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刘大櫆文本世界中的女性

明清以来,涉及女性的传状、赠序、碑志等文本大多是理学塑造下的应酬文学,其价值性不高。但在刘大櫆的文本世界中,却能够发现女性独到的参与。他在文学创作对传统女性形象进行接续与重塑,在批评话语中重新阐释女性立场下的“礼教”与“性情”,并借助女性表达他对封建礼教和缙绅大夫的对抗,同时其真实的书写模式也还原了清代女性教育背景下的女性生存状态。

桐城派文气论与古典散文英译研究——以《游万柳堂记》英译为例

古典散文是中国文章写作的精粹,其英译是典籍英译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翻译就是做文章”,相比西方以语言转换为基础的翻译理论,中国译论中的文章翻译学更能有效指导古典散文的英译实践。本文以文章翻译学为纲,选取桐城派刘大櫆散文名篇《游万柳堂记》的英译本进行案例分析,考察桐城派文气论在古典散文英译中的适应性。研究认为,古典散文的英译要贴合原作的写作章法,以“气合”贯穿始终,使译文在音、义、篇等方面都与原文相得益彰,达到浑然一体、自然流畅的境界。

刘大櫆史学初探

刘大櫆反对天命史观,否定善恶必有报应,认为天道浑然无知,事物发展有其内在的规律。刘大櫆认为"天下之事将然者不可知,而惟已然者可以循迹而较",突出史学研究鉴往知来的现实意义,其读史评议及对史实的解喻具有强烈的现实观照。刘大櫆撰写的大量人物行状、传记和墓志,不仅有益于乡间风俗教化,亦有助于传统史学的平民化和通俗化。

走向审美之境:刘大櫆与桐城散文学的转向

作为桐城三祖之一,刘大櫆上继方苞的义法说,文道皆论,而重心落脚于文的一边。他将文章分为行文与行文之实两层,并将义理、书卷、经济降格为材料,将文学提升为能事,尤其突出神气音节的地位,将方苞的义法引向了文学审美一端,为姚鼐的义理考据文章说及神理气味格律声色说奠定了基础,是桐城派文论体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在中国散文学史上也有重要地位。

桐城派“因声求气”理论源流考辨

"因声求气"理论是桐城派文论的核心,也是中国传统文论的精粹。其渊源向上可以追溯到先秦,是对孟子、曹丕、刘勰、沈约、韩愈、朱熹等人的继承和发展;向下又是对后来理论的开拓与奠基,特别是在桐城派内部,从姚鼐到方东树、曾国藩,再到吴汝纶、张裕钊、贺涛等,对之更是推崇备至,世代承袭。五四以后,朱光潜用现代理论丰富和完善了这一理论,并赋予其以现代学术形态,为中国传统文艺理论的现代化提供了一个极佳的范例。

桐城“三祖”古文理论比较

桐城“三祖”的古文理论,就文、道关系的认识而言,方苞重在“道”,刘大櫆重在“文”,姚鼐文道合一。方苞的“义法”说主要是针对科学之文,实用之文而言,强调的是理性内涵和逻辑形式;刘大櫆的“神气”说主要是针对文艺之文而言,强调的是审美意味和艺术技巧;姚鼐的“义理、考据、文章”说是对方苞、刘大櫆理论的整合,取长补短。桐城派作为我国文学史上的一个散文流派,创始于方苞,变化于刘大櫆,成熟于姚鼐。

“岂关科第求人才”——刘大櫆与吴敬梓科举观之比较

刘大櫆以诗文流芳,吴敬梓以小说传世。二人生活时代相同,地缘相近,人生经历和思想认识有诸多相通之处。特别是两人都分别通过不同方式对科举制度的弊端进行了有力的揭露和批判,在时代进步中发挥了积极作用。通过对他们的科举经历和科举观加以比较,既有利于我们全面客观地认识刘大櫆的思想全貌及历史地位,也有利于我们理解和研究吴敬梓及《儒林外史》,从而更好地看清两人生活时代科举制度对知识分子的禁锢和摧残。

安徽书院与桐城派的学术传承及影响

桐城派在二百余年传衍发展过程中,书院讲学起到了基因性塑造作用,而徽州紫阳书院、问政书院和安庆敬敷书院等,则是桐城派在安徽从事书院教育的主要基地。两地人才的培养、文风的培育、相互间文化交流的增多,与刘大櫆、姚鼐等多年主讲这几座书院有密切关系。对此进行系统梳理和深入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桐城派的传承规律和清代安徽书院教育的基本风貌。

试析刘大櫆的时文观

作为"桐城三祖"之一的刘大,不仅精通古文,对时文也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他看到了时文内在的不同品位,积极推崇高境界时文;认为时文的职能在于阐发经典原意,真正做到"代圣贤立言";在时文和古文的关系上,打破两者之间看似不可逾越的界限,主张"以古文为时文";提出作者的人品、环境等是影响时文创作的重要因素。刘大的时文观对后人研究时文产生了重要影响。

论刘大櫆《论文偶记》“字句者,音节之矩”

刘大櫆的"神气""音节""字句"说,继方苞之后开辟了从纯粹形式上谈论散文写作的天地,但是我们对于"字句"和"音节"的研究还很少。通过从"字句"本身理论的分析和"音节"理论内涵的分析,找出"字句"生成"音节"的内在机制,从而以现代人的视域阐释刘大櫆的"字句者,音节之矩"。

评历代文论家关于“文”“气”的论述

历代文论家对“文”“论”做了论述。孟子“养气说”的“浩然之气”是从伦理、道德等精神方面而言的。曹丕的“文以气为主”说,是把“气”区分为“清”“浊”二体。刘勰从他的《文心雕龙》中的《养气》、《风骨》、《神思》、《体性》、《明诗》、《隐秀》等篇里“气”的基本含义中,引伸出“养气”、“志气”、“齐气”、“逸气”、“异气”、“清气”、“秀气”等词义。苏辙认为文章的气势在于作者后天的修养等等。

论桐城诗派的两条诗学路径

桐城诗派由姚范、刘大櫆开宗立派,在姚鼐、朱孝纯手中发扬光大,形成奇险与雄奇两条风格互补的诗学路径。奇险支派是桐城诗派的主流,重视学习黄庭坚、韩愈与杜甫,姚范诗作往往以学问为诗,爱用生词僻字,好用事用典,常以虚字入诗,对姚鼐一脉产生一定影响。雄奇支派逐渐被熔铸唐宋的诗学传统所淹,在桐城诗派史上不显,刘大櫆以才气为诗,通过句式变化与夸饰手法创造雄奇诗风;朱孝纯游历较广,其雄奇诗风多得山川之助。

论刘大櫆传记文的思想和艺术特色

刘大櫆的传记散文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和显著的艺术特色,传记文透露出刘大櫆的女性观,以及对真、善、美的歌颂,同时,刘大櫆将小说笔法引入传记散文创作中,在布局谋篇上求新求变,充分体现其"文之能事"的艺术特色。

方苞的“义法”说对刘大櫆“神气”说的影响

方苞对刘大櫆的影响最大,无论是在仕途道路还是学术道路。其中方苞的"义法"说对刘大櫆的"神气、音节、字句"说影响最大,从某种程度上说刘大櫆的"神气"说就是在对方苞"义法"说中"法"的深度阐释,也是刘大櫆从形式上研究"行文"的理论机制的起点。

刘大櫆及其诗歌研究述评

刘大櫆作为"桐城三祖"之一,是清代中期著名的古文家兼诗人。近代以来学者主要从四个方面对其展开研究:生平事迹,诗文理论及创作,刘氏在桐城派中的地位,刘氏的政治、哲学、科举与史学思想。刘大櫆诗文并擅,却诗为文掩,通过对其诗歌的研究历程划分三个阶段进行详细梳理,可以发现对其诗歌研究还存在很大的拓展空间。

简论刘大櫆的古文艺术特色

刘大櫆,桐城派的拓大者。古文创作颇为丰富且具有独创性。其古文艺术特色主要体现在:在意境上,以神为主,才雄气肆;在语言上,兼用多种表达方式,要求"情韵并美,文采照耀";在人物描写上,善于展现细节,通过细节写出人物的神态心理。

刘大櫆“神气”内涵研究述论

刘大櫆的"神气"说由"神气"、"音节"、"字句"以及它们之间相互的关系构成,对于其中的"神气"有很多的解释。前人对刘大櫆"神气"的研究,按照研究角度分为三类:从创作主体角度,从文章客体角度和主客体合一的角度。而我们还是倡导从刘大櫆理论之中去阐释"神气"的内涵,以求达到将刘大櫆眼中的"神气"涵义的阐释的角度分析出来。

刘大櫆《皖江酬唱集序》本事及其意义

刘大櫆《皖江酬唱集序》记载了安庆、池州知府往复酬唱联为巨编的文学盛事。据府、县志及张士范《澹园诗草》考知安庆知府为郑交泰,池州知府即张士范;推测酬唱时间在乾隆三十八年(1773),酬唱题材以祷雨、赏花、望月为主,酬唱参加人包括属邑之吏、来安庆受命即将赴任的地方官员和里居绩学士人。乾隆时期,时人以“皖江”冠名并称一批怀宁籍诗人,“皖江”逐渐成为怀宁籍与旅居安庆的诗人诗歌创作的重要意象。《皖江酬唱集》以“皖江”命名结集,符合时代文化发展要求,也对后代以“皖江”称名结集的诗文集产生影响。然而,皖江诗人群范围过于狭窄,又因桐城派异军突起淹没皖江诗学,《皖江酬唱集》的文化影响力还是有限的。

《论文偶记》中“神”之美学构建

作为“桐城三祖”之一的刘大櫆,他在桐城派文化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刘大櫆虽然没有像方苞、姚鼐那样提出个性鲜明、影响广泛的理论学说,但其以丰富的文学实践和鲜明的学术个性,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研究。其代表作《论文偶记》以“神气”为主题,深入探析了“神气”的审美内涵及践行途径。刘大櫆以诗论文,重视散文的艺术表现,深入剖析了“神”这一美学范畴,并结合散文理论和绘画理论,从“神”与“法”“气”“势”“十二贵”等方面的关系,探寻了“神”的本质、践行路径及表现形式等,从而实现了“文以载道”到“神”之美学旨趣追求的转变,从审美创造、审美传达和审美感悟三个维度将“神”推向了纯粹美学趣味,奠定了“神”的美学地位。