文化特有的审美情趣。

明清别集的著述化

明清别集编纂中,有一引人注目的现象,即打破只录单篇辞章和以诗赋为中心的编纂传统,在别集命名、内容收录和编次体例上,都呈现出显著的著述化趋势,甚至涌现出大量以述学为主、完全无涉诗赋辞章的“学人文集”,并伴随着相应的理论自觉。这种变化,体现了明清士人对别集起源、性质、功用及文学观念的独特理解,也透露出诗赋辞章地位的日渐衰微。

身份与趣味:论苏轼的士人画思想

北宋士人面临的各种矛盾使得他们需要绘画,作为北宋中后期文坛的领袖人物之一,苏轼在消除绘画进入士人世界的障碍的同时,又严格限定士人对待绘画的态度。北宋士人最突出的特征是雄厚的文化素养,因此,将文学引入绘画势在必行,或是创作上以文学的方法去画画,或是鉴赏上以文学的方法去赏画。为了与其他类型的绘画区分,士人画在审美趣味上着重突出"文人气息""雅"以及"人品即画品"的命题。

论唐五代词向北宋词的演变历程——王国维“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之论的反思

王国维认为,词至李后主"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但唐五代曲词与两宋词的本质区别,主要是宫廷词与士大夫词、市井词的不同。词体在唐五代时期,其主流始终在宫廷文化之中,李白的宫廷应制词、西蜀花间词、南唐词是此时期的三个标志;所谓民间词应该是中唐之后才发生的,真正实现这一转型的标志应为东坡词。

现代儿童服装略论

本文阐述了儿童服装的重要性,梳理了孩子们独特的审美意识,并介绍了不同年龄的儿童服装的类型,以及现代儿童服饰的流行风格。其目的是通过服饰的选择达到教育的功效。

魂牵梦绕的草根心结谱系——陕西地缘文学的审美特征

文化学表明,地缘文学是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历史沿革的综合产物。陕西文学因其特有的山、川、塬俱备的地理形态和积淀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在人类文明史过程中,逐步衍生出缘于本土事象物象的独特的地缘文学观及其创作特征,即黄土地心结、父老乡亲心结、三秦女性心结、秦风民俗心结四个维度。从创作理念看,这是陕西几代作家共构的魂牵梦绕的草根心结谱系;从创作审美看,它又与京津、晋冀、江浙的地域文学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同情的理解——解密林语堂Moment in Peking郁飞译本《瞬息京华》中的译者主体性

郁飞翻译林语堂的英语长篇小说Moment in Peking,是译界一件很特殊的任务。其中原文及原文作者与译本及译者之间的关系很复杂,涉及到乱世沧桑与生离死别的社会背景,至交好友与至亲父子的人物关系,倾情相托与父债子还的文坛佳话。这些背景,对译者的主体性有重大的影响。因此,对此译作的解读,不能忽略了其译者主体性对译作的影响及其在译作中的体现。本文试图借用杨晓荣老师的"同情的理解"的观点,从译者主体性的形成背景,对译作的影响,以及译本中语言风格和文化意象的回归等方面对郁飞的译本《瞬息京华》中的译者主体性进行解读。

论曹植的诗歌创作对中国诗歌文人化的奠基作用

中国诗歌文人化是中国诗歌的重要特征。曹植的诗歌对中国诗歌文人化起到奠基的作用,其特征表现在:思想境界的文人化、审美情趣的文人化、语言风范的文人化。曹植的诗歌体现了中国文人的诗歌理想,这种理想包括了诗歌思想上的忧患、审美上的超越、语言上的精美。历代中国文人不断地丰富这个理想,使得中国诗歌在曹植奠定的基础上,一步一步走向极致。

论王澍——兼论当代文人建筑师现象、传统建筑语言的现代转化及其他问题

本文讨论王澍的思想和作品,指出王澍是从环境伦理、职业人格和设计语言三方面应对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现实危机,重新梳理传统与现代、人与自然的关系,为建筑学注入新的内容。本文进而指出:王澍的建筑主要是在诗的层面起到醒世作用;他所秉持的"传统"主要与心学有关,借以扩充当代营造者的文人情际;王澍努力实践传统建筑语言的现代转化,但其作品仍具较浓西方色彩,建造过程与他所批判的潦草城市化也有相似的地方。作为先行者,王澍创造性地开辟出一条建筑学革新之路,他的实践和理论,是激烈城市化过程中最有价值的探索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