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以来《文心雕龙·通变》研究文献考论

文章通过对清代以来《文心雕龙》译注本的考察,着重研究了纪昀、范文澜、周振甫、牟世金和陆侃如、黄侃、刘永济、马宏山、张长青和张会恩、童庆炳、黄叔琳等人对《文心雕龙·通变》篇所作的解读,对于其中一些观点不一致、不明晰之处进行对比分析,并从当代文学的视域出发,试为当代文学之“通变”作出一个合理的阐释。

刘玲教授从“气变则病”论治麻木临证经验

刘玲教授针对外邪、痰湿、内风、瘀血等不同的致麻因素,从营卫、脾气、阳气、肝气等角度探讨从气论治麻木,并在此基础上,配合参苓白术散、补中益气汤、柴胡疏肝散、天麻钩藤饮、黄芪桂枝五物汤、补阳还五汤等经典名方,以期为麻木提供有益的治疗思路,帮助患者提高生活质量。

论刘敞散文对《穀梁传》思想的接受

刘敞是北宋时期著名的春秋学者、文学家。他对《穀梁传》的研究颇有建树,其散文创作在思想上也受《穀梁传》的影响。刘敞部分散文的观点、论述理路全同《穀梁传》,其散文常以《穀梁传》观点为基础深入阐释、生发新意。另一方面,刘敞散文多受《穀梁传》影响或立论或驳论。其散文创作对《穀梁传》思想的接受产生了深刻影响。

汉魏晋易代之际文学思想交融与理论突破

按照文质相复的历史循环理论来衡量,魏晋是一个主文的时代。刘勰将“质文代变”转换成文学理论命题。从文学发展史上来看,魏晋是一个灿烂的文学时代,而这个时代得到了史学观念与文学理论的双重支持。西汉末叶扬雄提出“诗人之赋丽以则”的儒家文学观念,于汉末魏初“唯才是举”大时代背景下有了“诗赋欲丽”的隔空响应与理论续写。过度重视生活奢靡享受,追求生活的无上质量,钟情心神的快乐精彩,甚至对于美好的容颜、外在的神采风姿也是趋之若鹜,在文学上必然更加重视与追求绮丽的文采,从而形成靡丽的形式主义文风。在“灵均余影”与“瞻望魏采”双重因素影响下,“诗缘情而绮靡”的文学批评理论应运而生。虽然魏晋文学自觉说已经被证伪,但文学脱离了儒家教化的羁绊,在魏晋得以实现回归文学本位,追求文学个性以及华美辞采、任情任性,这是文学创作与文学理论的巨大进步。一个区别于汉风唐韵的华丽的文学时代令后世瞻望。

郭守敬“实学”文化窥略

蒙元统治者重视天文、水利、医药等实学,轻视儒学,中断科举八十年之久。元代知识分子“顺应天时”,专注于“实学”。北方地区以刘秉忠为首的“邢州术数家群”因“实学”成就非凡而备受器重,郭守敬可谓“实学”集大成者。在酌古宜今的利国利民思维、水利综合治理、亲身实践、重器物及轻说教等方面,郭守敬都有“实学”文化体现。随着元代中后期继续开科取士及明清科举盛行,实学日趋式微,郭守敬不被推崇。上世纪八十年代,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背景下,社会上大力推崇科学技术,“实学”文化大行其道,郭守敬再次声名鹊起。长时段考察郭守敬“实学”的文化影响力,有助于认知中国近世的文化变迁。

百年“本体”与百年“本土” 关于“基石”和“中国建造:现代建筑百年对话”展的一些反思

文章从本质主义与非本质主义两个不同角度审视了由“基石”和“中国建造:现代建筑百年对话”这两个中国现代建筑展引发的三个理论议题“现代建筑”“本体”“本土”,并以与这两个展览直接或间接相关的一些代表性人物的思想和建筑作品为具体素材进行讨论。通过这一过程,文章试图在20世纪初以来的中国现当代建筑学的语境中拓展学界对现当代中国建筑基本问题的批判性认知空间,积蓄中国建筑当代发展的理论和智识力量。

由经学入文学,其文学可信——谈游志诚教授细读《文心雕龙》

游志诚先生中文本科毕业后,拜在易学家胡自逢门下,以易学为研究对象,获硕士学位;又拜在潘重规门下,以文选学为研究对象,获博士学位。今将《文心雕龙》纳入易学视域下,细读之,见他人所未见,言他人所未言:不仅读出了《文心雕龙》五十篇的排序,是仿《周易》“二二相耦,非覆即变”的原则,也反驳了往昔学界对现行版本排序有误的认识;不仅读出了《文心雕龙》每一篇的易学影响,也指出了每一篇的子学内涵。他读出了《文心雕龙》的子学性质,确定刘勰为子集合一的思想家。

刘氏菖郁汤对缺血性脑卒中风痰阻络证患者Th17/Treg免疫平衡的影响

目的观察刘氏菖郁汤对缺血性脑卒中风痰阻络证患者辅助性T细胞17(Th17)与调节性T细胞(Treg)及其相关细胞因子的影响,并评价其改善神经功能缺损的疗效。方法将88例缺血性脑卒中风痰阻络证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44例)和刘氏菖郁汤组(44例)。对照组按缺血性脑卒中相关指南进行基础治疗,刘氏菖郁汤组在此基础上加用刘氏菖郁汤,干预期为10 d。比较2组患者治疗前后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卒中量表(NIHSS)评分,Treg、Th17数量以及白细胞介素(IL)-6、IL-10、转化生长因子(TGF)-β含量的变化。结果治疗后,刘氏菖郁汤组NIHSS评分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神经功能缺损改善有效率为65.9%(29/44),明显高于对照组[36.4%(16/44),P<0.05];刘氏菖郁汤组Treg数量高于对照组(P<0.05),且刘氏菖郁汤组Treg数量上升,对照组Treg数量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刘氏菖郁汤组IL-6水平低于对照组(P<0.05),2组IL-10、TGF-β均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Th17/Treg比值降幅有大于对照组的趋势。结论刘氏菖郁汤能有效改善缺血性脑卒中风痰阻络证患者神经功能缺损,其机制可能与抑制IL-6的升高,提高IL-10、TGF-β含量,增加Treg数量,调整Th17/Treg平衡状态,减轻炎症反应有关。

走出囚徒困境与供应链合作双赢之路

由于个体理性差异及竞争性因素的客观存在,供应链管理及运作面临诸多问题。文章在建立供应链的合作博弈模型的基础上,分析了不同收益结构供应链的合作博弈问题及合作的可能性,最后总结了供应链企业冲破合作困境,步入合作双赢之路的若干策略,并且指出,如果供应链及相关各方建立完善而积极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制定具有强执行力的契约,实施Pareto优化和着眼于未来,从战略的大局考虑,那么供应链企业必将走出囚徒困境,步入合作双赢之路,供应链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将趋于建立和稳定。

“风”:刘咸炘历史理论的枢机

刘咸炘指出,"风"是贯穿历史进程始终、推动历史发展变化的"根本",它既是推动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因,又是《易》所展演的规律在历史运动中的具体形态。刘咸炘对"风"与历史嬗递和历史兴亡关系的阐发,意在探索救国救民的文化道路。刘咸炘的"风"论与中国历史上连绵不断的"时风"、"气运"研究一脉相承,受到了中西方文化思潮的冲击和影响,表现出了由传统向现代的嬗变倾向。

“刘三姐”作为象征符号的演变与重构

本文联系国家、社会、文化变迁,运用象征人类学理论及新历史主义观点,剖析了"刘三姐"隐含在国家主流话语及民间话语中不同的象征意义,并以"刘三姐"的当代境遇,说明了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国家出于政治或经济目的改造民间文化,而作为主体的民众面对国家主流话语并非别无选择,既受国家主流话语的影响,又能够依照自己的观念秩序进行民间文化的再造。

明末清初王船山“淮南子学”研究述评——以《读通鉴论》为中心

王船山在《读通鉴论》中对西汉淮南王刘长、刘安与《淮南子》都有所论述,其思想认识在明末清初的淮南子学中颇具代表性。王船山从正史立场出发,对淮南王刘长、刘安进行批评贬斥,但也对造成二者谋反事件的深层原因提出独到见解。王船山对《淮南子》一书褒贬兼具,深入揭示出后者与老子学说的思想关联。王船山的淮南子学研究表现出史论化、正史化、儒学化的特点,其思想内容虽然存在时代的局限性,但也具有丰富的学术启示价值。

中国古代手摇纺车的历史变迁——基于刘仙洲先生《手摇纺车图》的考证

基于刘仙洲先生所藏的汉代壁画临摹画《手摇纺车图》,考察该图的出处、图中纺妇的坐姿和发式、中国古代曲柄装置的发展史,质疑其真实性;同时,对中国古代手摇纺车史的变迁进行再审视,以期厘清一些观点对中国古代手摇纺车史的种种误解。

刘之常:平凡而伟大的电化教育先驱

刘之常终生从事基层民众教育工作,重视和善于运用媒体来辅助民众教育。他提出了电影是推进教育的好工具、是视觉教育的延续和发展的观点,践行了基于媒体的系统设计的理念,总结出了极具推广价值的电影教学方法,萌发出了电影与课程整合的思想,提炼出了"电化教学"术语,勾画出了电化教育教材的内容体系,对我国电化教育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是当之无愧的电化教育先驱。

试论刘敞《春秋》学的时代特色

刘敞是中唐啖助、赵匡、陆淳开创的"新《春秋》学"及宋学兴起初期的重要代表人物,其《春秋》学具有疑古惑经、以义理解经、经世致用等鲜明的时代特色,对其进行揭示,有利于加深对宋学特征的认识。

山定子幼苗根尖感染南京毛刺线虫后的组织变化

对山定子（MainsbaccataBorkh．）幼苗根尖组织的显微和超微结构观察结果表明：在遭到南京毛刺线虫（Trichodorusnajinjensis）侵染以后，被直接取食的细胞死亡，表现出细胞壁严重变形，部分分解，细胞器消失，整个细胞空间呈电子透明或仅在靠近细胞壁处存在少量电子密集的物质；未遭到直接取食但与死亡细胞邻近的细胞也发生畸变，这些均对根尖分生组织造成了破坏，导致根尖细胞死亡，并诱发丛簇根，这从组织学角度阐明了山定子幼苗感染南京毛刺线虫后发生短粗根病的成因。

是历史屈从现实,还是现实回归历史——与刘庆华先生商榷:发现攀枝花铁矿过程中的几个问题

文章就发现攀枝花铁矿过程中的几个问题,与刘庆华先生商椎。无论是常隆庆先生的遗墨或是《宁属七县地质矿产》,都无法支持刘庆华先生的"1936年说"。1936年常隆庆先生没有到攀枝花,没有发现攀枝花铁矿,更没有发现攀枝花钒铁磁铁矿。1940年8月发现攀枝花钒钛磁铁矿这次调查,刘之祥是领队,是发现攀枝花矿产资源的代表,常隆庆只是临时加入的同行者,是没有分配具体任务的共同发现人。文章用充分的文献资料证明,刘庆华先生把常隆庆先生确立为这次调查中发现攀矿的"领导","代表"是没有根据的。发现攀枝花钒钛铁矿是中国地质矿产勘探史上的一件壮举,面对十多年来的是是非非,是历史屈从现实,还是现实回归历史?科学的要义是什么?再一次成为我们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

中国长篇意识流小说第一人——论刘以鬯的《酒徒》及《寺内》

本文认为香港作家刘以鬯是中国长篇意识流小说的第一人。并分别对其长篇小说《酒徒》和中篇小说《寺内》作了论述 :《酒徒》是借鉴西方现代小说技巧写中国题材的成功实验 ,是中国意识流长篇小说的开山之作 ,在文学史上具有不可代替的地位 ;《寺内》用精神分析作全新观照 ,是对古典名剧的现代意识诠释 ,可谓当代“故事新编”的精典作品。

“大蝴蝶”的“技巧的政治”乎?——验证李欧梵眼中的王蒙“意识流”试验

王蒙的“意识流”试验在李欧梵眼里成了“技巧的政治”,与同在文学“意识流”问题上进行卓有成效实验的刘以鬯的文学观和审美观的比较中,可以见出此言并不怎么为过。

《离骚》隐赋“历数”考论——兼论《离骚》作者为刘安

《离骚》作为赋体文学作品,继承了荀子《赋篇》的"隐"的传统,以"历数"为隐,寄寓了作者对现实政治的批判以及改革、更新政治的主张。《离骚》的作者是淮南王刘安,不是屈原,《离骚》是作者应汉武帝之命而作。《离骚》的写作时间在汉武帝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其写作关乎武帝时代诸侯王地位日益微弱,朝廷疑忌日深的形势;作者作为"反王之后"的诸侯王忧谗畏讥,希望武帝消除对自己的疑虑,这是《离骚》题旨的重要方面。《离骚》之被认为屈原作,大约源于刘安的托名,托名他人,一方面这是一种文化传统;另一方面,由于《离骚》的以历为隐,表现了作者"改正朔,易服色"的主张,而当时的实际掌权者窦太后反对这种主张,为避不测,作者于是既托名屈原又将"历事"隐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