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尚书台到丞相府--蜀汉前期最高军政机构的演变

刘备称汉中王后,其左将军府改称大司马府,并建立了尚书台。他称帝后取消了大司马府,由尚书台统领全国要务,削夺了外朝官员主要是诸葛亮的职权。刘备去世后,诸葛亮成立丞相府,总揽全国军政事务并兼领益州牧,将后主与辅政的李严排除在决策领域之外。他领兵北伐的7年中丞相府常设在汉中,遥控朝政,带子息在身边,不再回朝面君,并于成都设立留守相府,对后主严密监视限制,其丞相府的性质可视为权臣控制皇帝和朝廷的统治机构“霸府”。

植物的文学意味往往就是自然——林白访谈

林白的籍贯在广西,长年在北京工作,又与武汉有着千丝万缕的缘分。作为一位没有明显地域标签的作家,林白在对话中回顾了在武汉工作期间,与邓一光、李修文、张执浩等同事的情谊,也指认“文学意义上的故乡”。林白认为:“现在社会,和自然越来越有距离。《北流》里就想要融合一下。植物的文学意味往往就是自然。”针对当前文坛思潮,林白指出“先锋派的纷纷转向,回归传统文学,是意识到原来的写作有问题”,这一观点启人深思。

陆逊谋略与吴、蜀争夺荆州之战

222年的吴、蜀猇亭之战,以吴军的完胜而结束。原因在于,东吴采取和魏拒蜀的大战略,君臣同心,上下一致,集中全力,共同对敌。吴军主帅陆逊知彼知己,运用正确的策略和战术,佯败示弱,诱敌深入;久拖疲敌,促敌犯错;巧妙设伏,施以火攻;跟踪追击,断其喘息之机。刘备短于军谋,战略战术一再失误,给对手造成可乘之隙。此一战役后,吴、蜀恢复联盟,共同抗魏,使三国在动态平衡中延续了40余年的历史。

刘备形象与汉民族意识关系论

刘备形象与汉民族意识相互促进。一方面,刘备利用汉民族意识起事,汉民族意识推动了刘备形象的演变,使刘备由三国时期的军阀演变为千古仁君;另一方面,刘备丰富发展了汉民族意识,使汉民族意识的历史厚度由高祖开国发展至高祖开国、世祖中兴、昭烈矢志中兴三位一体。经刘渊、刘知远、朱熹等大力弘扬,刘备成为汉民族政权式微时“兴复汉室”政治理想的典型代表。罗贯中受依史演义的束缚,刘备“兴复汉室”政治理想最终落空,三国续书作者突破史传束缚,让刘备最终“兴复汉室”,明清戏曲以市民化欣赏旨趣,丰富发展了有情有义刘郎君的形象。受刘备形象影响,“兴复汉室”政治理想成为中国古代历史演义创作的重要主题之一。

史传书写到文学叙事:刘备形象发展新论

从史书记载到小说叙事,刘备形象逐渐从历史范畴走向文学范畴,其形象在不同阶段发展出各具特色的性格态势。《三国志》中的刘备交融着“明君”与“枭雄”的双重特质,进入文学视野后,文人们往往重视其仁君风范和英雄气概,平民接受维度中的刘备则被凸显了草莽色彩和小市民心理,嘉靖本中的刘备性格则呈现出一种前后运动变化的面貌。

论刘备

刘备“折而不挠”，终得一方天下。他的坚韧精神值得赞许，但其为人和政治、军事才能皆不足称，是一个两面性突出的人物，一位平庸君主。他重义、爱民，但心存诡诈；用人尚贤，但不明于察，不善罗致、使用、培养人才；尚儒，但不喜读书，思想和政治上均无建树；峻刑苛法，但执法随意；历经沙场，但不善用兵。三国鼎立，蜀汉先亡，刘备、诸葛亮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三国夷陵之战后“备升马鞍山”的地理位置考

对三国时期蜀汉刘备“亭”战败后率部向“马鞍山”退逃的历史,由于《三国志》仅记载了“备升马鞍山”而未说明具体地点,给后来的史学者留下了种种猜测的话题。虽然大多数学者都认为“马鞍山”在江北夷陵(今宜昌市)西北方向,但梳理有关文献史籍以及一些地方志书资料,再结合实地调查获得的资料情况,我们发现不仅“马鞍山”的位置不在江北,而且当时吴、蜀双方作战的主战场也不在江北,马鞍山实际位于江南长阳县东部,吴蜀双方的主战场也在江南宜都西部与长阳东部交界地带。

“世上千般万种情,最喜采茶敬亲人”——论钦州市采茶戏名家刘北尤及其创作

刘北尤对钦州市采茶戏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创作和移植了近40个采茶戏,改变了钦州采茶戏没有完整剧本,演出时完全由演员自由发挥的历史。这些深受当地群众喜爱的采茶作品,在思想内容上关注民生,寓教于乐;在情节安排上善于运用巧合和误会,戏剧性强;在音乐曲调的选择上,以南音为主,唱词通俗诙谐,乡土气息浓厚。

传统文化与刘备形象的衍变

历史上的刘备是一位两面性突出的人物,是一位平庸的君主,而民间或艺术舞台上的刘备是一位"明君",一位帝王传承中的正统皇帝。刘备形象的衍变有一个历史过程。东晋、南朝、南宋时期南北分裂,偏安江南的统治者极力提倡忠君、爱国,"抑曹扬刘"之风蔓延,是刘备形象衍变的社会历史原因。古代社会的天命史观强调"膺期命世"、"天授人与",帝王是感天而生的神物,其形体、性情、行为无不受自于天,影响着史书的编纂和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是舞台上刘备"真命天子"形象的哲学基础。儒家德治思想中的贤人政治、明道有德、顺应民意是其衍变的思想根源。古代宗法社会的血缘崇拜,在国家权力的传承上,强调"一系相承"的"家天下",是其衍变的社会心理原因。刘备个人的政治品格也在衍变中起了积极影响。

刘备在正史中的原始形象

刘备在正史中的形象,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生存环境的变迁和人生际遇的不同而改变。从少年时期的市井小贩,到青年时期的草莽英雄,再至中年时期的成熟奸诈,最终历尽艰辛,成为蜀汉之主。本文中,笔者以史实为据,探讨了刘备各时期形象的变化及时人对其的评价。

诸葛亮北伐目的新论——以多重战略目的及其实现程度为中心

在"隆中对"中,诸葛亮已经提出刘备跨有荆益后北伐的目的是"成霸业"、"兴汉室"。后来法正建议刘备北伐汉中时提到了包括"尊奖王室"、"蚕食雍、凉"在内的三重目的,这对诸葛亮应会有影响。诸葛亮秉政期间北伐的目的应有三大层次:兴复汉室、推进统一为第一层次;扩大占领区、联络氐羌、搜罗人才、疲敝魏国等为第二层次;以弱示强、以攻为守、凝聚内部等为第三层次。就北伐的成效看,第一层次的目的远未实现,第二层次的目的或多或少有所实现,第三层次的目的大致实现。诸葛亮的北伐就目的来说,与孙权的北伐有明显区别;就后果而言,与姜维的北伐也有重要差异。

《三国演义》中的曹操是如何对待人才的?——为小说人物曹操翻案

《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喜爱有德有才的人,厌恶徒有虚名的人,忌恨爱耍小聪明而不顾及后果的人。《三国演义》中的曹操是历史上那个唯才是举的有作为的曹操的真实写照,他对待人才不但不奸,而且胜过他同时代的刘备、孙权等。那种认为把曹操写成白脸奸贼的罪魁祸首是《三国演义》的看法是错误的;认为《三国演义》中的曹操是个反面典型的看法也是站不住脚的。

从托孤看诸葛亮集权治蜀

刘备托孤之言实际上是对诸葛亮的放权与扩权的表现,是授予诸葛亮比李严更大的权力。作为托孤大臣之一的李严淡出政局,有其主客观方面的因素。刘禅即位后,诸葛亮开府治事且领益州牧,整合蜀汉政权多方政治力量,团结、协调政权内部结构关系,凝聚物质力量和精神意志全力兴师北伐,是其集权治蜀的需要和体现。

论历代的刘备崇祀——以官方崇祀为中心

刘备作为蜀汉政权的奠基者,在整个三国文化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刘备崇拜,始自蜀汉时期的帝王祭祀。南北朝时期,割据纷乱,往往因为政治需要,刘备崇祀地位稍获抬升。而到大一统王朝的隋唐,由于继承曹魏的正统,刘备地位随之下降。宋元以后,蜀汉正统地位确立下来,刘备形象中的"仁德"被彰显突出,这也巩固了蜀汉的正统地位,同样也推动了整个蜀汉人物崇祀与三国文化的发展。

刘备“仁君”形象的构建与消解

《三国演义》中的刘备是宽仁、长厚、谦卑、柔顺的仁君,这一形象特征的构建与中国古代小说书写社会人生的创作模式、善善恶恶的审美特质、对社会共同价值观念的认同与接收密切相关。同时,这一形象在乱世中求生存自保的策略、作为弱者求发展的手段以及时隐时现的图王之志无疑对其仁德的品性起到了消解作用。刘备仁君形象构建与消解的辨证过程使这一形象蕴含了丰厚的文化意蕴,同时,也更具审美意义。

《三国志·先主传》“取蜀城中金银”语辨析

《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载有"先主……取蜀城中金银分赐将士,还其谷帛"之语。对于"城中金银"与"谷帛"的来源,学界认识不一,或以为公私皆有,或以为仅限府藏,或以为"抗命诸家"。据《华阳国志·刘先主志》"取蜀城中民金银颁赐将士,还其谷帛"中"民"字可知,"金银"与"谷帛"实系城中民众所有,而与府库无关。整句意为"刘备先是没收蜀地城中民众的金银与谷帛,后用金银来赏赐将士,又将(一定数量的)谷帛还于旧主"。刘备取蜀城中民金银、谷帛也反映了其在入蜀后对益州豪族进行打压的统治政策。

泪水凝成的刘备形象

《三国演义》以泪水作为真情的外化和仁德的标志,构成了刘备形象的鲜明特征。他用真情感召天下英雄,用仁德赢得百姓拥戴,虽然他的帝业被泪水浸洗得失去了辉煌,但他却因此而被定格为道德完人。

日本历史小说家陈舜臣与《三国演义》的“变奏”

在＂三国热＂的影响下,三国故事已然成为日本历史小说创作的重要题材。华裔历史小说家陈舜臣也对三国故事情有独钟,开始从日本文化和现代文化的立场上去审视三国历史与人物,突破了《三国演义》的固定视角和历史演义写法。在历史小说写作理念上,陈舜臣继承了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史传文学写法。而在三国历史观上,他颠覆了＂拥刘反曹＂的正统观,从多元标准出发去衡量三国历史与三国英雄。

浅论刘备“善哭”的性格内涵

《三国演义》写刘备“善哭”丰富并强化了刘备“仁君”心性、“义士”性情、“英雄”之志、“枭雄”之术、“儿女之情”等方面的性格内涵。而且 ,“善哭”从某种意义上反映了刘备矛盾的性格结构。矛盾而复杂的性格使刘备形象得以深化。

论多重叙述中的刘备形象

尽管《三国演义》是世代累积型小说乃众所周知的常识,但在论述中,多数研究者有意无意地为文本假设了一个统一的作者或作者群,这就无法透彻地解释文本叙述中的矛盾性,也难以准确理解其形象书写。此文以刘备形象书写为中心,阐述《三国演义》多重叙述的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