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晚明诸名家文学创作工夫论概述

中晚明文学工夫论或承于传统的文学艺术工夫论,或根于朱熹格物致知之工夫论,或鉴于王学致良知的工夫论,或源于禅宗明心见性的工夫论,或合孟子的“知言”“养气”工夫为一体。如李东阳、王世贞、胡应麟、许学夷等人的文体工夫论重视学养、强调对文体规范、篇章字句之法的掌握;唐顺之、李贽、袁宏道等人的文学创作主体工夫论指向心性的修炼、知识的效用,主体精神的大解脱;王阳明倡导在心性本体上下工夫,至刘宗周、黄宗羲等则主张以工夫作为“存养”身心锻炼的本体。这亦势必影响其文学创作观念。充分认识中晚明诸名家文学创作工夫论的价值,对重新建构与阐释明代文学批评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晚明黄冈士人官抚辰文学述论

晚明黄冈士人官抚辰的人生履历丰富,著作繁多,涉及知识面广泛。他不仅有传统意义上的诗文词曲类作品,还有兵书、书法等著作,显示出他独特的文学创作景观。官抚辰诗歌雄杰之气与禅韵之风并存,其词作展示了乱世的别情与柔情,体现出词家本色特征。官抚辰是儒家思想践行者,其散文以书、议、序类最为亮眼,创作主体意识强烈,塑造了晚明一位坚硬不屈、具有担当的士人形象。官抚辰无疑是明清之际湖北文学史上一位重要的作家。

中晚明诗学奉行“第一义”的不同路向及其得失

“第一义”学说与中晚明诗学具有紧密而复杂的关联,过往学人多将此视作七子派因袭模拟以致无穷流弊的重要思想渊源而屡有批评。但就文学创作的实际言,奉行第一义,特别是取法古人,既是无奈之举,也属必然选择。就彼时文坛的格局说,这是明代文人基于现实处境的应对之方,且伴随潮流变化而同步更张。就讨论诗文创作的模式论,或如七子派那般,对学习何种对象以及如何学习有具体明确的种种规定,或如公安派那般,仅有一些根本性的理念,且强调自我和自主。前者于方便后学的同时也极易滋生流弊,后者虽因通脱灵活广受好评,但也容易遭致“轻薄”“矜诞”等缺失。彼此各有利弊,如何解决这对矛盾成为历代文人的难题,个中关键或在于厘清歧异的表述方式及其带来的必然效果。

明中后期琉球商人在海外白银内流中的作用

明朝中后期,大量海外白银涌现在亚洲市场之中充当交易货币并随产品交换而流入中国,东亚白银货币圈初具规模。在此货币圈中,琉球凭借着长期以来开展对外贸易的基础,积极在东亚海域开展中介贸易,在促进东亚各国商品交换的同时,也参与到东亚白银贸易活动中,促进了海外白银流入中国。16世纪初期,琉球与菲律宾马尼拉建立了贸易联系,琉球商人不仅通过中国福州—棉兰老岛—马尼拉的航海路线将中国与东南亚特产带往与其交易,而且也顺势参与了美洲白银的贸易活动,成为马尼拉美洲白银输入中国的重要载体;1609年萨摩藩入侵琉球,日本官方命令琉球商人用日本白银前去中国购买生丝,从而拉开了琉球日本白银贸易的帷幕,从此琉球商人在日本白银流入中国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从周作人到任访秋:“晚明起源说”述论

周作人不同意胡适进化论的文学史观,更反对“革命文学”的观点。他将新文学的源头追溯至晚明,构筑了“言志派”文学与“载道派”文学交织变动的文学发展二元模式。作为周作人早年的学生,也是最早的新文学研究者之一,任访秋虽然亦将新文学的源头定位为晚明,但是他对新文学的认识与研究与周不尽相同,二人在新文学渊源研究上存在着明显差异。

中晚明“山人侠”略论

山人是明代兴起的特殊社会群体,山人之任侠则使中国古代侠史上涌现出新型的一个类别即"山人侠"。侠是明代山人文化的核心和明代山人的精神内涵。山人以侠的方式和气质塑造自我,参与现实,影响社会,实现了其存在价值。对山人尚侠之风的梳理可以更清晰地把握明代底层文人成为山人后的生活走向,也使我们能进一步探索山人的核心价值。侠的叙写和侠气的抒发,成为山人文学创作的动机与主要内容,给明代文学带来了更广阔的审美空间;山人在塑造自己侠的形象同时,也完成了他们作为一种文学形象、文学题材的构建。

明清间天主教文献出版的演变

明清间基督宗教第三次进入中国,这一时期在中国活动的主要是天主教各修会传教士。在传教事业发展的过程中大量相关文献得到刊刻出版,这些文献可分为西学文献和宗教文献两大类。参与天主教文献出版的有皇室和官方、士大夫、教会、书商等,他们的出版活动有各自不同的动机和特点。晚明士大夫大力刊行天主教文献对西学和天主教的传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入清以后教会成为天主教文献出版的主要力量。清廷禁教后传教活动转入地下,但天主教文献的出版并未完全断绝。

明代考据学复兴与晚明学风的转变

从中国学术史的发展背景看,明代中晚期考据学的复兴与清代考据学在时间的衔接,学术思想、治学方法及学术成果的继承与发扬上,都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所以,对这一时段考据学思潮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在明中晚期考据学复兴过程中,一些学者批判宋明理学的流弊及空疏学风,倡导怀疑和求真精神,用实证考据的方法从事学术研究,对明清之际学风由虚向实转变产生了重要影响。

明代中后期士风异动与士人社会责任的缺失

明代中后期,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迅速发展、社会逐利风气的狂煽和席卷,包括下层士人生员和上层士人缙绅在内的整个士阶层也深受感染,发生观念体系和行为方式的异动,具体呈现在利欲意识的强化、治生问题的关注、躁急奔竞的突出、正常人格的扭曲、标新好奇的狂热、政治干预的强烈等若干方面。在社会问题丛集的明朝末年,上述表现中的某些方面的变形及其恶化最终导致了作为引领社会进步的士人阶层社会责任的严重缺失,成为酿成明朝国运不救的重要原因之一。

唐宋词集“副文本”及其传播指向——以明末清初编刻的唐宋词集为讨论中心

法国学者热奈特的"副文本"理论,对理解明末清初编刻的唐宋词集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在明末清初出现的唐宋词集副文本大致包括:封面、标题、牌记、序跋、题词、目录、正文、注释、插图、评语、附录等,这些副文本所包蕴的内涵各不相同,在文本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亦有所差别,因此,其传播指向也有区别,能从不同角度起到扩大正文本的传播效果、拓展正文意义空间的直接效果。

徐的《红云社约》与红云诗社——晚明文人雅集之一例

万历三十六年(1608)夏,闽中荔枝大熟,绛囊挂树,夕阳照射,满天红云,谢肇淛与徐结餐荔会,组织红云诗社,徐作《红云社约》。社友频繁聚会城中名胜,遍尝佳品,作品甚多。荔枝,具有很高的美学观赏价值,唐宋以来文人津津乐道,蔡襄为作《荔枝谱》,到明代已形成荔枝文化。《红云社约》是一篇有特色的小品。红云社是一个有浓厚地域特色的、很能体现文人雅兴的诗社。

明中后期民间社会婚姻观念的变迁

明中期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人们观念的变化,民间社会的婚姻状况也发生了明显变化。婚姻观念上,门第、出身在婚姻关系中被淡化,而财富却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婚姻类型上,寡妇改嫁婚、入赘婚、服役婚等非常态婚姻大量出现。这种婚姻状况折射出明代中后期社会风尚的变化及传统社会等级结构的松动。

明代中后期《穆天子传》的传播与接受——以王世贞为中心

明嘉靖至万历时期,以"舆论领袖"王世贞为代表的阅读公众初步形成,他们以荐读、研究、创作实践等方式迅速推动着《穆天子传》的传播与接受,从而掀起了知识分子阅读、讨论的风潮。考察其背后的社会原因,主要源于皇帝对道教的推崇、西王母信仰的兴盛及明中后期发达的印刷业。在《穆天子传》传播过程中,形成了两个传播偏向,一是以复古派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偏重于"白云谣"诸篇章并将其应用于诗歌革新,二是经知识分子再创作的穆天子故事杂糅西王母仙迹而普及民间。两个偏向又重合于周穆王见西王母事件,使受众产生《穆天子传》的主题就是写穆王与西王母相会的错觉,从而影响了文学史的撰写和当代人对此书的认知。

论明朝中后期言官的蜕变

明中后期,言官群体发生严重蜕变,其表征主要有四:一,察劾失实,渎职敷衍;二,趋炎附势,明哲保身;三,贪污腐败,枉法残民;四,身陷门户,党同伐异。言官的蜕变对明中后期社会产生了恶劣影响,对明朝的衰亡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从“文以载道”到“文以自娱”——论晚明戏剧艺术功用观念之嬗变

晚明戏曲艺术在功用观念上完成了由"文以载道"向"文以自娱"的嬗变。这种嬗变是明中后期以来心学的播布、市民文艺的繁荣和商业经济的发展等彼此间相互渗透的必然结果。艺术功用观念由此前极端重视传统意义上的艺术教化观念的非审美功能,转向以高扬艺术审美情感、重视艺术自身特征的审美功能,从而推动了晚明戏曲艺术的极大繁荣和发展。而戏曲艺术娱乐观念的流行,预示着戏曲文学传统功利主义功能的淡化,而其作为艺术本体的审美特性得到了强化与凸显,这对文学艺术本身的发展与文学艺术特质的丰富都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在这一嬗变过程中,虽然艺术的教化功用观念已经明显下降,且退居次要地位,但其作为功能体系中惟一涉及作品社会意义的重要审美标准,必将仍旧是艺术审美与批评的重要标准之一。

中晚明社会对王阳明的造神运动

王阳明与道教的关系,可分为两个层面,一是阳明本人根深蒂固的道教情结,一是理论界和民间社会对他的造神运动。这种造神运动除了阳明的门人后学在雅文化领域所进行的理论塑造外,主要通过绘画、戏剧、民间故事等俗文化的形式来完成的。而神化阳明的直接结果就是使阳明学在被宗教化的同时,也被进一步民间化了。阳明学在晚明社会的广泛普及,正是在这种不断宗教化和民间化的过程中实现的,其乡村教化功能也在这一进程中得到了提升和强化。

著姓望族与明末词坛——以嘉兴钱氏为例

明清两代,江南诸府出现了众多著姓望族,各著姓望族在当地、江南地区乃至全国皆发挥了不同程度的作用。针对其在词体创作方面的作用和影响,我们以明末嘉兴钱氏为例,通过研究,发现其族在明末词坛的交流与互动、词坛盛韵的铸就、词学观念的接受与反拨、词风的丰富与深化等方面都充当了重要角色。由此我们认为,明清两代出现众多著姓望族与词坛之间有着密切关系、对词坛有着重要作用。

明中后期乌思藏朝贡使进京朝贡改道原因探析

明中后期,明王朝限制乌思藏朝贡使进京朝贡过"洮岷道",改"由四川路入"。对于此事件,传统史学观点认为多为财政负担过重所致。实际上,朝贡赏赐作为治理藏区成功的一种措施,贡使朝贡的线路由"洮岷道"改为川道,经济因素仅是其中之一,而"洮岷道"安全形势的恶化、茶马制度的危机以及防止蒙藏之间的联合等才是最主要的原因。

佛教与袁宗道的文学革新

以三袁为代表的晚明性灵派,开启了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的一个新的阶段。一般的看法都将性灵论归功于袁宏道。实际上,袁宏道性灵论的提出,袁宗道功不可没,其文学革新思想是性灵论的先声。作为三袁之长,袁宗道精通佛教,运用禅宗的心性论,在思想上打破程朱理学的僵化教条限制,文学上追求革新,要求摆脱束缚,反对雷同,反对摹拟,恢复个性,写出各具特色的直抒胸臆的作品。

泰州学派与晚明文学的情性思想

泰州学派是阳明心学中思想最为殊异的一派,其学术思想在晚明时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特别是其主张"人欲是合理的,百姓日用即是天理"的思想,冲击了主张存理去欲的程朱理学的官方意识形态,对晚明文学形成表现自我和享乐人生的情性观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使得晚明文学一改明初正统的诗文创作面貌,形成了更加自由的创作风气;同时,自然情性的完全释放,也导致此时文学创作某种程度上走向泛情化,真情、自我和滥情交织在一起,在极大兴盛的表象下,隐含着本然之性与合理之情的矛盾纠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